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

我一直关注元、明、清闽粤赣边的族群演变历史，以及客、畲、瑶之间的关系，所以对这方面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很感兴趣，写有几篇读书心得，主要是做内容简介以及评论，也是为我提供理论。现在这部刘婷玉的《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以下简称《凤凰于飞》）有着全新的视角，也在于作者得益于学界近年来对畲族文书的大量搜集，并在广泛收集和整理畲族家族文书的基础上，以“畲”自己作为主体性话语者，来还原那段历史。以下是我阅读《凤凰于飞》以及相关的著作书评、讲座、座谈做的读书笔记，本人做了综合整理，并非原创，为我对本地的瑶畲、客家人等族群的迁徙和演变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方法和理论。

《凤凰于飞》的绪论中，作者提出了被称为“畲”的这个群体到底应该如何进行界定的问题。而历史上，“畲”多为“他者”所表述，而且在历史资料中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畲”族，由于“畲”本身的主体性失语，“畲”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对象，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作者选择以畲族自己书写的历史文本（族谱、祖图和宗教科仪书）来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来重构这个东南少数民族族群历史。

作者探讨了“畲”的复杂起源。“畲”字很早即已存在，代表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最早的记载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用“畲”来指代漳州一个具有“刀耕火耘，厓栖谷汲”、不役不税的特征族群，与此同时，他们与汉人之间亦存在颇多接触。而宋元时期的“畲寇”、“畲军”的记载大部分也是集中于闽粤赣边地区。自宋末到元代，“畲”在历史记载中频繁出现，但是元代中后期以后便忽然消失，很大一部分迁徙转变成后来的客家人和福佬人。等到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的福建各地方志之中。

刘克庄、文天祥还有明代的方志编纂者似乎都把畲与“徭（瑶）”之间的联系视为理所当然。作者对比了畲族、瑶族文献的样式，发现其故事结构、母题、语言、词语有部分重复，甚至提及了从湖南、广西、广东迁徙而来的过程，但可能在明朝以后与瑶族群体发生了分化。畲民的家族传承有特殊的祖先记忆系统，主要是以家族祭祀的形式存在的，记录盘瓠故事的祖图、长联和开山公据（券牒）张挂的主要场合就是家族祭祀，而族谱中的“郎名”“法名”的命名方式则来自于其“学师”的法术传统，同时作为其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的维系方式。也通过李辉、潘悟云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来表明畲族在基因上和瑶族的密切联系。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作者重构畲族的历史演进历程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畲族有越的成分，但不一定是线性的汉代的闽越人的后裔，而应该是活跃于南岭民族走廊“多元”的以瑶为主形成的一个族群。

就是在梳理族谱的过程中，作者将收集了畲族的240多部族谱，并把迁徙时间、迁徙的迁入地、迁出地的信息制表汇总，发现畲族族谱中多有记载明初的祖先与卫所军的关系，因此可推断畲族出迁可能与明初闽东军事屯田系统的建立有关。她进一步将明初闽东的屯田村落信息加以稽考，发现畲族最早迁入福建的地名都落在明初闽东的卫所屯田区域。由于元明之际战争和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明初设置卫所屯田时，便将各个地方的卫所屯田都安排在福州附近。也正是因应于这样一个历史契机，原来生活在闽粤赣交界的畲族族群，在通过元代的屯田系统被编入了元代屯田军以后，因为明初收集元代旧军，从而进入到了明代的屯田军系统。又因为明代建宁左右卫的屯田设置在福州附近，开启了该族群从闽粤赣交界区域向闽东区域迁徙的初始契机。尽管如此，明初到有清一代持续不断的迁入，才是形成当前畲族聚居于闽东沿海并散居于几乎福建各个县市山区的最主要原因。

梳理了畲人的迁徙历程以后，刘婷玉由此出发来关注福建地区历史上的族群融合。她认为，虽然福建的客家人都坚称他们是中古时代北方汉人的后裔，但其实他们与畲人分享了很多共同的历史遗产。例如在语言层面上，畲语和客语其实源头接近，客家认同的强化是在民国年间，与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作者认为，客家和畲族在历史上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产生了分化，这个分化的时间点应该就是在宋、元、明之间。在宋元战争中，有为数不少的南宋汉军来到闽粤赣交界区域，使得客家里保留了很多与宋室相关的汉族认同。这个南迁的宋军群体与原来本地的畲军融合后，发展出了倾向不同的一些族群认同，有一部分保留了自己的盘瓠信仰的畲族先民在入明后迁到闽东浙南聚居，更容易保存自己的这种族群认同。

有趣的是，在福建地区的客家人、闽南人、福州人，纷纷在明到清的时间段，发展出了围绕着“畲”是闽越后裔的民间传说，比如闽南地区的平闽十八洞传说，故事里的“蛮王”就是带有畲族特征的蓝姓。甚至整个漳州地区的“开漳圣王”的传说，都是在类似的传说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对于福建来说，“蛮”是一个很危险的词汇，和“汉”是对立面。福建各地的英雄祖先的传说，都是关于他们的汉族英雄祖先如何来到福建这个蛮地、并打败了当地的蛮族势力的故事。但是当今的畲族和瑶族类似，都是在南岭民族走廊的一个游耕民族。即使在宋代，畲族也不是一个固定生活在漳州的群体，而是一直在南岭民族走廊频繁迁徙的一个群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族群。

但是在一波波迁来福建的汉族人跟本地人融合以后，畲族被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加以建构。明清时期生活在福建的各种族群，都拿畲作为一个符号去塑造一个蛮的形象，以摆脱自己与“蛮”的关联。所以他们才会如此需要强调自己是北方汉族后裔，这就是希望成为华夏中心的一种概念，而不一定是族群融合的真实历史。

在祖源记忆层面，福建的汉族、畲族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的相互认知：不论是福州人、闽南人抑或是客家人，这些广义上的汉族都会宣称自己是北方中原移民的后代，而将畲族视为闽越人的后裔。从这个问题出发，她已经把自己畲族研究之学术外延进行了扩展，即通过对畲人历史的考察，去梳理福建地区历史上的移民问题。

刘婷玉另在《明清小冰期与“畲民向化”——环境变迁与闽粤赣湘交界区域的族群关系》一文中做了更多的拓展，把明朝中叶闽粤赣边地区的“贼乱”与从明代弘治年间开始的小冰期导致的山区生态恶化联系起来。她发现闽粤赣湘交界区域是历史上畲民与客家民系的集中居住区，王阳明于正德年间平定赣南的动乱并设立“十家牌法”，生活在此区域的畲民、流民成为政府管辖下的“新民”，直接影响畲族、客家民系和当地族群格局的形成，自此之后，赣南、闽西的畲民活动记载大为减少。

我认为《凤凰于飞》也是存在一些欠缺，有两个方面：

一是畲与瑶一样是一个迁徙性民族，一直没有停止过四处迁徙，其早期迁到闽东、浙南未必与屯军有关，畲军由于屯军导致进入闽东的迁徙仍然需要更多的文献资料来支持，这也是一些学者的想法。如果畲军成为屯军，进入国家的管理系统，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身份和生活习性是个难题。而来自于明清闽粤赣边的族群也向四周迁徙，到达国家西部的这些族群，或者是客家人，或者是瑶的身份，或者是融合入其他粤语、闽南语系等族群，却少有“畲”的存在，可能是“畲”作为“他称”而不是自称所带来的影响。

二是关于郎、法名的来源，作者认为其历史渊源来自唐以来的“行第”名传统，又受到了道教仪式命名系统的影响，我觉得尚缺乏此传播途径的文献资料记载。还有作者认为明清诸多客家、畲族姓氏家族建构中，其所保存的宋元时代的只有行第郎名的祖先名称，很有可能是出于登籍纳粮与赋役之必需，其理由也没有什么依据。我认为，当然畲瑶宗教信仰虽然很多来自教义、文本、神明来自汉族道教，但是其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本民族的。刘婷玉以福建闾山道教派是汉族的文化，却没有意识到其瑶畲宗教文化的本质，这影响了《凤凰于飞》有关瑶畲宗教文化方面的分析。有见叶明生《共生文化圈之巫道文化形态探讨福建闾山教与湖南梅山教之比较》一文中有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闾山教、梅山教“不仅同属一个古巫系统，而且互相还有交流与影响的迹象，为长江中下游之南方巫法闾山派的共生物”，闾山派深受楚巫文化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楚地瑶人的巫文化（包括盘古信仰及符法、梅山张五郎、梅山长沙王等）。

作者认为畲、客郎、法名的命名系统未必完全继承于瑶族，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区域历史色彩，她列出陈永海将畲、客的郎名、法名与道教仪式联系起来的观点，这道教派是闾山派，但她本人却缺乏对畲、瑶宗教信仰的深入研究。有关包括郎、法名的瑶族宗教信仰，徐祖祥的《瑶族的宗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有非常详细的研究，谨见我的《从云南《瑶族的宗教与社会》来识见粤西古代瑶族的宗教信仰》，相信可以了解到为何郎法名作为可以判断其族群身份的一个有力依据。

2022年11月7日，茂名桐庐

参考资料：

黄一彪《刘婷玉〈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

讲座《刘婷玉：东南边疆历史中的“畲”》

厦门大学座谈《明清时期东南族群的家族与国族》

刘婷玉《明清小冰期与“畲民向化”——环境变迁与闽粤赣湘交界区域的族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