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连港：宋徽宗“即真之诏”考辨——兼论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丨202304-32（总第23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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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即真之诏”考辨——兼论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

贾连港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内容摘要：宋徽宗八字“即真之诏”应是可信的，而“圣语”“即真”二字诏书说不足凭信。“即真之诏”的书写和传递过程大致是：在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宋徽宗书写诏书，并交付曹勋；在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并将诏书上呈宋高宗。在南宋政权的继统构建中，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赵构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其即位后获知的“即真之诏”又进一步服务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构建。围绕“即真之诏”的史书编纂，主要有以下变化：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客观记录其来龙去脉为主；继而在宋高宗绍兴初年，耿延禧、汪伯彦等人很可能有意调和“即真之诏”的书写时间与曹勋逃归上呈的时间；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以至于此后的宋宁宗时代，其叙事的政治性渐弱，又复归客观。

关键词：宋徽宗；即真之诏；宋高宗；史书编纂

据载，两宋之交，在北狩途中逃归的曹勋带来了宋徽宗所谓的“太祖誓约（誓碑）”。这是理解宋代政治的重要切入点，故而学界对其真伪及流传情况多有深入钻研[1]。与之相关的是，另据史书记载，曹勋同时还带回了宋徽宗授权赵构登极的亲笔御札（即内容为“可便即真，来救父母”的“即真之诏”）。

但是，相较于对“太祖誓约（誓碑）”的大量研究，学界对“即真之诏”的探讨明显不足。与“即真之诏”相关的真伪、书写与传递等诸问题，也关涉南宋政权继统合法性构建中的史书编纂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论及南宋初年宋高宗相关史事时，时有提及“即真之诏”，但缺少细致考订，对其真伪也意见不一。一方面，王曾瑜、景新强等先生认为，“即真之诏”应是真实可信的[2]。另一方面，邓小南、方诚峰等先生则认为，“即真之诏”大概出于事后虚构，至少在赵构登极之时是不存在的。[3]另外，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先生从“文本考古”的角度出发，梳理“即真之诏”（蔡文称之为“衬领诏”）在两宋之交的流转过程，将其与南宋前期支持宋高宗继统的祥瑞等而观之[4]。

综括以上研究，笔者以为尚需进一步追索以下问题：对“即真之诏”的探讨是停留在简单化地证实或证伪，还是结合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进行更为彻底的历时性考察？在此基础上，如何从“即真之诏”进一步观察两宋之际的史书编纂及其政治意义？据笔者浅见，从“即真之诏”引发的诸多课题，仍有仔细爬梳相关史料并结合学界既有研究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 “即真之诏”的史源及其真伪

宋徽宗亲书“即真之诏”之事，其史源可追溯至曹勋的相关著述，盖因曹勋是亲历者并留下了相关记载。他在《松隐文集》卷二六《进后十事札子》中道出了带着“即真之诏”逃归之事：

臣去岁自虏中齎持太上皇帝、宣和皇后、中宫皇后书信，悉得奏陈。重念臣初被密旨，令从间道昼伏夜动，山行草宿，憔悴饥渴，了无生理，邻于死者殆以百数，仅得生还。当时伏蒙引对便殿，玉音褒贲，朽骨再肉，继被拔擢，进秩赐金，欲寘于一路。[5]

从“去岁”云云来看，这一札子应是建炎二年（1128）所上。曹勋提到，他在建炎元年从金营带着太上皇帝（即宋徽宗）的书信（密旨）上奏宋高宗，并且受到引见，奏陈详细情况。再结合他在建炎元年七月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主要提及“清中原之谋”及“艺祖有约”两事[6]，这当是《北狩闻见录》[7]的最初素材，书中记载了关于“即真之诏”的详细情况：

太上自北狩，出城起行，至过河旬日后，宣谕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次日……是晚，太上出御衣三、一（櫳）【衬】领（俗呼背心），拆领写字于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押，计九字。复缝如故，付某。[8]

在曹勋的其余诸多文字中，也多次提到“即真之诏”事。比如在《投连泉州显学五十韵》中，他写道“某到燕京，被密旨昼伏夜动，赍持上皇御衣御札、邢后金环子投进”；在《圣瑞图赞并序》中，他说“臣又自燕山受徽宗帛书，诏陛下即大位”；在《祭告徽考文》中，他也提到“臣顷属岁在丁未，自燕山被密旨，令朝谒嗣圣，当时于重围中泣血辞去，凡所行授，一一上达”[9]。其中，“密旨”“御衣御札”“徽宗帛书”等语，皆指曹勋带“即真之诏”逃归并进见宋高宗之事。同时，在楼钥为曹勋之子曹耜写的墓志铭及为曹勋《松隐集》所作的序中，也提到“尝从徽庙北狩，亲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归”及“从徽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昼伏夜行，持御札御衣”等语[10]，可相参证。此外，建炎元年七月曹勋逃回南京应天府并将“即真之诏”上呈宋高宗一事，亦可相互佐证，详见后文。

另外，在前述《进后十事札子》中提及，与“即真之诏”同时带回的，还有“宣和皇后、中宫皇后书信”。《北狩闻见录》中也说：“又索邢皇后得所带金耳环子一只（双飞小蛱蝶，俗呼闘高飞），是今上在藩邸时手制，以为的验。及皇太后信物，令某不以方所，必见大王奏之。……（邢）皇后初取环子与沈押班，令付勋曰……”[11]此处的宣和皇后即宋高宗生母韦氏，中宫皇后即宋高宗皇后邢氏。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北迁时，宋徽宗与韦氏、邢氏并不在一处，所以关于韦氏、邢氏之事是曹勋特意编造的[12]。另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述事项并非绝无可能，北狩的不同队伍之间可以时常交流[13]。笔者倾向赞同后一种意见。确实，据前引《北狩闻见录》，曹勋明确说，邢氏信物是由沈押班交给他，故而名曰“索”得。《宋史·高宗宪节邢皇后传》也说：“夫人脱所御金环，使内侍持付勋。”[14]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当确信韦氏、邢氏信物的真实性。同时，这可以从侧面辅证“即真之诏”的真实性。

要之，关于宋徽宗亲书“即真之诏”的史料可前后照应，亦有相关旁证相佐，其真实性很高。尽管“即真之诏”的史源主要来自曹勋，但相关记载前后呼应，可成自洽的系统论述，不似破绽百出、向壁虚构之言。而且，这也有宋高宗、李纲等人的言说可以相互印证。同时，如果从北宋末年徽钦授受、两宫相争、靖康之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来看，本对钦宗不满又身处困境的徽宗，转而寄希望于赵构将其解救，也属情理之中。对于“太祖誓约”的真伪问题，刘浦江先生曾说过：“今人在没有任何史料凭据的情况下，随意推断这是曹勋、宋高宗或宋徽宗杜撰出来的故事，恐怕是不够慎重的。”[15]笔者以为，“即真之诏”亦当作如是观。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即真之诏”由宋高宗、曹勋等人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而伪造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尚未见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二、“即真之诏”的书写及送达

如上所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的八字“即真之诏”应是曹勋逃归时带给已称帝的赵构的。然而，赵构到底是在建炎元年四月九日还是七月二十八日看到“即真之诏”的？这本应是无可疑异的问题，却在史书中有不同记载。对此，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订：

又有自虏寨脱归者，道二帝语云：“可告康王，即大位，为宗庙社稷计。”王恸哭，由是决意趋应天。（汪伯彦《中兴日历》云：“有自虏寨遁归者，衣裏蜡书，上皇御笔二字曰：'即真’。”谨按《玉牒》所书，上皇御笔乃八字，曹勋所进《北狩闻见录》甚详，伯彦误记也。《钦宗实录》：“四月戊辰，曹勋自河北军前窜归，诣大元帅府，进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此尤差误。勋以五月离燕山府，七月至南京。李纲《建炎进退志》中亦载此事，与勋所录同。史臣承伯彦之书，不深考耳。二帝圣语，见耿延禧《中兴记》，今年四月癸亥及七月丙辰所书，可参考。）[16]

李心传此条系于建炎元年四月戊辰（九日）。在上引史料中，提到了关于“即真之诏”的“圣语”说和“即真”二字诏书说。关于这两个说法，笔者将在后文详论，在此先作简要说明。“圣语”说颇可怀疑，其来源主要是耿延禧《建炎中兴记》[17]，尚无其他一手史料可与之相互印证。对于“即真”二字诏书说，系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在“圣语”的基础上增入[18]，李心传已在前述考订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批驳。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对二字诏书作过精心修饰，“绝非出于误记”[19]。从李心传在正文中的叙述来看，他采纳耿延禧《建炎中兴记》“圣语”之说。但从考订部分（即前引加双括号部分）看，他否定了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中的“即真”二字御笔说，认可《北狩闻见录》《建炎进退志》《玉牒》及《钦宗实录》所载的八字“即真之诏”说，但将其时间下移至同年七月。可见，李心传试图将前述“圣语”和“即真之诏”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认为“圣语”在四月九日传至尚未即位的赵构处，“即真之诏”在七月丙辰（二十八日）传至即位后的赵构处。

如果进一步考察“即真之诏”的书写及传递过程，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辅证“即真之诏”的真实性，还能解开围绕“即真之诏”的时间错乱问题。笔者以为，其症结在于，应区分开关于“即真之诏”书写和传递的两个时间节点，即：一个是宋徽宗的书写时间，另一个是曹勋带给宋高宗的时间。

第一，关于宋徽宗书写“即真之诏”的时间。前述《北狩闻见录》中提到，“至过河旬日后”和“次日……是晚”两个时间点，宋徽宗手书“即真之诏”并将其交给曹勋的时间则在“次日……是晚”。类似的记载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宋史·曹勋传》[21]中可以相互佐证，确认其真实性。结合这两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知道，宋徽宗在北渡黄河十天左右拟定了“即真之诏”并将其交给了曹勋。在这里，只需确认宋徽宗北渡黄河的时间即可。据《青宫译语》和《呻吟语》，宋徽宗渡河的时间分别是：“初四日，渡而北”“初五日，渡河，宿滑州”[22]。由此可知，宋徽宗在四月初四或初五日渡河。但是，这一日期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据王智勇、崔文印两位先生的研究，宋徽宗北狩日当在三月二十七日[23]。宋徽宗北狩的路线为“河北路”，即从汴京出发，过黄河而北行，经封丘、滑州、黎阳、汤阴、安阳、釜阳、邯郸、邢州、柏乡、高邑、真定府、定州、望都、保州、涿州、良乡、宛平，至燕京[24]。自汴京至滑州，大约不到二百里路程。而当时的行进速度，每日至少也有五、六十里[25]。据此测算，三天之后的三月三十日左右即可过河。假如这一推测合理，那么宋徽宗书写“即真之诏”的时间当在四月十日左右，而非四月十五日左右。这样就与耿延禧《建炎中兴记》、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钦宗实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私修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所认定的时间（四月九日）基本相符。即便是四月十五日，也与前述史书所载的时间相差不大。也可以说，前述史书很可能并非纯粹出于有意虚构，而是有意采用了宋徽宗书写“即真之诏”的时间，并将其认定为当然的发布时间。只是，在后来的某些官方史书中，着意强化了这一时间点的政治意义，并将其等同于曹勋逃归并上呈诏书的时间。

第二，关于曹勋将“即真之诏”带给宋高宗的时间。这一时间比较明确，在前引李心传的考订中即已指出，在建炎元年七月，曹勋逃至南京（应天府），将“即真之诏”上呈宋高宗，高宗于七月二十八日将其宣示给李纲等宰执大臣。今考李纲为宰相时，他与执政在便殿奏事，亲见高宗：

出绢背心宣示，泣谕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勋赍来背心，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26]

作为亲历者，李纲的说法可与曹勋之言相互印证，可证明“即真之诏”的真实性。此与前述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考订亦相吻合。只是，李纲仅以“七月某日”模糊言之。而国史系统之下所形成的《宋史·高宗本纪》，在叙述赵构登基之前的劝进诸事，未提及“即真之诏”，而是将其明确系于建炎元年七月丙辰日，即二十八日[27]。两相对照，曹勋将“即真之诏”带给宋高宗的时间可确定在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宋徽宗书写“即真之诏”，并交付曹勋；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将诏书上呈宋高宗。以耿延禧《建炎中兴记》、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为代表的史书中（包括《钦宗实录》），所谓曹勋四月九日上呈“即真之诏”之说，实际是诏书的书写时间。从这一角度看，“即真之诏”并非绝对指向史臣事后之虚构[28]。与之可对照的是，正如前引《宋史·高宗本纪》所代表的国史系统，则仅采用了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曹勋上呈诏书的时间。其实，两个时间都有其真实性，可以说史书所载的“即真之诏”是虚实相间的。

三、从“即真之诏”看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

以上，笔者基本厘清了“即真之诏”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尚需进一步追问：为进一步证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南宋政权如何在史书编纂[29]中利用“即真之诏”，来强化其认可的继统构建？

在既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即真之诏”和“太母之意”是为了制造赵构登基的两大合法性支柱；建炎元年五月之前“即真之诏”是事后虚构，故而不足以作为支持之一，“太母之意”更有实质意义[30]。诚然，在赵构称帝前，“即真之诏”大概不为所知，太母（即孟太后，后改称“元祐太后”“隆祐太后”）的支持在两宋之交具有重要的程序正义和象征性地位[31]。然而，即使在建炎元年七月之前未能知晓“即真之诏”的存在，但赵构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其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其即位后获知的宋徽宗手书“即真之诏”又进一步服务于继统合法性构建。在这一过程中，宋徽宗之子的身份和宋徽宗的授意是其一以贯之的重要政治依凭。

 在两宋之交，赵构之所以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兴之主，这得益于他宋徽宗之子、钦宗之弟的特殊身份。这一先天优势，是其继统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四月九日，赵构大元帅府幕僚讨论康王即位之事，宗室仲综等反对赵构称帝，幕府臣僚反驳说：“大王以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入继大统，其谁不以为宜？”[32]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着意强化受命于宋徽宗、宋钦宗（尤其是徽宗）的正统地位。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登基，其祭天册文中写道：“臣构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总六师（引者按：“宸旨”即钦宗皇帝的旨意），握兵马元帅之权，倡义旅以先诸将，冀清京邑，迎复两宫。……天眷赵宗，宜以神器属于臣构。”[33]同日，高宗大赦天下。在赦文中提到：“仍抑臣僚，俾僭位号；朕以介弟之亲，而受旨开元帅之府。”[34]以上文字分别来自赵构登极之时的祭天册文和大赦诏书，其中着重指出了其道君皇帝之子、钦宗之弟的身份，足见其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在即位之后，宋高宗较少再提及钦宗对其继承皇位的授权。其中原因，或许缘于以下两点：一是钦宗的兄长身份，权威性不如乃父徽宗；二是身处北方的钦宗也是高宗潜在的皇位威胁。

在获知“即真之诏”后，宋高宗便以各种途径宣扬宋徽宗的这一授意，进而影响到有关其即位前后的史书编纂。

首先需要略作梳理的是，南宋时期记载有关“即真之诏”的史书的大致成书或上呈时间。曹勋《北狩闻见录》的书稿大概在宋高宗建炎初年即上呈，其成书至少早于绍兴七年（前已讨论，不赘）；李纲《建炎进退志》上呈于宋高宗建炎二年十月[35]；耿延禧《建炎中兴记》上呈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正月[36]；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的上呈时间是宋高宗绍兴四年十二月[37]；李纲《建炎时政记》大约编成于宋高宗绍兴四年下半年[38]；南宋《玉牒》（尤其是记载“即真之诏”史事的宋高宗朝《玉牒》）大概在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以后才开始编纂，其首次成书、上呈在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39]；《钦宗实录》上呈时间是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40]；宋高宗《实录》《国史》的成书和编修时间在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4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初稿完成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秋冬之际，上呈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42]。 

结合上述史书的先后顺序，可以进一步分析南宋史书在编纂有关“即真之诏”史事时的基本特点。

南宋建立之初，在亲历“即真之诏”前后过程者曹勋、李纲的记录中，皆明确记载建炎元年七月曹勋逃归应天府并将“即真之诏”等上呈宋高宗。在知晓“即真之诏”后，高宗将其宣示李纲等宰辅大臣：“余（按：李纲）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43]可见，来自宋高宗建炎年间的史著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即真之诏”的基本过程，进而指出其对于确认宋高宗继统合法性的重要意义。但是，严格来说，以上史著还不能算是纂修之史。在此后绍兴年间的官方史书编纂中，关于“即真之诏”的时间、内容、形式的记载出现了较大变化。

据耿延禧《建炎中兴记》载，在靖康二年四月九日“况有自虏寨归者，道上皇语云：'可告康王即大位，为宗庙社稷计。’”在高宗即位前的记事中，耿延禧特别提到 “圣语”版本的“即真之诏”，其核心意图是：“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庙社稷之福也。”[44]在此，还应注意耿延禧之父耿南仲提及的另一个“即真之诏”版本。据说，靖康二年四月四日，耿南仲等人便劝说康王赵构登极，在奏章中有“太上万里有'即真’二字之兆”一句，作为赵构承天应命的祯祥之一。[45]这便是“即真之诏”的“即真”二字诏书说。

同样在四月九日，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也有关于“即真之诏”的内容：“会有窜逸自虏寨归者，传太上皇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裹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46]在这里，汪伯彦杂糅了耿南仲、耿延禧父子的两种版本。另在《建炎中兴日历》建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事中，汪伯彦言及元祐皇后劝进、张邦昌迎请之事后，赵构“敛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群臣爱戴，幕属将佐上书劝进，拜叩固请，至于五六，吾固辞者亦屡矣。方此踌躇以思继，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大母乘舆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钦承。’”[47]汪伯彦所记“即真之诏”的这番话，也是为了创制赵构登基的两大合法性支柱而有意为之的。其中不仅有对“即真之诏”虚构的成分，更重要的是说明“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48]。由于汪伯彦于绍兴三年受命编成《大元帅府事迹》，尔后成书的《中兴日历》脱胎于此[49]，据此可推知，《大元帅府事迹》大概也有类似前述《中兴日历》的记载和认识。

综而观之，尽管宋高宗绍兴初年所修史书关于“即真之诏”的形式、内容有不同说法，但其编修的共同点是诏书出现的时间皆指向高宗登极之前。这表明，史书编纂中着意强化高宗继统合法性的意图颇为明显。并且，这些史书“断自圣意”[50]，得到高宗本人认可。举例言之。对于《建炎时政记》，高宗曾跟大臣说：“朕已看过，皆是实事。纲近日论事，非往时之比。”[51]关于“即真之诏”的记事自然属于高宗赞赏之列。直至宋孝宗时编成的《钦宗实录》，从对“即真之诏”的系月系日来看，也大致延续了这一编纂方式。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编纂的史论著作中，亦持上述官方史学的论调。例如，何俌《龟鉴》在讲完高宗登基的诸多促进因素（开大元帅府、诸将归心/劝进、张邦昌称臣、太后劝进）后说：“然必俟道君'可便即真’之说，然后不得已而就南京践天子位焉。此与肃宗即位灵武之事异矣。”[52]以上议论有意将宋徽宗“即真之诏”的授权提前至南宋建立前，使高宗的即位更具合法性，尤其强调其即位比唐肃宗更有法理依据。

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之后，史书编纂中对于“即真之诏”政治意图的强调则逐渐弱化了。前已提及、绍兴末年编成的《玉牒》便是显例。再往后，宋宁宗朝编成的高宗朝《国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代表性官修和私修史书，大概也已跳脱出宋高宗时的政治敏感性，可以更为客观地看待与“即真之诏”相关的史事了。

四、结语

本文从考订“即真之诏”出发，探讨围绕其间的真伪、书写及传递情况，进而探讨了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问题。笔者认为，宋徽宗八字“即真之诏”应是可信的，而“圣语”“即真”二字诏书说不足凭信。其书写和传递过程大概是：在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宋徽宗书写诏书，并交付曹勋；在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并将诏书上呈宋高宗。

在南宋政权的继统构建中，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赵构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其即位后获知的“即真之诏”又进一步服务于其继统构建。围绕“即真之诏”的史书编纂，主要有以下变化：首先，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客观记录其来龙去脉为主。其次，宋高宗绍兴初年所修史书对于“即真之诏”的形式、内容有不同说法，但却将诏书出现的时间皆指向高宗登极之前。可见，耿延禧、汪伯彦等人很可能有意调和 “即真之诏”的书写时间与曹勋逃归上呈的时间，以进一步证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直至宋孝宗时编修《钦宗实录》，仍延续这一编纂方式。最后，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以至于此后的宋宁宗时代，史书编纂中对于“即真之诏”政治意图的强调则逐渐弱化，又复归客观。

原载于《文献》2023年第2期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200）的阶段性成果。

[1]详细研究史，可参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89-92页。关于“太祖誓碑”的最新研究，参张良：《宋太祖誓碑传说真伪补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第65-71页。

[2]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9页。按：王曾瑜先生将“即真之诏”系于南宋初年“李纲拜罢”一节之下。

[3]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收入氏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103-104页。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69-76页。

[4]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96、102-106页。

[5]曹勋：《松隐文集》卷二六《进后十事札子》，吴兴刘氏嘉业堂本。以下《松隐文集》皆出此本，不再逐一出注。

[6]曹勋：《松隐文集》卷二六《进前十事札子》。

[7]按：曹勋此书的书名、成书问题颇为复杂。首先，根据宋人著录情况，该书书名应为《北狩闻见录》，而非今存晚出版本的《北狩见闻录》（参潘思琦：《曹勋<北狩见闻录>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3-14页）；其次，关于其成书情况，《北狩闻见录》应在曹勋回到应天府后很快便上呈书稿，据《三朝北盟会编》引用该书时称宋徽宗为“太上”来看，其成书至少早于绍兴七年（参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95-96页）。另外，刘浦江、景新强等先生认为，曹勋在绍兴十四年编定此书（参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第50页；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原刊《文史》2010年第3辑，收入氏著：《宋辽金史论集》，中华书局，2017年，第166-167页）。以上两种意见各有侧重，笔者倾向于赞同蔡涵墨先生的意见，重视此书的成书（而非编定）时间。从史源学的角度，本文引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节录文本。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诸书杂录》引曹勋《北狩闻见录》，上海古出版社，1987年，第722页。按：“櫳”当为“衬”，据《学津讨原》本《北狩见闻录》改。

[9]曹勋：《松隐文集》卷一〇《投连泉州显学五十韵》、卷二九《圣瑞图赞并序》、卷三四《祭告徽考文》。

[10]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三《工部郎中曹公墓志铭代汪尚书（曹耜）》、卷五二《曹忠靖公松隐集序》，中华书局，1985 年，第1446、716页。

[1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诸书杂录》引《北狩闻见录》，第722页。

[12]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第48-50页。

[13]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103页。

[14]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三《高宗宪节邢皇后传》，中华书局，2004年，第8645-8646页。按：类似记载，另可参《宋史》卷三七九《曹勋传》，第11700页。

[15]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第167页。《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第194页。

[16]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中华书局，2013年，第117页。

[17]《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中兴记》，第683页。

[18]《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683页。

[19]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页。[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丁亥条，第127-128页。

[21]《宋史》卷三七九《曹勋传》，第11700页。

[22]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之五《青宫译语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178页。《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第194页。[23]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六，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74-1776页。《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第192-193页。

[24] 张帆、刘文生、张泰湘：《宋朝徽、钦二帝北迁行踪研究——“靖康之难”系列研究之一》，《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72页。

[25]据载：“（徽宗一行）自过真定，近中山府，行少缓，日亦行五六十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丁巳，第92页）

[26]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八〇《建炎时政记下》，岳麓书社，2004年，第1671-1672页。类似叙述，另见《李纲全集》卷一七六《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第1632页。

[27]《宋史》卷二四《高宗本纪》，第442-443、447页。按：唯独徐梦莘将此事系于建炎元年七月七日（《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〇，建炎元年七月七日，第809页），不知所据，今不取。

[28]方诚峰指出，建炎元年五月之前的即真之诏明显出于事后之虚构，是史臣为其建构合法性的举措之一（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页）。

[29] 此处的“史书编纂”，主要指以南宋时期为主的官方或私修史书行为。

[30] 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72页。

[31]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著颇多，如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收入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1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第450-472页；刘静贞：《唯家之索——隆祐孟后在南宋初期政局中的位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6年第3期，第41-51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第268页。

[32]《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中兴日历》，第682-683页。

[3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庚寅，第132页。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五《高宗即位册文》，中华书局，2000年，第118-119页。

[34]《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742页。

[35]《李纲全集》卷一七七《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第1645页。

[36]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二二，绍兴四年正月丙子，中华书局，2013年，第646页。

[37]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72页。

[38]李纲在《建炎时政记序》中有“臣自去魏阙，七更岁华”之语。从李纲建炎元年八月去位算起，大概可定于绍兴四年下半年（《李纲全集》卷一七八《建炎时政记序》，第1648页）。

[39] 刘克庄撰，王瑞来集证：《玉牒初草集证》下编《宋代玉牒考》，中华书局，2018年，第261-320页。

[40]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105页。

[42]佚名编，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宁宗嘉泰二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中华书局，2016年，第2492页。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点校说明”，第2-6页。[43]《李纲全集》卷一七七《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第1632页。此后成书的《建炎时政记下》亦载：“群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太上皇帝者…’”（《李纲全集》卷一八〇《建炎时政记下》，第1672页）。

[44]《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中兴记》，第683页。

[45]《三朝北盟会编》卷九〇《上康王启》，第669页。按：这是目前所见“即真之诏”最早出现的时间，但耿延禧的奏章仅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并无其他辅证，也未注明史料来源（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104页）。

[46]《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683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建炎中兴日历》，只是说有“即真”御笔，并未提及“圣语”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第117页）。

[4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741页。

[48]《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683页。

[49]《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五，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192页。

[5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戊子，第1787页。

[5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绍兴五年三月乙酉，第1665页。

[52]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靖康二年四月引《龟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87页。按：留正所引《龟鉴》，当即何俌《中兴龟鉴》，此书成书于绍兴十三年（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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