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种东西永不过时，那就是民谣

我抽屉里有张碟，是在古城买的。那时候刚到大理，夜晚的古城满足了我以前的很多想象，大一课少，天天晚上逛古城，最喜欢在人民路这种遍布文艺青年的地方听民谣歌手们弹唱，有些已经不再青年，但骨子里还透着文艺。有一天在一家酒吧门口看到三个外国人在唱民谣，很温暖，很柔的音乐，恰近冬天，好不容易有团温暖，围观的人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涌来，拉提琴的外国人中文说得很好，他给我们介绍他们组合的音乐，他们有组合一起录的碟，也有个人的，管它贵不贵，我果断下手买了一张。

这张碟有个精心制作的封面，两只手用刀在削苹果，上面写着专辑的名字《BAD APPLE MAKE GOOD PIE》，我看到封面就买了下来，后来一听，比现场演奏好很多，只是拥挤狭小的宿舍不曾有什么氛围。

有人玩民谣，是为了糊口，有人玩民谣，是为了音乐，有人唱到最后失了声，消了影，却轻轻来一句，我在别的地方教孩子们唱呢。

人们爱民谣，是觉得这种音乐比内衣还贴心，女孩子们总盼望有个爱她的男孩，抱着吉他就来一首历经沧桑的歌。民谣仿佛已经成了自由，旅行，欢笑的代名词，就像一提到香奈儿、LV潜意识就出现富贵、奢华这些词来，每样东西人们总喜欢打个标签，以便分清界限。关于60年代的民谣歌手戴夫·范·朗克有部自传性的电影《醉乡民谣》，这部很好听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民谣歌手去朋友家还猫，遇到音乐家然后大发脾气，这段很搞笑，音乐不自私，音乐家们却很自私。

我们华夏五千年，野史上记录的民谣也很有意思，虽然只是几句话在民间给小孩子走街串巷的唱唱，大部分的曲调就是《三字经》的标准。如讽刺蔡京童贯的“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百姓仇视董卓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文革时期的“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要真理，找电台；要清官，找戏台；要升官，找后台；要后门，找茅台”等等。怒发冲冠，成就玩世不恭的民谣。

臧克家以前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做《民谣》，原文很有趣：

刚才我从街头过，

听到一群村儿唱歌，

他们用手指着太阳，

脚跺着地，齐声高唱。

·提到这支歌真叫人心惊，

曾使得一个暴君投身火坑，

今天它来得真也奇怪，

今天是一个什么世界？

很多人喜欢外国的民谣，张口闭口给你来凯特-斯蒂文森，鲍勃迪伦，说起民谣来头头是道，就跟背教科书似的，连停顿都背得正好，像极了孔乙己的之乎者也。其实国内的民谣也做的不错，像周云蓬，万晓利，小河，赵雷这些都是不错的歌者，喜欢外国民谣的人大概是因为国外的总体比国内的更柔和，而中国的民间，中国的乡土则充满挣扎。但我想，一首好的作品出来前必定会历经寒冬，再柔的音乐诞生的时候绝不会是一个阳光暖暖的夏天。

下面，正面临下一个寒冬，献上我的民谣作品《他死在路上》：

他开车前往十六号

皮带扣看着啤酒肚

One hour later

当了所有家当

背着吉他上场

被挑剔的观众  扇成了水肿

旅行得满是伤痕

靠着别人家的沙发入睡

鸟不拉屎的小镇

厕所墙上写着“I’ll fuck you,then kill you.”

穷得音乐都听不起

沸腾的城市住着落寞的人群

光着屁股和别人做游戏

别人的白眼

算是一张优雅无耻的脸

旅行得满是灰尘

想着布达佩斯大饭店   在街心木椅上怀抱冷

谁跳了桥

压死了桥洞下刚跑出的小猫

琴弦勒住脖子

像马儿被栓死

没有什么可以吃

他只想出去走走

却变成叹息叹息

十六号

你们翻墙吧，我有钥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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