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
一 让人思索的疑问
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无疑是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的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以及“泸夷”、“泸南”两个词汇，如今已鲜为人知。宋人所说“泸南”，与“泸叙”或“戎泸”系近义词。泸指泸州（治今泸州市江阳区），叙指叙州（曾称戎州(注：脱脱等《宋史》卷21《徽宗本纪三》记载：政和四年四月，“改戎州为叙州”（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3页）。)，治今宜宾市翠屏区）。宋代设置泸南沿边安抚使司，或称泸南安抚使司，其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今四川省泸州、宜宾两市的辖区(注：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2页。李心传撰、徐规整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朝事一·经界法》载：绍兴年间，李椿年推行经界法，泸南安抚使冯檝“论于朝，于是泸、叙、长宁独免经界”（戴建国等主编《全宋笔记》第6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7册，第99页）。《宋史》卷21《徽宗本纪三》载：政和四年二月，“改（原来隶属泸州江安县的）淯井监为长宁军”（第393页）。)。“泸夷”是泸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统称。卜漏事变有必要论述，一是因为其重要性被低估，二是由于其中存在一些让人思索的疑问，包括事变的起因、经过、性质与是非，等等。应当如何看待卜漏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其人，便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下面就从这里说起。
卜漏事变爆发后，宋徽宗任命梓州路转运使赵遹为泸南招讨统制使，率领官军前往讨伐。当年年底，事变平定，赵遹受到徽宗褒赏。但在18年后，卜漏事变性质大翻转，获赏者赵遹沦为罪人。绍兴三年（1133），赵遹去世时，朝廷采纳给事中胡交修建议，将平定卜漏事变定性为“泸南开边之祸”，将赵遹定罪为“祸首”，决定对其施行惩罚，“以谢泸南无辜之民”。赵遹遭到的惩处是生前官职被追夺，并殃及家人，其子孙按照惯例应当给予“遗表恩勿行”(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1，绍兴三年十二月丁酉，辛更儒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册，第2762页。)。对于泸南民众来说，卜漏事变的爆发与平定确属一场莫大灾难。但称赵遹为泸南开边祸首是否公允，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何况“泸南开边”一语或许欠妥。庆历年间，谏官余靖称：“戎、泸二郡，旧管羁縻四十余州。”(注：余靖《论蛮事奏二》，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册，第311页。)唐朝设置的这些羁縻州，名存实亡者虽然不少，但均未脱离宋朝疆土，并不存在开边拓土的问题。平定卜漏事变，即便属于开边拓土，按照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看，只怕不应一概否定，通通视为罪行。
赵遹沦为罪人，有其时代背景。宋高宗时，群情鼎沸，人们出于义愤，纷纷起而声讨蔡京、童贯等“六贼”的罪行，抨击宋徽宗贪腐误国之政，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正是在这一政治氛围下，赵遹因曾经受到徽宗褒赏，便被认定为徽宗的宠臣、“六贼”的同伙。赵遹与徽宗、与“六贼”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又是一个应当探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赵遹其人，《宋史》的议论与叙事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宋史》成书于元代，但大多源于宋朝国史。《徽宗实录》完成于绍兴末年，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国史》开修于宋高宗时，后来增添宋钦宗一朝史事，称《四朝国史》，杀青于宋孝宗时(注：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2页。)。《宋史》的议论大体沿袭宋高宗乃至南宋时的主流舆论，斥责赵遹“以拓地受上赏”，“骤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注：《宋史》卷348《王祖道传》，第11042页。)，将赵遹平定卜漏事变作为宋徽宗“好大黩武”(注：《宋史》卷348《赵遹传》“论曰”，第11046页。)的例证之一；但《宋史》的叙事则与议论不同，基本如实直书，甚至不无赞美之处，如记述赵遹出任熙河路安抚使时，当地边民亲切称呼他为“吾父”，欢呼“吾父来，朝廷真欲无事矣”，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争出锄耨，牛价为顿高”(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11046页。)。本文将依据《宋史》等史籍的记载，对卜漏事变及赵遹其人作些述评。或有偏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 震惊朝野的事变
称卜漏事变为政和五年第一军国重事，绝非言过其实。查查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记事，即可证实。宋徽宗这年因卜漏事变所下诏令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朝廷要务。仅据《长编拾补》所载统计，徽宗全年下达诏令共30件，其中17件为卜漏事变而下，诏令往往标明“诏付赵遹”，而赵遹则有诏必复，并不时主动禀报“行军次第”，赵遹这年上奏凡15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其他臣僚，其他臣僚上疏仅3件(注：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4《徽宗》，顾吉辰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册，第1088-1112页。)。宋徽宗派遣梓州路走马承受丁升卿前往泸南前线监军，密报不时送达御前，前线军情尽在远离战场、深居皇宫的徽宗掌控之中。一言以蔽之，平定卜漏事变由宋徽宗亲自部署、直接指挥，几经周折，直至年底，事变终于平定。
对于卜漏事变，宋徽宗如此费心劳神，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卜漏野心极大。他图谋独霸全蜀，声言将“尽结诸夷，出戎、泸，直据成都，北屯剑门，东守白帝。内乘无备，外绝声援，全蜀可传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临之”。不仅如此，卜漏还妄图“与吐蕃、溪洞修婚姻之好，以为唇齿”。其图谋如若得逞，不仅战火燃遍全蜀，而且西南边境势必大乱。二是因为泸南兵力单薄。卜漏军兵号称“凡十余万”，且“出入无虚日”，以致“蜀土大震”。与宋朝在军事力量部署上长期实行“重内轻外”的方针有关，驻守泸南的官军为数甚少。卜漏事变爆发后，官军集合义军、土丁等等，仅“得众万余”。“时蜀久安，人巽懦，不习兵，所至阙战守备，远近闻警骚动”。所谓“阙战守备”，并非从来如此。与中原、江南、西北乃至成都等地区相比，泸南是个不具地缘优势的边缘地区。对于这个地区，赵宋朝廷有事时重视，无事时忽视。由于“泸南安静之日久”，从前所建不少城寨“一切毁废”，以致“守具不饬”，乐共城（在今兴文县五星镇营盘村）、长宁军（驻武宁县，在今长宁县龙头镇江河村）两大要塞“深在夷腹，声援孤绝”，极易攻陷。赵遹尤其担忧的是：“万一贼乘势长驱，逾泸水，何所御之？”他请求朝廷调遣精兵驰援。泸南边报送达御前，宋徽宗“览奏，勤宵旰之忧，朝野骇念”(注：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册，第2367-2368、2365页。)，宋朝廷连忙增派包括陕西精锐之师在内的各路兵马入蜀，讨伐卜漏。
由于卜漏事变系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南宋史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赵遹行状》(注：《赵遹行状》全文已佚，其中两部分收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4-2366、2372-2374页。)等多种文献，对这一事变的记载颇详实，可惜已失传。好在南宋又一史家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基本依据《长编》，增补少量资料，如《赵遹攻讨晏夷录》等，以《讨卜漏》为题专门记述此事。他将《讨卜漏》与《讨方贼》（方贼即方腊）并列，置于同卷。据点校本统计，后者仅2301字，前者多达7427言。篇幅如此之长，可见杨仲良何等重视。南宋宫廷画家李嵩将“赵遹破晏州夷人卜漏故事”绘制为图，卷首有宋徽宗恩赐赵遹的“笃恭”二字。此图收藏于清朝宫中，乾隆帝怀疑其真实性。经大臣考证，得出此图画非李嵩所绘，“笃恭”二字非宋徽宗亲笔，但确系宋人笔法。乾隆《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诗云：“画出宋人笔法诚，底须假借李嵩名。瘦金那冠明仁殿，飞火似宗即墨城。自是平夷嘉智勇，故当守节表坚贞。欲长善善弆宝笈，正论非夸赏鉴精。”(注：王杰《石渠宝笈》续编卷88《乾清宫藏五·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一卷》，清乾隆内府钞嘉庆增补本。戴立强称，此图流往海外，现存美国博物馆（戴立强《海外美国博物馆〈佚目〉书画记略》，《美术大观》2022年第2期，第21页）。)值得注意的是，从李焘到乾隆笔下，对于赵遹平定卜漏，均基本予以肯定，乃至加以赞扬。
三 谁是事变的祸首
卜漏事变爆发于政和五年正月十五。其始发地为梅岭堡（即今江安县红桥镇），其导火线系一桩桃色事件。梅岭堡知寨高公老之妻赵氏是位宋朝的宗室女，仪表不俗，见识非凡。她出于结好泸夷、稳定泸南的意愿，“常出金玉酒器饮卜漏等”，卜漏“心艳之”(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4页。)。他趁上元张灯时节，率部从晏州（治今兴文县僰王山镇晏阳社区）出征，攻破梅岭堡，俘获高公老之妻赵氏，高公老落荒而逃，赵氏不屈而死(注：王麟祥、邱晋成纂《（光绪）叙州府志》卷14《古迹》称高公老之妻赵氏为“宋徽宗女”（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江亦显、黄相尧等纂《（光绪）兴文县志》卷5《古迹》称“宋驸马高公老”（1936年重印本），均系误载。泸南地区的传说称赵氏为“百花公主”，将她与高公老的婚姻称为和亲，与史实不符。笔者在《宋代无和亲之举——关于百花公主和番泸夷的传说》一文（待刊）中已有所说明，本文不再涉及。)。卜漏将梅岭堡抢劫一空，分兵四出剽掠，攻打乐共城、长宁军等地。
卜漏事变爆发的深层原因，当然不是卜漏好色，而是前面说到的卜漏自不量力，头脑膨胀，妄图称霸全蜀。此其一。其二则是泸南贪官作恶多端，泸夷民众忍无可忍。知泸州、泸南安抚使贾宗谅与乐共城兵马都监潘虎便是当地夷民恨入骨髓的两大贪官。贾宗谅的主要罪行有二。一是牟利扰夷。泸南盛产竹木，贾宗谅“喜生事”，屡次无偿勒索“夷部竹木，众厌苦之”。二是诬陷滥杀。贾宗谅无端逮捕泸夷首领斗个旁等人，“诬以罪，杖脊黜配，有死者”，“诸夷愤怒，声言官杀其酋长非罪，跳呼砺兵甲，种类响应”，卜漏趁机“与其众谋，尽结诸夷”，起兵反抗朝廷。赵遹如实上报朝廷，称：“导卜漏入寇，皆宗谅昏妄所致。”卜漏事变爆发后，潘虎依然作恶，违约杀降：“诱致其酋长数十辈来降，盟而犒之。即酒半，尽缚取杀之，函其首来献，以为己功。”(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4-2365页。)史实相当清楚，激怒泸夷起兵者是贾宗谅，潘虎更是火上浇油，以致卜漏事变愈演愈烈。
卜漏事变的性质较复杂，很难简单地将交战双方区分为一方正义，一方邪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何竹淇先生将卜漏事变定性为农民起义(注：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7卷《泸南晏州卜漏》，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册，第390-406页。)。而今看来，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此说也不甚确切。卜漏事变既无任何明确的纲领，更无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口号。就卜漏个人来说，其目标无非是称霸全蜀，绝无正义性可言，称之为邪恶，只怕并不过分。何竹淇先生的判定也并非全无道理。就卜漏部众而论，正如刘复生教授所说，他们参战系“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注：刘复生《古代“僰国”地区的僰人及其“消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4页。)，无疑具有正义性。故不能笼统地将卜漏事变定性为叛乱，尤其不应当称卜漏部众为叛匪。卜漏事变似可定性为泸夷民众因反贪腐而起兵、被野心家卜漏利用的超大型群体事变。
卜漏事变的爆发与平定，泸南地区深受其害，包括卜漏部众在内的泸南民众确属“无辜之民”。政和五年三月，战事正在进行中，赵遹上奏，称“泸州管下夷人结集作过，缘边一方，户口数千，粮斛、财产尽被劫掠，不惟夏麦收成不得，秋谷又失种莳，悉皆失业”，请求朝廷“优加赈济”(注：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册，第7340页。)。岂止财产尽丧、悉皆失业，交战双方还死伤不计其数。这场灾祸的制造者，不是赵遹，而是卜漏与贾宗谅、潘虎，他们才是卜漏事变的祸首。
四 赵遹并非擅杀者
卜漏事变因贪官乱政擅杀所致，要平息这场战事，必须严惩贪官。贾宗谅不仅施行暴政，而且屡战屡败。赵遹密奏宋徽宗，徽宗岂能不予惩处？徽宗下诏称：“贾宗谅妄配非辜，致寇丧师，除名为民，编置河外。”(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6页。)与贾宗谅相比，潘虎职位较低。赵遹决定对其先惩罚，再上报。他亲自带领轻兵，直趋乐共城，逮捕潘虎，将其“徇诸夷”。所谓“徇”，巡行示众也。听任夷民尽情声讨，借以舒缓民愤，笼络人心，减少阻力。宋徽宗得报，诏令将潘虎就地处斩。可见，赵遹并非擅杀者，相反倒是擅杀者的揭露者、惩处者。
对于如何平定卜漏事变，表面上，宋徽宗与赵遹并无二致，都主张剿抚并用；实际上，两人因地位与角色不同，各有侧重，差异明显。宋徽宗诏令称：“华夷异俗，皆吾赤子。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舍，何以示怀。”但作为高高在上、远离战场的皇帝，他急于平定事变，强调的不是怀、不是抚，而是讨、是剿。为迅即剿灭卜漏，徽宗下达《捕捉晏贼赏格令》（简称《捕杀赏格》），奖励泸南民众捕杀反抗者。赵遹作为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力图减少伤亡，重在招抚，主张“权行招安之策，庶边徼早得宁息”，而历史书写者却出于偏见，在引用此语之后赓即议论：“（赵）遹本意乃欲专事进讨，兵端愈大矣。”(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6-2369页。)赵遹以下两大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他并非“专事进讨”者。
其一，全力施行招安。赵遹于政和五年三月被宋徽宗正式委任为泸南招讨统制使。他上任后，立即率军前往乐共城、长宁军，并派遣使者到各地，募人招抚泸夷首领及其部众。为了便于招安，他在有的地方甚至将朝廷颁行的《捕杀赏格》扣压，密而不宣。对于归顺者，赵遹“犒以酒食，赐以金彩，俾令著业”。在赵遹招安政策的感召下，泸夷各部纷纷先后归顺朝廷，诸如罗阳县夷人昔博等，晏州三县三十五村，柯阴、罗碾、五斗、扶来等县夷民一千余人，等等。罗始党诸族首领失胃，“诣江安县降，（赵）遹授以承信郎，冠带靴袍”；赵遹喜形于色，禀报朝廷：“得此族五十余村不附贼，便可减西兵一万人矣。”罪大恶极的卜漏也带领一千余人前来投诚，赵遹本人或其使者与归顺者杀牲和血饮酒盟誓，卜漏等人均立下誓言：“一心归宋，更不作过。”招抚初见成效，于是“贼势稍折”(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6-2367页。)。
其二，迟迟推延围剿。政和五年五月，赵遹上奏：“朝廷若果不欲兴兵，姑务函容，严为守备可也。必欲痛行讨荡，师不久驻，一举必克，即秦凤兵一千人与黔兵、土丁，恐未足以应敌。”此奏稍长，主旨在于不甚赞同“痛行讨荡”，偏向“严为守备”，以兵力不足为由，为其暂不大举进攻辩解。恰逢此时，卜漏“口血未干而背盟，封坛甫成而入寇”(注：李新《贺赵招讨平晏州启》，《全宋文》第134册，第59页。)，降而复叛，纠集数千人，“攻围镇溪堡，钞掠盐客，杀伤取财”。走马承受丁升卿抓住赵遹把柄，密报宋徽宗：卜漏“依旧出没作过”。徽宗严厉地警告赵遹：“纵敌生患，国有军法，必不赦汝。”丁升卿一再告赵遹御状，徽宗多次训斥赵遹：“逗遛不进，有失机会，更致滋长，当议并行军法。”赵遹一度因征讨不力，阶官被贬，“降朝散郎”。直到赵遹决定总攻卜漏，徽宗仍嫌行动迟缓，下诏指责：“兵家所贵神速，今兵留两月，坐耗刍粮，逗遛犹豫，不切进兵。”(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8-2371页。)
由上所述，不难知晓以下两点。一是卜漏事变“兵端益大”，责任不在赵遹，而在卜漏与宋徽宗。二是徽宗与赵遹的君臣关系并不亲密，赵遹不是宋徽宗宠信的奸佞之臣。
五 以夷制夷的举措
政和五年十月，赵遹出任泸南招讨统制使整整七个月之后，在宋徽宗一再催促下，终于兵分三路，围攻卜漏的大本营轮缚大囤（即今兴文县僰王山）。赵遹率领大军三万有余，从位于长江南岸江边，“号为舟车往来之冲”(注：李埴《照庵记》，祝穆《方舆胜览》卷62《潼川府路·泸州·形胜》，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下册，第1085页。)的江安县城出发。大军成分复杂，其中当地夷兵与外地夷兵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在战场上发挥出色。
赵遹用兵泸南的有利条件是粮饷问题不大。宋徽宗诏书称泸南为“不毛之地”，系不了解当地实情。泸南是个“衍沃宜种植”的农耕地区，可以“因其积谷食士卒”(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4页。)，且有井盐之利(注：泸南有淯井监、南井监（在今江安县四面山镇南井街道）两处井盐产地。)。何况赵遹在梓州路转运司任职时，对这里的军费问题早有安排。但赵遹仍遭遇到三大困难。一是泸夷“黠勇善斗”：“上下捷倍飞走”，“其来则蜂集蚁聚，去则鸟飞兽散”，并善用毒箭，“以药傅矢，中人，血濡缕，辄死”。二是地势险要复杂：“轮缚大囤据大山，崛起数百仞，周四十余里”，“山谷深险，林箐沮洳”(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4-2365、2372页。)。当地方言谓：“凡竹木茂者，皆呼为箐。竹曰竹箐，木曰木箐”(注：曹秉让、杨庚等修纂《（嘉庆）长宁县志》卷12《古迹·箐斋》，清嘉庆十三年刻本。)。沮洳则是由腐烂植物埋在地下而形成的泥沼。换言之，这里既有深山密林，又有沼泽泥地。三是防守异常严密：轮缚大囤四周“以巨石为城垒”，外设木栅、凿坑道，“守障备御，无一不至”，从山上向下推滚石，“中者即齑粉”，以致陕西精兵难以施展其优势。《赵遹行状》称：“官军以强弓弩仰射，曾不能及半。兵陈四周，凡累日，将士相顾，无从用智力。”(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2-2373页。)
面对危局，赵遹的对策是以夷制夷。泸夷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其中部族颇多，无统一组织，且各部族之间矛盾重重，易于分化。卜漏并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某些部族不为其号令所动，如“滋、纯、长宁军纳土新附之民，然卒无一人肯从叛者，仍力捍守其境”。赵遹认为泸夷地区的情况是：“夷得势则随夷，汉得势则随汉。”不出赵遹所料，官军重兵压境，不少从前附从卜漏的部族纷纷归顺官军，反戈一击。都掌族首领特苗、罗始族首领失胃率部参战，站在官军一边。特苗战后向赵遹献俘表功，称：“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历史书写者称：“（赵）遹许之。”(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4页。)“许之”二字，又将其责任往赵遹身上甩，“已斩”者岂有死而重生的可能？因非同一族类，旧恨加新仇，刘复生教授指出：“都掌族对卜漏部众下手特别狠。”(注：刘复生《古代“僰国”地区的僰人及其“消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8页。)卜漏部众伤亡惨重，与此关系极大。宁远寨（在今长宁县竹海镇三江村）知寨郭谠带领的夷兵，降服石笋山、婆然新囤两个据点，俘获斗洗等四百余人。赵遹宽大为怀，仍将俘虏交由郭谠管束，令“日给食”，听候处理。
与郭谠带领的本地夷兵相比，田祐恭率领的外地夷兵作用更大。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兵、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被后世尊奉为“思州土司之祖”，时任思（在今贵州省务川县一带）黔州（治今重庆市彭水县）巡检，奉命率军参战。与陕西精兵相比，田祐恭所部更能适应泸南环境。赵遹与田祐恭、泸州都巡检使种友直一道骑马前往卜漏的大本营轮缚大囤前沿考察，终于找到一处突破口，此处“崖壁尤绝高，倍他处，贼以险故栅垒疏缺，无守备”。赵遹采取疲劳战术，命令部队白天休息，深夜出击，卜漏部众“久劳苦，疲顿甚”(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2-2373页。)。赵遹最终制胜的法宝是“火猱破敌”，即前引乾隆诗篇所称：“飞火似宗即墨城。”赵遹效法战国时期齐国的名将田单大摆火牛阵，击败燕军，坚守即墨。只是赵遹所用不是火牛，而是火猱。猱是一种猿类动物。泸南山中多猱，思黔兵“善能捕取”，并将猱制作为火猱，火猱冲入寨栅，卜漏部众大乱，“官军内外相应，即斩关，环城而登，破晏州轮缚大囤”(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3-2375页。)。平定卜漏事变，田祐恭及其思黔兵厥“功”至伟。《宋史·赵遹传》张冠李戴，将火猱破阵之术记录在种友直名下，实应当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记载为准。
田祐恭此后多次参战获胜，一再升官进阶，官至通侍大夫、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充夔州路兵马钤辖、兼思珍州南平军沿边都巡检使。《明史·贵州土司传》称：“宋宣和中，番部田祐恭内附，世有（思州）其地。”(注：张廷玉等《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思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6页。)田祐恭以思州之地内附，当在此前。《文献通考·舆地考五》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领务川、卭水、安夷三县。”(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9《舆地考五·古荆州》，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2509页。)
六 战乱之后的重建
运筹于深宫之中，致败于千里之外。人们往往如此嘲笑宋朝帝王“将从中御”。宋徽宗此次用兵，终于得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遹颇尽力。他“自出师迄还，才两月，须发为之尽白”。政和五年岁末，生擒卜漏等首领，卜漏押送开封处斩，事变告终。史载：“（赵）遹自入贼境至破晏州，凡斩馘七千余级。自破晏州至获卜漏，又斩馘一万余级，筑以为京观。而贼之赴火者，莫计其数。”前方申报战果难免虚夸，卜漏部众无疑伤亡惨重。然而，宋徽宗喜不自胜，御笔炫耀，“王师出征，一举万全，拓地千里”(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4-2375页。)，且有将此“千里”之地称为“新疆”者。其实，所谓“新疆”系“旧管”，只怕宋朝疆土并未因此开拓一尺、增长一寸，仅仅重建了若干城寨，有的是旧地原址修复，有的是旧地新址再建而已。蔡京将灾难当喜事，上表庆贺：“攻讨晏州夷，焚烧落浓囤等钱粮仓廪舍屋约至万间，致孳生粮斛不可计数，其巢穴悉已焚荡。”(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西南蕃》，第16册，第9861页。)泸南民众灾难深重，宋徽宗下诏“曲赦四川”，诏文收入《宋大诏令集》(注：《宋大诏令集》卷219《政事七十二·武功下·四川曲赦（政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40页。)，全是空话、套话、漂亮话，可行举措无片言只语。即使按曲赦常规，免除四川税赋一年，但泸南多为羁縻州县，无税赋可免，民众实惠安在？泸南战后重建，赵遹多少做了些实事，如“建城寨，画疆亩，募人耕种”(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页。)，恢复生产。其中有两点值得一说。
其一，创建“胜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先概言：“泸州、长宁军胜兵者，政和末所创。”再补充：“政和末，赵遹为转运使，既平晏夷，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仿陕西弓箭手法，召募泸、戎州、长宁军土夫子弟，给田刺手，以实边防，俾代官军守御。”(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7《兵马·泸州长宁军胜兵（夷义军）》，《全宋笔记》第6编第8册，第266-288页。)换言之，即在这一地区继续推行屯田制度。“胜兵”者，“无事则散在州郡，缓急则尽可为用”(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丑，第8册，第3399页。)。赵遹的设想，既可发展生产，又可充实边境，起初收到一定实效。他的计划是：“根括并边逃田之隶于官者”，“人给百亩，可募兵三千七百有余”，但受田亩数量等因素的限制，“所招凡二千七百人，长宁军、乐共城各五百，梅峒、水卢寨、政和堡各三百，武宁寨、板桥、梅岭、石芦堡二百”(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7《兵马·泸州长宁军胜兵（夷义军）》，《全宋笔记》第6编第8册，第266-288页。)，而且未必实有其数。南宋时期，泸南胜兵人数大减，泸南再度成为无事即忽视的地区。
其二，增强管控。政和五年十二月，赵遹上疏认为，泸州“边寄宜重”，“朝廷付与甚轻”。他提出三条制度性建议：一是将泸南沿边安抚使由“军兴权时”的临时机构改为常设机构，“更不带沿边二字”；二是“泸州文臣知州，俾令依武臣知州例，带梓、夔路兵马钤辖”；三是“开府置帅，事权归正”，泸州知州“以泸南安抚使名，统隶两路内外诸州”(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一·安抚使》，第7册，第4047页。)。《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元年（1119）五月，“（升）泸州为泸川（军）”(注：《宋史》卷22《徽宗本纪四》，第405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此）节度军额也，当增'节度’二字。”(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7《宋史一·徽宗纪》，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下册，第953页。)宋徽宗《泸州升为泸川军御笔》曰：“泸州西川要会，控制一路，边门之寄，付畀非轻，可升为节度，赐名泸川军。”(注：《宋大诏令集》卷158《政事十二·建易州县·泸州升为泸川军御笔（政和五年五月二日）》，第840页。)泸州由观察使州升为节度使州，知州随之由四品升为三品官。宣和二年三月，徽宗又下诏：“泸州守臣带潼川府夔州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安抚使。”(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一·安抚使》，第7册，第4047页。)所谓潼川府，即此前的梓州（治今四川省三台县）。重和元年（1118）十一月，梓州已升为潼川府。与卜漏事变有关，泸南地区再次受到朝廷重视(注：刘复生《“泸县宋墓”墓主寻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7-20页。)。
平定卜漏事变的庆功仪式相当隆重。史称：“十二月，捷书至，御殿受贺，宰执各进一秩。”(注：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卷28《徽宗皇帝》“政和五年春正月，泸南晏夷叛，寻讨平之”（许沛藻等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712-713页）。)赵遹自然也在论功行赏之列，加龙图阁直学士。宋徽宗召见后，又“赐上舍出身(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九·赐出身》将赐赵遹上舍出身系于政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第9册，第5441页）。)，拜兵部尚书”(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页。)，并优待其子。《文献通考·选举考》载：“赵遹在政和间，擒蛮卜漏”，其子“永裔亦得赐（上舍出身）”(注：《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举士》，上册，第297页。)。赵遹虽然获得宋徽宗赏赐，但并不表明他是徽宗的宠臣。这点前文已说，此处不再重复。
赵遹拜兵部尚书，因“与童贯有隙，力请去”(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11046页。)。他不愿与童贯共事，两人交往甚少，并无个人恩怨，原因在于政见不同。宣和年间，童贯力主北伐辽朝，赵遹两次上疏反对，建议朝廷对于业已衰弱的辽朝当“示之安静，致其怀服”，告诫宋徽宗“不可轻信童贯，规取全燕，以开边隙”(注：赵遹《上徽宗乞抚存北虏》，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辽夏十二》，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1588-1589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5“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条载，“知真定府路安抚使赵遹奏疏，乞抚存辽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34-35页）。)。南宋理宗时，曾任同修国史、官至参知政事的高斯得读过赵遹两奏，认为：“二奏皆恳切，有忠君忧国之诚。”甚至深度感叹道：“呜呼，使当时受任之臣，皆如（赵）遹之老成持重，不徇奸臣，中天之祸岂至此哉！”(注：高斯得《跋赵遹所受徽宗皇帝御笔》，《全宋文》第344册，第162-163页。)他申言宋徽宗如若重用赵遹等人，北宋不会亡国，显系夸张之语，但其称赞赵遹“老成持重，不徇奸臣”，应是事实。因此，赵遹与童贯绝非同类，不应斥之为“奸臣”。
毋庸置疑，赵遹确有可指责之处。卜漏部众死伤惨重，主要责任不在赵遹，但赵遹实难全辞其咎。按照今天的标准，赵遹默认特苗留下俘虏做奴婢，将俘虏中的强壮者“面刺'政和畏降’字各遣归囤”(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5页。)，胜兵手上一律刺字，均属非人道之举。但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赵遹在官风极差的宋徽宗时(注：可参看：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25页。)，从总体上看，或许算得上一位反对贪腐的正直之士、较有作为的干练之臣。
［责任编辑：凌兴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