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镇上。9岁那年，是父亲的搬家决定，让我在漫漫人生路上有了一次美好的转弯。搬到城里后，我很少真正回到农村吃住、生活。不过，这么多年过去，自己好像也没能在城市的中心站稳脚跟，仿佛一直走在城市的外环线上。既可以说自己是城里人，又好像始终没法融入城市的中心，真正享有城市的繁华与先进。兜兜转转，在我32岁这年，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又回到了当年踏进外环线的起点，我来驻村扶贫了。希望在这里，能够读懂农村、读懂生活，更能重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
一、“从前慢”
驻村扶贫工作当然很苦，不过驻村工作队的生活并不等于农村生活。只有把自己视作村里人，双脚丈量，遍访乡亲，才能初窥农村生活的门径。
初到村中与乡亲接触，对于已习惯城市快节奏的人来说，更多感觉到的是节奏缓慢、时间自由、没有束缚，不会像在市里机关那样每天一个接一个的工作任务，经常加班到深夜；即便不加班，也往往会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在惝恍迷离的夜色中。
在这里，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落山后，村里很少再见到光亮。没有了应酬，没有了娱乐，初时还是一种轻松，到后来除却心志坚定者，难免会感到百无聊赖。忙完每天的工作，真正面对的，都是“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的生活。
当你是看风景的人时，会觉得乡村像一幅美丽的风景；当你生活在其中时，看到的便不再是画，而是一部单调重复的默片。
就像钱锺书在《宋诗选注·范成大》中所说：《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后世的田园诗，……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真正的农村生活，只有生活在其中之人，才有所体悟。仅仅是每天还要倒泔水和上旱厕这两点，恐怕就是很多人难以忍受的。
图：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其境过清不可久居。
慢不仅体现在单调重复，还体现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对我而言，时间是最珍贵之物。我爱用扫地机器人、爱用洗衣机，这些带给我的好处并非是单纯体力上的节省，更多是让我有了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于乡亲们来说，尤其是过了农忙时节的乡亲们来说，时间不但不珍贵，反而是需要打发之物。他们往往说，闲着也是闲着，找点活慢慢干。打麻将、溜小酒，算是这种时间观念的衍生品。
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生活，那时一切都很慢，镇上就是这样自顾自运转着。新的政策、新的习惯，传来的也很慢，即便在电视上看到，也要过好久才能在生活中有感知。
比如广告里新出的零食，我经常都是焦急等待了半年多，才会在镇上的食杂店买到。比如我小学时，学校条件有限，体检只是测视力、量身高体重、听诊器听听心肺。以至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体检的概念只是这些内容。
二、“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生活节奏慢，那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影响什么。对新事物接受得慢，思想转变得慢，才是一件让人忧心忡忡的事。就像我对体检的概念这件事，涵盖很广的体检，变成了小打小闹的测量，缩小了外延，也随之局限了自己的思维。
尽管村中不少人也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开通了无线网络，但在这个大数据的环境里，乡亲们在手机上看到的，往往还是自己想看的，而不是应该看的。抖音、快手常常玩，但养老保险等手机刷脸却总是学不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并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思想也是一种上层建筑，我们面对的经济体量决定着我们思维乃至思想的体量。比如我，小学在镇上，学校的操场只有从教室通向厕所的一条砖路，它还有个专用名词——甬道；其余都是土地，下雨天根本没法在操场上玩。我那时就在想，听说城里的学校都是水泥地，还有室内体育馆，这得多少钱啊？太有钱了！每天大约5毛钱零食钱的我，不敢想象十几万的费用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
工作后，虽然自己也不过挣着几千元的工资，但毕竟我要为几十万的房子还贷款，也会在工作中申请上百万的预算；也生活在逛超市没买什么就要花掉一张百元票子的物价环境中。分和角，也很少再作为货币的计量单位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来到村里后，和乡亲们的交谈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分和毛再次成为了高频词。比如一斤苞米往年可以卖7毛钱，今年因为受灾，物以稀为贵，变成了9毛钱一斤；辣椒卖一斤7毛钱，采摘辣椒的人工费一斤2毛钱……贫困户大娘说自己去城里买衣服，售货员推荐她一件300元的小衫。大娘说，孩子啊，大娘要是穿这么贵的衣服，我们家一年的电费就没了。
现行标准下，去掉生产经营性支出，人均年纯收入超过多少就不算贫困了呢？在你惊讶与难以置信的表情中，我告诉你答案——3550元，注意，是年收入。对于一户没有子女上学的农民家庭来说，如果身体健康，这些钱足够生活了。
现代的生活方式依旧离村里很远。集中供暖、冲水式马桶、大小超市聚集的15分钟生活圈、琳琅满目的商品、送上门的快递，这些我们在城市里习以为常的事物，在村里却一样也没有，不仅仅是贫困村，普通村庄同样如此。土锅炉要自己烧，冬天要在冷风中蹲坑（厕所革命尚未完成，因为现在的室内厕所需要自己抽水，给乡亲们增加了额外的家务，习惯使然，他们更愿意在外如厕，也免得打扫了），五金店、食杂店基本就是只此一家的卖方市场，快递只能送到乡里。审视村里，才发觉城市中有多么地便利。
前些年，有人将困难乡亲称之为“盛世的蝼蚁”，这种说法我并不能认同。无论是否情愿，每个人都会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只不过裹挟程度深浅不同而已。不能动不动就把原因归咎于时代，个人的劳逸、宗族的离合乃至不可言说的命运，都会共同发力，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尽管前些年乡村确实被关注程度不够，但现在毕竟迈出了这重要的一步。
村里的老人们经常会说现在的孩子不爱吃饭，放在过去没粮可吃如何如何。勤俭节约与科学育儿，似乎不该是同一个维度的事。更严重的是，老人们面对新情况，习惯性地说过去如何如何，很少先去客观分析眼前的情况，依旧唱着过去的歌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可能永远逃不出一代接一代继承老派思维的轮回。时代的先进很难及时传递到这里，发展的成果也很难让乡亲们及时共享。处在这样一个传统道德理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却又尚未完全扎根的过渡时期，村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
传统的义利观是传统道德观念的残留，不仅是村里，乃至乡县市，都仍然大有市场。一句常说的话便是“大哥叫我，我啥时候都得来”。来哪呢？既有酒桌，也有危难时刻。这种看似淳朴的义利观在我眼中却是培养怪胎的土壤。判断事情好坏不是源自对错而是亲疏，这是“敌我矛盾”的层面；在“内部矛盾”的层面，这也往往产生了各类债务的纠纷，因为讲义气与口头的道德评判很难站住脚，现代的信用体系才是历史车轮滚滚不可阻挡的趋势。法律正是基于这种“理性人”视角产生的。理性人，正是经济学视角下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然人。不然，种种刑罚惩处难道是给守法公民准备的吗？
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村里到县里，县里到市里，市里到省会，省会再比一线城市，每一次向上走，我都能感觉到人思维的局限性。毕竟我们每天面对的，才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只不过，在所有局限性中，村里的局限最亟待改变。
张大爷（化名）是村委会的支委，我也像中央台的记者一样问他，你幸福吗？他忍不住笑，说，我们这没病没灾，吃好穿好，那就挺幸福。像你们干部，可能还得求个前程啥的，那才能幸福吧。
三、“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农民到底是怎样的形象呢？一直以来，农民都是以淳朴的形象出现在媒体给我们塑造的世界中。至少我觉得，并非所有农民都淳朴，并非所有的农民都只是个农民。
土地是乡亲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命，为了命当然就要拼命。因为被别人收走了一垄地庄稼而大打出手的事常有，这个时候，淳朴管用吗？当然不管用，只有靠斗争。
前面说过，村里的生活成本不高，也正因如此，不花钱就是赚了，所以很多乡亲难免会沾染上占小便宜的陋习。爱占便宜的程度，有些超出人的忍耐度。
还有村书记，他们可不是没文化的农民，很多书记胸有城府、手腕高超。毕竟，在利益关系复杂的村里，没有点能力，怎么可能压得住阵脚呢。我见到过的绝大多数村书记都很富足，衣着光鲜，所用手机基本是华为的旗舰系列，手机号也都是567、678等顺子号或者111、999等豹子号。说起村委会，我们想到的往往是教材里说起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可更为重要的是，村委会也是一级独立的经济组织，掌握着大量的上级政策和生产资料，还有相对应的分配权。村经济和村党建是互为因果的。党建好的村，往往也是经济好的村，比如我们熟知的华西村。
村书记们每年大概有两万元的工资，这是一种职业尊严，毕竟他们帮着党组织分忧，目前也正在探索担任村书记年限足够多的老人给予事业编待遇。至于村书记们如何致富，我还没有深入了解过。有致富带头能力的，也的确更容易被选举成功。听说过，乡里的一个女生，开着奔驰上班，她父亲就曾是村书记，家里有良田（水田）万亩，平均一亩水田年出租费用大概500元。
同样是村，南方的村与东北的村风格迥异。东北的村往往因垦荒而聚拢，建制极短，原本就带有迫于生计、寻找新路的基因；南方的村，尤其长江三角洲一带，普遍都已是上千年历史，底蕴深厚，富足是他们的标签。2018年，我曾去过浙江嘉兴市海盐县的桃园村，那里的生活让人羡慕。一栋二层小别墅，是每户村民的标配。东北的村想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自然需要几代人乃至更多的积淀，人力不可妄图与时间争斗。好在，如今的东北农村都在向阳生长。路面基本实现了硬化，住房也都改造成了砖结构，偶尔也能见到漂亮的大砖房了。
图：桃园村标准化建设的小别墅，以及基层治理的样本——桃园村党群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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