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

今天我看了于谦的《老师.好》，突然想写点什么。当然，我要写的不是影评。

我是一个泪点和笑点都比较奇葩的人，但这部电影准确地戳中了我的笑点和泪点。大概，因为我也是老师吧。

2012年中大毕业后，我参加了“美丽中国”，去云南大理一个彝族自治乡做了一名支教老师，教语文、三生、音乐，当然还要做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

当班主任正式开学后的第一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高原上的阳光非常实在，整个校园金黄一片。食堂边是一棵核桃树，树冠茂密硕大。晚饭后，学生们有的打乒乓球，有的你追我赶，有的说小话，有的在宿舍外洗头洗衣服，有的在打扫卫生。

刚来云南的我，因为干燥特别容易便秘。我正蹲着厕所，厕所外传来小女生们的喊叫：“宋老师，你快出来，王龙打了安正江。”我只得飞快地跑了出来。操场上，两个男孩儿对峙着，小江江的鼻子上全是血，地上同样一滩血。我立马召集全班同学到教室里，给他们读了张晓风的《敬畏生命》。所有人一起在“敬畏生命”的宣誓书上签名，这张班级签名一直贴在教室直到他们升入六年级。

糟心的事似乎从来不会停止，山里的孩子不是用一个“淳朴”就可以形容的。逃课、早恋、喝酒、抽烟、打架总是隔几天便悄悄上演。他们看着芒果台的剧，然后在生活中拙劣地模仿着。他们生在乡村，很多人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县城，却在电视剧里想象远方的世界。作为班主任的我，作为住校生的他们，我好像连个安稳觉都没好好睡过。总是有人急慌慌地跑过来大喊：“宋老师、宋老师。。。。”

我有无数次崩溃过，想自己是支教老师，可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这帮家伙还不珍惜。只是突然有一天，一位做儿童阅读的姐姐和我说：“做了老师那便只是老师，没有支教老师。”砸碎这个思想光环之后，一切事情好像都容易许多。只是这麻烦从来不少，他们不断犯错，又不断给我道歉，甚至还上演过“负荆请罪”的戏码。一群坏男孩儿痛哭流涕，有一个没哭，其他人就狠狠掐他。

最生气的时候我打了人，被打的孩子在自己的手臂上画了一把刀，写了我的名字，那把刀正对我的名字。打完之后下了雨，他走在街上，我站在楼上，我看到他背着妹妹，脱下自己最喜欢的紫色“湖人队”篮球衣披在妹妹身上。从此之后，我再没打过人。

这样说来好像那两年全是煎熬。不，有很多美丽快乐的日子。

我们把核桃树下的垃圾和砖块清理得干干净净，从家里搬来花花草草，愣是把垃圾堆改造成读书角。因为我跟他们说，想想吧，当午后的夕阳穿过核桃树，我们在树下读书，阳光洒在身上，多美。我们一起建立了学校图书馆，他们是第一批图书管理员，还负责招募培训新的管理员。公开招聘图书管理员的那个中午，前来应聘的孩子从二楼排到一楼。

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节日。中秋节教室里赏月吃月饼，清明节去山上和村民一起上坟吃冷饭。母亲节，他们给妈妈做早餐；父亲节对爸爸说“爱你”。听家长们私下嘀咕：“这个宋老师么，事儿真多。”但是，却有很多妈妈第一次写信，写给了我，说这是她们过的第一个母亲节，没想到世界上有这种节日。

我们教室里种满了花花草草还有各种蔬菜瓜果，像韭菜啦、辣椒啊、茄子啊，大家天天笑着说别人的教室是教室，我们的教室是菜园。因为我喜欢坐在地上，教室的地板永远干干净净，一下课就有人拿着拖把使劲拖拖拖。

我每天中午会去教室里陪他们看半个小时的课外书。我坐在讲台上，他们看完手中的书，便会走到我身边给我捶背梳头。小文文摸着我的脖子说：“好软啊。”然后，他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那时我们刚学了冯骥才的《珍珠鸟》，他像极了那只雏鸟。

我们一起排练了很多节目，他们自己土法炮制的街舞，竟然成了全校六一儿童节最受欢迎的节目。我看到那几个最坏的男生，每天饭后拖着垫子在那里跳来跳去，打滚翻腾头着地。就这样，正式演出时，全校学生一声高过一声地尖叫、喝彩、鼓掌。

我们一起读了无数个故事，排练了无数个课本剧。我那时很任性，《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文章统统不讲，还总是把一单元的课文放在一起“群文阅读”。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给他们阅读、写作、讲故事。期末考试前的两三天，我们班还沉迷在画绘本中无法自拔。我担心他们考不好，连查分的勇气都没有。可是，他们却考了个全县第二，班级语文平均分86，最高分96，最低分50。这大概是这所山村学校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我收到过无数的礼物，核桃、菌子、猪肉、蜂蜜、南瓜、红薯、水果。单是送我的核桃，我们家每天六个核桃打豆浆，从不间断，两年都没吃完。写给我的信有几大盒，叠的星星和千纸鹤，更是不计其数。

最后一个学期，我去教四年级，他们交给了当地老师。一个夏天的早上，我起来跑步，被恶狗咬伤后去了乡里卫生院。要打的针水特别多，在卫生院从早上待到中午。我和正好来云南看望我的好友坐在卫生院的一棵缅桂树下，树上开满小白花。花香清新浓郁，远处是青山，高原的风很大很干净。好友给我读杨绛，我眯着眼睛听，心想这样生病倒也是一种享受。

院子里突然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小秋秋，我们来看你了。”我睁开眼，一群穿着藏蓝色校服的孩子冲了进来，是我的那帮孩子。他们带来了各种零食，笑眯眯地看着我：“小秋秋，我们听说你在卫生院，怕你一个人孤单。”有人买了咸菜炒饭。一边逼我吃饭，一边说：“小秋秋啊，值日老师不让我们出来，可是我们们全班一起冲开了大门，厉不厉害？”

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却又很想笑。全校老师都说就算再多人，我的学生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这群娃的身上太多我的影子。这一次我信了，他们的“二”简直和我如出一辙。当然，这般“古惑仔”的行为，换来了一个星期打扫厕所的惩罚。每次他们扫厕所看到我，都骄傲地笑着。

两年之期临近，他们天天追问我什么时候走。每个假期，我都是一个人悄悄地走，他们一直为不能送我耿耿于怀，一个劲儿地交代我一定要告诉他们确切的时间，如果不让他们送我便永远不原谅我。我心里很怕离别，所以盘算着还是趁他们上课悄悄地走。支教好友和我说：“送别是孩子们的权利。你不能因为自己伤感就剥夺孩子们释放感情的权利。告诉他们，不然孩子们可能会终身遗憾。”

我走到教室，他们正在读英语。我说：“各位同学，不好意思，我骗了你们。其实，我明天一早坐七点钟的班车走。”教室里一下子没了声音，所有人都都呆呆地看着我，几秒钟后，班里哭成一片，很大声很大声。

我离开教室，他们全部跟着；我下楼，他们跟着；我回宿舍，他们跟着。一个劲地哭，哭声越来越大，都站在门外不肯走，也再不愿意去上晚自习。有些孩子哭得一个劲儿砸墙，我要出去看，好友说：“别出去，让他们哭会儿吧，该释放的。”

早上很早，我起床，推开门一看，几个小男孩儿靠在门上睡着了，走廊被他们拖的干干净净。我一开门，他们醒了，说：“我们怕你又是骗人，一早上悄悄溜走。”

所有孩子都去送我，街上交通都不太顺畅。从学校到车站，十分钟的路，大家说说笑笑。他们开玩笑说：“老宋，这可是我们村里最大的事情了。你看我们像不像在送新娘子。”我不会应对离别，所以想快快离开。我东张西望，车子一直没来。他们立即撇着嘴说：“宋老师，你就那么想离开我们？”话一说完，车子来了，我坐上车，他们挤着看我。车子开了，我回头看，一群穿藏蓝色校服的孩子站在那里，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