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早在西汉便已成为一门学问，“楚辞”这一称谓，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可见那时，便已开始了对楚辞的解读了。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屈赋——也就是楚辞——而来，可惜赋家的代表人物也未必能尽解屈赋之内涵，如东方朔。汤炳正先生在他的《楚辞类稿》中第一篇论文《试论<屈原列传>与<七谏>之异同》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东方朔在《七谏》中运用屈赋，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对屈赋乃至宋玉作品的理解，错误亦复不少。因而导致《七谏》中对屈原生平行谊的描述，正误参错，情况相当复杂。”之后汤炳正先生列训诂歧义，东方朔对主题混淆、断章取义、未读《史记》，后人误读《七谏》等原因分析阐释，论证严密。可见当时对楚辞的读解尚浅，连文字侍臣尚有误读，更不要说其他儒生了。时间上西汉距楚不远，文字已觉难通，加之楚辞多用楚地方言，所以至今对楚辞的训诂释义都没有停止，如《离骚》之名，众说纷纭，难有一个众人信服的定论。楚辞的文本解读研究在今天依然是楚辞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综观两千年来的楚辞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古典文学时期的研究，现代时期的研究两大块。
一
楚辞学自西汉始，然而仅仅是个开始，西汉读解未通，真正开启楚辞学的学者，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作出重要奠基的是司马迁和刘向。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提供了屈原生平的重要资料；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作家模仿屈赋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奠定了楚辞研究的文献学基础。楚辞的名称，虽然西汉初已有之，但是专属这一类的总集，刘向所编是第一部。
之后各代，楚辞的注本甚多，往往都是一个注本中从多个角度解读，而又各有偏重，总结起来，主要的研究是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考证。这类的主要代表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隋释智匠《楚辞音》残卷、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清戴震《屈原赋注》，这些注本，在文字训诂、探求音义上功力甚深，为现今楚辞的解读作出了很好的铺垫工作。
这几家注本，各有特色。但大都是字句皆有疏证，章节咸论主旨。其中，《楚辞章句》是楚辞的最早注本，王逸本就是楚地之人，他对楚地方言较为熟悉，他所作注释，注意吸收各家意见，对我们今天的解读是有着重要的价值的。书中也多有评论，但是并不是书中的主要内容，后世学者也多不予采纳，因此，这部书的主要价值，还是在释楚地方言和保存各家之说上。洪兴祖的补助，是在王逸的《楚辞章句》的基础上进行的。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介绍，洪兴祖阅读过楚辞的各家善本。他的补注，在王逸注释之下，逐条校补疏通，对名物训诂做了详尽的考证和诠释，不仅对旧有注释多有改正，而且广征博引，保留了许多汉魏六朝时期的旧说，对古音、古字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楚辞音》则主要就是对楚辞读音的考证了。音韵的考证，对楚辞的押韵方式和楚辞的诗体特点研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蒋骥的注本，最具参考价值的便是他对屈原生平的考证。蒋骥注本书末附有《楚辞地理》五图，详细考辨了屈原的生平行迹，虽然有些结论依然也有争议，但是还是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的。戴震的《屈原赋注》一书，是典型的乾嘉学派的风格。书中几乎没有什么空谈义理之作，全是对文字、名物扎扎实实的考证工作，其价值，比起那些空谈义理之作更值得我们重视。
（二）阐释。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便是朱熹的《楚辞集注》了。朱熹认为前代注释只注重微言，未能注意到大义，所以他的注本在阐释大义方面做得较为着力。朱熹的很多见解超越了前人，但也有较多的穿凿附会，尤其屈原的《离骚》有着较为明显的忠君爱国的思想，这就更给朱熹发挥的空间。正如过常宝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说：“纵观两千年来的楚辞研究，我认为其主导思想就在于调和'发愤抒情’和'温柔敦厚’两种品格之间的矛盾。王逸、朱熹莫不如是。这些研究者把《诗经》、《楚辞》共同置于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文化背景之上，并为其排列了传承顺序，其用意当然在于维护传统礼教。但是，在我看来，司马迁和王逸率先将屈原和楚辞纳入儒家诗教传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使楚辞能为当时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正统文化所接受，从而维护了楚辞的地位，并保证了楚辞在此后两千年里得以顺利地传承下来。其用心可谓良苦，应该为后世的学习和研究者所理解。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方法，多多少少是建立在对楚辞文词的片面理解之上的，要完全弥合屈原和儒家之间的隙缝，做到自圆其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但是也不能否定朱熹这一注本的价值，上面所说，只是古人研究楚辞并作思想评判时一个较为明显的偏颇。
此外，还有一方面需要注意的。《诗经》与楚辞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两大开端，《诗经》是儒家经典，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美刺和温柔敦厚方面；楚辞呢？由于后世注家的附着，楚辞很大程度上也被儒化了，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在屈原身上被用得有些太繁太滥了。就连《九歌》中的爱情篇章也要说成比喻君臣。其实，屈原本身的人格魅力并不仅仅在忠君爱国，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国君昏庸、谗臣横行的政治环境下，依然能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屈地批判与直言敢谏，这些与儒家的温柔敦厚显然是不同的人格精神。说一代代诗人是在儒家思想浸染下而出，或许并不为过，屈原或许并未达到这种程度。正因为屈原这种精神在仕人中有所缺失，才显得更为突出。其诗歌中香草美人的象征和瑰奇浪漫的想象倒是多为后代所继承。鲁迅所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更多指的应是这方面。
对于古人的研究，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他们的成绩，正是我们能够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他们的不足，正是我们能够发挥的巨大的空间，在学术异常需要新见的今天，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文字训诂虽为通读原作扫清了文字障碍，但对原 作中涉及的历史、民俗、宗教诸问题，显然无法解决。而以郭璞为代表的考证家们虽然已注意引用《山海经》等材料来印证楚辞，拓宽了研究道路；但由于此术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精神相牴牾，致使未能发扬光大，仅解决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神话问题，更多的疑难则仍付阙如。至于评论类著作，其本意在于揭发屈赋精神。然而，或因其受儒家思想束缚、评文论人多有偏颇，或因从个人不幸遭际出发，致使楚辞评论成了 自我情感之注脚。当然，凡此均为时代所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这毕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楚辞研究必须拓宽思路、调整视角、摆脱束缚，引进方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