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暴徒袭击，饿得奄奄一息的孩童或者爆炸之后的场景，然后拍下照片而不是挺身制止或施救，这些人有怎样的心情？两位记者因为记录而不是阻止印度的一起性侵犯而受到指责，我们询问了更多有这样经验的人
多图：旁观的摄影师
暴徒袭击（Mob attack），格莱格·马里诺维奇（Greg Marinovich）
‘自己居然是懦夫这件事让我极度失望’
当时是我初次进入从图现场，我全无准备。当时我独自待在南非一户移民的家庭旅馆中。突然，所有人抄起刀枪棍棒跑了起来，我跟了上去。他们试图进入一栋宿舍，里面的人用力顶住门。最终，门打开了，这个用戴穆斯林头巾的方式围围巾的人冲了出来。他瞪了我一眼，然后开始狂奔。
外面的人开始追逐他，他没跑几步就被人掀翻在地。十几二十个人把他围起来，拳打脚踢，刀捅棒打。我就在那里拍照。一方面，我是被吓坏了；另一方面，我在想我该如何披露它？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模拟信号、手动对焦的蹩脚相机。眼前的可怕场景和捕捉它的欲望让我精疲力竭。我还在思考自己将如何从这一幕中幸免。迟早这些人会说，“这就是在我们杀人时拍照的那家伙。”当时我离我的车有二里地，是最近的局外人。
他们杀了他。随后一个人转过身来，说，“那个白佬在拍照。”所有人都马上跑掉了，我说，“别，没事，没事。你们为什么杀了他，他是谁？”
我还在想，“我要啐在他身上，踢他的尸体，我不在意这家伙——我要活下去。”谢天谢地，我不需要那么做。他们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他的身份证：他属于另一个部落。随后杀人者中的连个摆开姿势，说：“给我们拍张照。”我给他们拍照后就走开了。我一直担心有人会喊：“别，别让那小子跑了。”不过我平安走了出来，上了我的车，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时间。我的反应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是对的，但作为一个人，我一直觉得沮丧。这不是我期望自己做的——我原以为我应当阻止那一切，或者做些别的高尚些的事情。但我没有。这件事让我饱受折磨。自己居然是懦夫这件事让我极度失望。这件事让我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下次我要阻止类似的事情，尽力拯救生命。
家庭暴力，东娜·菲拉托（Donna Ferrato）
‘我看到他准备打她，拍下了这张照片’
我努力进入平凡的人们的生活，讲述他们的故事。当时我已经拍摄这对夫妇有一阵子了。听到女人尖叫时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和我年幼的女儿一起睡在楼下客厅里。当时是凌晨两点，我听到主卧室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因为知道男主人有枪，我把女儿放在她的提篮里，然后放到橱子里面。然后我掏出了我的枪——一部莱卡M4——冲过客厅。走到主卧的卫生间时，我看到他准备打她，拍下了这张照片。我想，如果我不拍这张照片，没人会相信这事居然发生了。这是那一晚我拍的第一张照片，他的手停在空中，目睹这一幕让我震惊。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做。这天早些时候我见过他对她稍微粗鲁一点，摇她的肩膀，但他从没打过他。这是我初次见到他实施这样的暴力行动，我的本能是先拍下照片。
但在我拍下一张照片后——我知道拍下来了——我没有一直拍下去。我和那些待在那儿，听着“砰砰砰”声的战地记者不一样。看到他收回手，准备再次打她的时候，我拉住他的胳膊说：“你这个混蛋到底要干什么？你会伤了她的！”他把我搡到一边说：“她是我老婆，我下手有分寸，我要给她个教训，让她今后不要再对我撒谎。”这以后他就没打过她。
在我为我关于家庭暴力的书《你打不倒我》拍摄照片时，我首先是摄影记者而不是一名社会工作者。的确，我在面临是拍照还是保护受害者者是陷入分裂，但如果我放下相机，阻止这个男人打这个女人，我只能帮助一个女人。不过，如果我拍下照片，得到我帮助的人会多得多。
要知道有关东娜·菲拉托的家庭暴力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你打不倒我（iamunbeatable.com)。
爱打猎示威者，格里姆·罗伯森（Graeme Robertson）
‘他说，“救我，救救我”，但我什么也没做’
拍这张照片的日子是相当暴力的一天。警方对这件事准备很充分。示威者的准备也很充分。所有人都遭到痛打。我被警察掀翻在地。我躺在地上，身上沾满灰土，等着用苏格兰方式问候哪位警察的家人，这时我看到一个人因为没有照警察说的做被摔倒在地。他没有做错什么，但警察在他倒地后体罚他，做出了非常除垢的举动，他们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等等。我掏出我的相机时听到他说，“救我，救我，救救我。”但我什么也没做。我拍了张照片，而他则被警察拖走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想，“在那里，我其实什么也没做。我没能给谁以帮助。”但摄影师的职责是卷入卷入这样的事情吗？在五年中，我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冲突——巴格达，阿富汗，几乎整个非洲，中东。我在那里看到的……第一次被派往伊拉克时，我非常挣扎。这工作给我很大压力，我开始秃顶，全身的毛发都丢光了。就因为思考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时，停下来没有拍我非常想拍或者应该拍的照片，因为陷入思考，“我该不该这样做呢？”我觉得这很难。但令人悲哀的是，这些事情经历多了你也就习惯了。我可以聚精会神地拍照，照片就是我的力量。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场景下拍到照片，你就帮到了他们。我不能在这种环境下亲手帮助他们，但拍照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要作的事。
我知道有些摄影师想：“我一定要救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带走了。他们后来还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环境或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治疗疾病的方式，经常你上去帮忙却是给人添乱。
石刑，伊恩·白瑞（Ian Berry）
‘我从没想过要做什么’
我曾和《图片杂志（Picture Post）》主编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和另外几位摄影师一同在刚果旅游。我在副驾位子上，看到一群人沿街追着一个人跑过来。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唯一的罪过就是在错误的地方成为错误的部落成员。那些人追上他，向他丢石头，还有儿童和成年人用棍子打他。最终，他精疲力竭，静静地倒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一直在拍照。
让我感到羞耻的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做什么。首先，我们生来是白种人。另外两位摄影师都没有下车。突然我发现汤姆走到人群中，站在那个人旁边。人们都很诧异，他们后退了一些。那个人挣扎着爬起来，绕过街角逃走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毫无疑问，汤姆救了他的命。并且，老实说，我就没想过要去干预这样的事。
在你的工作要通过相机来完成时，你倾向于把自己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割离开来。你只是一名观察者。我们在哪里是为了记录事实。但的确有时候这个事实不如人的生命那么重要。
刺，奥利·斯卡夫（Oli Scarff）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带着这样让我的生命陷入危险的瓶子’
我被派去报道诺丁山狂欢节，所以我早早地到了那里，捕捉各种色彩、气球和烤鸡。狂欢节就要结束了，很多警察来到街上，我看到三四个警察跑了起来。我没事可做，就跟着他们看看有什么新闻。
现场很混乱，我的第一感是立即拍两张照片，记录下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训练自己做的事：先拍张照片再来分析事态。随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被刺中的人身上，他血流不止。我拍下救助他的警察和救护人员，他们尽力保持他的神志清醒，谢天谢地，他们做到了。后来我才注意到开头拍下的两张照片中有那个中刀的人，另一个人打算绕过他去。我在几分之一秒内拍下了这个画面。从这两张照片中的轨迹看来，他正打算从我左侧跑过去。他一刹那就会从我身边过去。
老实说，就算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带着这样让我的生命陷入危险的瓶子。当然，也很难说：这些决定都是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应。但是，根本上说，我那天的角色是记录发生的事情。在照片一角，还有一个人也在拍照。我想，人类也许有对记录这些事情的本能热爱。如今，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了可用的设备。
爆炸之后，汉普斯·郎德根
‘我变成了摄影师而不是一个人’
我是名自由摄影师，我的第一份暑期工是为和政府办公室一街之隔的一家报纸做事。那以前我一直做乐观的故事，当时在追踪报道一群男花样游泳运动员什么的。炸弹爆炸时，我看到空中有个火球，然后一道冲击波向我们的办公室袭来，窗玻璃都被击碎了，人也被吹到了地上。我们被迫疏散，因而我拿起装上的相机，向着爆炸发生的地方冲去。我知道可能会发生第二次爆炸，担心那些建筑会倒塌，所以我用了10到15分钟拍照，然后就出来了。
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之一。我想，我的思维顿了一会，因为我忘了拍照。我感觉到了兴奋。我变成了摄影师而不是一个人。我没想到要去和他们说话。他躺在妻子怀里，伤得很重。周围有人过来实施救援，其中有一位是不当值的警察。其他我看到的都是死人。我没学过急救，因而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拍照。我能做到的，也就是记下发生的一切，展示给大家看。
几个月后，我又见了这对夫妇看看他们过得如何。他受了很严重的破片伤，右腿也截掉了。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非常愤怒，因为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摄影师对着他拍照。这让我很有负罪感，但后来，当我给他们看当时拍的照片，和他们说起当时的事情时，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有了这些照片，这可以帮助他们回忆那个时刻。这让我得到了解脱，因为我不再感到利用了他们。
伦敦骚乱，克里姆·奥克滕（Kerim Okten）
‘我想喊“住手！”……但我太害怕了’
当时是8月8日，伦敦骚乱（2011）第三天。我正在哈克尼（Hackney），看到这或人向一行关着卷帘门的商店走去。他们显然知道哪家店是报摊（Newsagent，兼营烟酒、杂货），他们就冲着它走了过去，砸掉卷帘门上的的锁，然后撞开门，闯进去劫掠所有值钱的东西：钱，酒，食物，香烟。数十人排着队站在外面，谈着天等着轮到自己去捞一把。这有些黑色幽默：他们看起来就像排着队在等结账。
忽然一个人转向我。“你为什么拍照？你拍我的物业获得我的许可了吗？现在这里是我的大街，我的店，滚吧。”他们变得富有攻击性，因而我后退几步，和其他摄影师站在一起。
当然我希望阻止他们。那是别人的店，真正愚蠢让人伤心的是，这些孩子很可能就住在这条街上。这里就是他们买面包牛奶的店。我很想喊，“住手！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你们的邻居呢？你们都昏头了吗？”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拍照，和其他摄影师和旁观者聊天。我们都在说，“应当有人告诉他们住手。”但没人告诉他们。我们都在等警察来，但警察很久都没来。
我为此感到罪恶。我很害怕，所以我只顾我的专业职责。但作为摄影记者的生活告诉我在这样的暴力面前，卷进去于事无补，这只会让更多人受伤。他们的抢劫过程中，你要和群体心理对抗。一个暴徒不会表现得像个人，他们会随着大流行动。我感到无力，但我的力量在于我的工作：讲述事情的真相。
饥荒，拉迪卡·查拉萨尼（Radhika Chalasani）
‘至今，我都觉得我没能做好正确的事’
有些摄影师和记者有一种绝对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观察者，能做的就是待在一边观察。我很久以前就决定我应当做在我良知许可的范围内的所有事，所以在我适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会出手。总有些情形让人挣扎。我们的出现改变了当地的情况，这自然就改变了事态。一方面，我拍下一位带着孩子前往食物发放点（feeding centre）的妇女。他极度营养不良，她独自行走时我给她拍了张照片。他们让她坐下，指示她如何抱住她的孩子。我跑过去叫过翻译，说：“告诉她带她的孩子去食物发放点。她不该为了让我拍张照片而停下。”
另一次，有家人坐在食物发放点外约十英尺（~3米）的一棵树下。他们形容憔悴，步履维艰。他们周围有一群摄影师。我拍了几张照片，但随后我走进食物发放点问护士：“您能帮那家人做点什么吗？”
我曾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决定。有一次，一群摄影师冲进一个废弃的难民营，发现了一个大屠杀点。有几个孩子幸存，在一件小屋里发现了对双胞胎：我努力让一个孩子拉住我的手，发现他的手已经被砍掉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待了多久。这是在一场内战中，谁也不知道一切有多安全。
我和其他摄影师希望把那些孩子带出去上车。那里的另外几个人则认为那里是安全的，他们担心我们在检查站被截下来，打算在难民营一直待到死。最终，我们没能带走那些孩子。我们见到红十字会的成员，向他们报告了这个情况。但我看到另外一名第二天到那里的摄影师，看到了一个幸存的孩子。至今，我都觉得我没能做好正确的事。
我相信我们的主要贡献是努力讲出大家听得懂的事实。有时候，你认为你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你可能会把事情变得更糟。但对我来说，只要我做了，我就不用担心晚上会做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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