作者：尼克·查特（Nick Chater）
译者：王培
原文发表于The Guardian，2018年4月1日
在极为仔细地重新审视了心智的工作方式之后，一位著名的行为科学家认为，深度的内心生活是一种幻觉。不过，他说，这一结论值得庆祝，而不是绝望。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高潮部分，火车即将驶离莫斯科边境，女主人公准备卧轨自杀。但她真的想寻死吗？对俄罗斯贵族生活的厌倦和对失去爱人沃伦斯基的恐惧，是否让她变得如此生无可恋，以致于死亡似乎成了唯一的逃避？还是说，她最后的行为只是体现了情绪的反复无常，是绝望之情的戏剧化表现，实际上在做出卧轨举动之前她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一举动？
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托尔斯泰说，安娜有黑色的头发，那么安娜就有黑色的头发。但如果托尔斯泰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安娜要跳轨自杀，那么安娜的动机就肯定是个迷了。我们可以试图用我们的理解以及通过争论各种可能性来解答这个谜题，但我们不可能知道安娜真实的想法，因为安娜是个虚构人物。
让我们假设另一种情况。安娜是一个历史人物，是托尔斯泰笔下重要的传记对象。现在，安娜的动机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文学理解问题。然而我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是一样的：同样的文字现在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提供了解开谜题的（也许是不可靠的）线索，因为主人公不再是虚构人物。历史学家，而非文学评论家，可能会对彼此的不同理解争论不休。
现在请想象一下，假设庞大的火车及时刹住了车，我们有机会亲自问安娜这些问题。安娜受了重伤，被秘密送进一家莫斯科医院，克服重重困难，逐渐开始康复。我们在瑞士一个疗养院正巧碰到了正在休养的安娜。然而，说不定安娜本人也跟其他人一样，不太确信自己的真实动机。毕竟，一旦她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她也不得不参与理解的过程。诚然，她可能有一些外人所没有的“信息”——比如，当她靠近站台边缘时，她脑海中也许想起了“沃伦斯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这句令人绝望的话。然而，任何这类信息上的优势都可能被扭曲的自我认知视角夸大。事实上，我们应该总是对自传抱有质疑的态度。
安娜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凯拉·奈特莉饰演的《安娜·卡列尼娜》，由乔·怀特执导。
Photograph: Universal Pictures/Sportsphoto/Allstar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个是我们的心智有着黑暗而不可测的“隐秘深度”。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不可能期待他人能够可靠地审视自己，并拿出一套全面而真实的关于自己信念和动机的解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长期以来都在争论人类动机这潭水到底有多深。文字关联、梦之解析、心理治疗、行为实验、生理记录和大脑成像都是流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我相信，我们的反思应该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对真实人物的理解与对虚构人物的理解没有什么差异。如果托尔斯泰的小说是纪实文学，而安娜又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在19世纪的俄罗斯贵妇，那么当然，肯定存在着一个关于安娜是否出生于星期二的事实。不过，我认为，我们仍然不会对安娜的动机有真正的了解。没有任何心理治疗、梦之分析、文字关联、行为实验或大脑成像能重现一个人的“真实动机”，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根本发现不了动机。
幻觉的证据
这个结论并不是我草率得出来的。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想要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和做决策的。如果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自己想法的各种故事大致是准确的，如果这些故事只需要做一点修改和删减，就能得到真实的图景，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人们的想法。尽管如此，我们的这些理解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反对“心智拥有深度”的证据非常有力。在拒斥这些证据多年之后，最终我承认我一味拒斥的做法还是失败了。
雅克·尼奥的“12点幻觉”。
Photograph: Jacques Ninio
在这个问题上，感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利的线索。让我们看看雅克·尼奥（Jacques Ninio）精妙的“12点幻觉”这个例子吧。12个黑点排列成3行，每行有4个点。当把这些黑点放置在白色背景下，它们都清晰可见。但当它们被置于网状背景下，你只有在可以刻意注意它们时，才能看到其中一部分，而你没能看到的那些黑点似乎在交叉的灰线中“消失”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相邻成对的黑点，或者一条线上的黑点，或者构成三角形和方形的黑点，尽管这些形状都相当不稳定。然而，我们的注意力是很短暂的，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某些黑点上时，就看不到其他黑点。
显然，注意力的局限性也适用于我们对日常环境的侦查：我们一次只能注意到一个事物，而其他事物似乎消失在我们眼前。那种认为我们的感官能够以全部细节和色彩捕获整个视觉世界的看法其实是一种幻觉。相反，我们只能通过相当狭窄的注意力“窗口”，一次捕获一个事物、一个单词或一张面孔。但这种幻觉始终会存在，因为只要我们想知道，比如，花瓶的颜色或者一个单词的构成，我们的眼睛和注意力几乎瞬间就可以采取行动，锁定在“目标”上，并回答出我们的问题。我们总是能很快得到答案，以至于我们误以为答案就摆在我们眼前。
如果我们将上述所举的幻觉例子延伸一下，我们就会开始怀疑一种现象学了，这种现象学认为我们有一个充满想法和感受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实际上，跟注意力不停在切换一样，我们的大脑也在不停地活动。这里举一个特别的例子。我们可以想想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对“裂脑”病人的经典研究，连接该病人大脑左半球和右半球的胼胝体在一场手术中被割掉了。
我们的左右大脑是相互连接的：左半球看见的是视觉世界的右半部分，并控制右手的活动，反之亦然。因此，这意味着，对于裂脑病人而言，对右半球和左半球施以完全不同的刺激，做出的反应会完全不同。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加扎尼加让病人的右脑半球看雪景，让左脑半球看鸡脚。接下来，右脑半球要做的事情是找到一幅与它看到的东西（雪景）相匹配的图片。很自然地，右脑半球选择了一张画有铁铲的图片（用左手选择的）。那么，左脑半球该如何解释（左脑半球掌管语言）这一选择呢？它应该会感到困惑，因为它对右脑半球真实的选择原因一无所知，因为它看不到雪景。然而很快，它就得出了答案：鸡脚与鸡相关，而你需要一个铁铲来清理鸡的粪便。答案是正确的，但解释却是错的。
我们的语言系统能就我们的行为持续产生一系列听上去很靠谱的解释，但值得怀疑的是，当我们的语言系统不可能知道真相时，它也仍然能以同样的速度和信心产生持续的解释，并且根本停不下来。
我们内在的心智世界是想象出来的。我们会为自己和他人的体验之流构建各种解释，就像我们会猜想虚构的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样。回到安娜，我们想知道，她的绝望是否主要源于自己社会地位的下降、她对儿子未来的担忧或者对毫无意义的贵族生活的厌倦，而不是受到爱情的折磨。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理解，尽管有些理解更有说服力，在托尔斯泰的文字中表达得更清晰。但托尔斯泰，如果他是一个记者，也不可能对真安娜的行为给出更可靠的解释；她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完全有可能是杜撰的。
真实生活并非与小说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产生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思想就跟虚构一样，我们瞬间就能编撰出来，并不需要太长时间。那种认为行为像汪洋大海的海面，其背后充满了深不可测的内心动机、信念和欲望的看法，只不过是我们大脑想象出来的把戏。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说我们的心智没有深度，或者非常浅薄，而是说心智是平的：它所想到的东西就像是海面，既是水平的，又是流动的。
即兴的心智可以解释一切现象。每一个选择、偏好或信念，无论重要程度如何，一旦受到挑战，都能迅速产生一系列合理化解释。为什么要选这张沙发？为什么要听巴赫，而不是勃拉姆斯？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职业？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会进化，而不是被创生？自行车、小提琴、货币是如何工作的？每一个理由都能被进一步的理由所支持、劝诫和澄清，每一个理由都能得到进一步捍卫，似乎没完没了。我们的创造力如此旺盛，如此轻松，以至于我们想象我们一定是在咨询“内心的上帝”，祂能给我们的每一个问题提供答案。
巴赫还是勃拉姆斯？即兴的想法可以为任何一种偏好做辩护。
Photograph: Stock Montage/Getty Images
然而，只要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知道，“内心的上帝”是一种幻觉。我们的主要线索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解释并非天衣无缝。事实上，它们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而且是系统性的。如今，几乎没有争议的是，我们的思维似乎是碎片化的和自相矛盾的。我无法准确告诉你一台冰箱是如何工作的，电是如何在家中运行的。当我努力想要解释英语语法规则、解释量化宽松是如何运转的、解释水果和蔬菜有什么区别时，我总是发现自己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
然而，这些困惑和矛盾难道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吗？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尝试，用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去尝试。两千年的哲学史一直在致力于“澄清”我们的很多常识：因果性、善、空间、时间、知识、心智和其他概念。无需说，我们一直没能做到澄清。而且，科学和数学始于我们的常识，但最终又破坏了常识——无论是讨论热、重量、力、能力，还是其他概念——以至于它们提出了全新的、精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通常是反直觉的。这也是为什么物理学要花数百年才会有重大突破，而一些新的小进展则会给每一代学生带来挑战。
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经发现，信念、欲望和类似的日常心理概念事实上都是相当令人困惑和迷茫的。我们随意地给词汇下定义：我们会说，蚂蚁“知道”食物在哪里，“想要”把食物带回蚁巢；奶牛“相信”将要下雨；电子宠物“想要”吃东西；当我想在电脑上打出“grist”这个词时，我的大脑不听使唤地敲出了“gristle”这个词。我们将信念和欲望随意投射在自己和他人身上；自打弗洛伊德以来，我们甚至发明了很多种“内心自我”概念（认同、自我、超我），每一种概念都有其自身的动机和意图。但这些理性化的做法绝不比虚构更难。事实上，精神分析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推测；情节最复杂的故事可能来自碎片化的行为或梦境的片段。
人工智能实验
然而，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也许仍可以受到“常识理论”的指引，尽管该理论与科学理论不尽相同，但仍能做到逻辑自洽。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从1950年代起，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将很多智力和精力投向了一个尤其精巧和融贯的领域，试图将我们的某些常识理论固化下来。它的目标是想将人类思维系统化和组织化，从而能够复制人类思维，并创造出一种类似于人类的机器。
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采用了这种方法。人们对此期望很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主流学者预测，人类水平的智能可以在20到30年间得以实现。然而到了19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一预测产生怀疑。到了1980年代，开发和系统化知识的项目逐渐进入停滞状态。事实上，想要从我们“内心的上帝”中构建人工智能理论的做法宣告失败了，不过，我们还是从中得到了教益：要想通过知识、信念、动机来确证人们的行为是相当困难的。
事实上，象棋大师并不能真正解释他们是如何下象棋的；医生也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诊断病人的，没有人能准确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日常世界中的人和物的。我们的解释听起来像是解释，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些融贯的说辞而已。也许我们从早期人工智能发展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人工智能所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太困难了。
组装捷豹和路虎汽车的机器人不需要具有人类智能。
Photograph: Matt Crossick/Empics
通过拟人方式发展人工智能的做法从此被悄然抛弃了。相反，这几十年来，AI研究人员通过直接利用海量大数据——图片、声波、语言库、象棋比赛，等等——而不是向人类学习，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进展。很多AI研究已经变成一个独特的相关领域：机器学习。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取得进展，是因为大量前沿技术的进步：计算机运算变得越来越快、数据集越来越大、学习方法越来越聪明。但人类思维仍然没能得到理解，常识理论仍然没能得到重建。
我相信，人类心智即兴运作的独特性是人类智能的核心所在，这种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成功处理在物理环境和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复杂而开放的挑战。AI和机器人智能在不需要这种即兴能力的地方才会取得成功：比如，围棋领域的Alpha Go和组装汽车的机器人。千万不要被误导了：“机器人的崛起”只不过意味着自动化变得更成熟了。人类大脑惊人的创造力不会在不远的将来被硅基材料所复制，也许永远不会，而正是这种创造力能够帮助我们时刻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
创造未来的自我
不要为此感到绝望。这并非意味着不存在我们定义为“自我”的东西。我们的大脑是不间断的、令人惊叹的即兴创作者，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想法。不过，与任何即兴创作一样，比如，舞蹈、音乐、讲故事，每一个新想法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建立在过往碎片化的即兴创作之上。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故事，同时每个人也是一部极具创造力的机器，能够重新编撰这些经历，创造新的感知、想法、情绪和故事。故事的叠加使得有些思维方式对我们而言是很自然的，而另一些思维方式则显得有些古怪或不适。尽管我们需要依赖过往经历，但我们还是在持续重构自我，通过这种重构，我们可以形成自我认同，塑造更好的自己。
因此，我们不是被来自幽暗而隐秘的心智世界中那股不可逆的隐蔽之力所驱动，相反，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是能够根据过往想法和行为而发生改变的，并且我们通常有较为自由的思考和行为空间，其程度要取决于我们思考的是哪些过往经历，以及我们想要让自己发生哪些改变。由于今天的想法和行为就是明天的过往，我们就总是在时时刻刻地重塑着自我。
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的内心深度概念相矛盾，但它显然更符合认知行为疗法（CBT），而这种疗法有着最佳的临床治疗效果。重塑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建立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并取代旧的模式。如此，我们就打开了更有效的通路，使得我们能产生更快乐、更有益的想法。认知行为疗法的目标正在于：建立新的行为（接触而不是回避恐惧之物）和想法（转移负面想法），创建新的过往经历，它也许能逐渐取代对过往经历的固有认知。所有这些认知疗法都能帮助我们重新改写我们过往的经历，创建能够有利于面向未来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但认知疗法不会也不能做到揭示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病兆，这倒不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想法模糊不清，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
你可能会说，这一切真是太棒了。但我们仍然需要信念和动机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堆完全混乱的东西。诚然，无论程度大小如何，确实存在着关于自我的主要内心事实，它们为我们的行为奠定了方向：我们所珍视的事物、我们所相信的理想、打动我们的激情。但如果心智是平的，哪怕我们可以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信念和动机也不一定能驱使我们的行为，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投射，而不是现实本身。
然而，过往经历的叠加——过往想法和行为的连续调整和变化产生了新的想法和行为——能够为思维的有序性（有时是无序性）提供不同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尤其是我们的文化一直被人们视作共享的传统习俗——我们所做、所欲、所说、所想的事情——这些习俗形成了社会秩序，也形成了每个人内心的秩序。
通过构建新的过往，我们就能逐渐创造我们共同的文化。由于我们新的过往建立在旧的共享过往之上，因此我们的文化也会形塑我们。如果单独来思考，我们的“自我”事实上是偏狭的、碎片化的、相当脆弱的，我们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小说人物。然而，如果从整体来思考，我们就能一起构建相当稳定和融贯的生活、组织和社会。
我相信，这就是所谓自由的思考。我们不是由隐藏的动机所驱使，不是被无意识的力量所捆绑或者被绝望的过往所辖制。每一个新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重塑自我的机会，哪怕是很小的机会。当然，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业余萨克斯管吹奏者不可能自由决定自己能吹出查理·帕克的水平，刚学英语的人不可能轻易模仿西尔维娅·普拉特的诗作，物理专业的学生也不可能轻易达到爱因斯坦的高度。
自由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能自由决定自己能吹出查理·帕克的水平。
Photograph: Hulton Getty
产生新的行为、技能和想法需要打造丰富而深刻的心智经历；专业人士花了无数时间才具有的能力，我们不可能靠走捷径就能获取。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新的想法和行为正是从这些经历中产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演奏音乐、书写故事、进行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产生恐惧和焦虑，有时还会与他人产生冲突。我们的自由不是一种像魔法般一瞬间就能改变自我的能力，而是一个逐渐重塑我们想法和行为的过程。我们当前的想法和行为会持续重塑我们的心智，尽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种观点是否意味着我们是一块“白板”，我们可以在上面书写任何心智模式呢？并非如此。音乐传统建立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节拍产生器”上，也建立在大脑组织声音和话语的方式上。语言传统是由我们的发声器官形成的，也是我们大脑产生和重塑复杂序列的结果，等等。人类的音乐和语言有多种形式，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同样，思维方式也并非只有一种，它们深刻地受到我们大脑偏见和倾向的影响，也受到我们基因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会受到生物因素影响，但并不受其决定；我们也不必认为我们内心隐藏着神秘的物理力量。任何思维的禁锢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也能够以它们被创造出来的方式被我们消解掉。如果心智是平的——如果我们能够想象我们的感知、生活和文化——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并让其成为现实。
关于作者：
尼克·查特是《心智是平的》（The mind Is Flat）一书的作者，英国华威大学商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和决策技术有限公司（Decision Technology Ltd）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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