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即真之诏”的书写及送达
三、从“即真之诏”看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
四、结语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200)的阶段性成果。
[1]详细研究史,可参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89-92页。关于“太祖誓碑”的最新研究,参张良:《宋太祖誓碑传说真伪补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第65-71页。
[2]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9页。按:王曾瑜先生将“即真之诏”系于南宋初年“李纲拜罢”一节之下。
[3]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收入氏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103-104页。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69-76页。
[4]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96、102-106页。
[5]曹勋:《松隐文集》卷二六《进后十事札子》,吴兴刘氏嘉业堂本。以下《松隐文集》皆出此本,不再逐一出注。
[6]曹勋:《松隐文集》卷二六《进前十事札子》。
[7]按:曹勋此书的书名、成书问题颇为复杂。首先,根据宋人著录情况,该书书名应为《北狩闻见录》,而非今存晚出版本的《北狩见闻录》(参潘思琦:《曹勋<北狩见闻录>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3-14页);其次,关于其成书情况,《北狩闻见录》应在曹勋回到应天府后很快便上呈书稿,据《三朝北盟会编》引用该书时称宋徽宗为“太上”来看,其成书至少早于绍兴七年(参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95-96页)。另外,刘浦江、景新强等先生认为,曹勋在绍兴十四年编定此书(参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第50页;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原刊《文史》2010年第3辑,收入氏著:《宋辽金史论集》,中华书局,2017年,第166-167页)。以上两种意见各有侧重,笔者倾向于赞同蔡涵墨先生的意见,重视此书的成书(而非编定)时间。从史源学的角度,本文引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节录文本。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诸书杂录》引曹勋《北狩闻见录》,上海古出版社,1987年,第722页。按:“櫳”当为“衬”,据《学津讨原》本《北狩见闻录》改。
[9]曹勋:《松隐文集》卷一〇《投连泉州显学五十韵》、卷二九《圣瑞图赞并序》、卷三四《祭告徽考文》。
[10]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三《工部郎中曹公墓志铭代汪尚书(曹耜)》、卷五二《曹忠靖公松隐集序》,中华书局,1985 年,第1446、716页。
[1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诸书杂录》引《北狩闻见录》,第722页。
[12]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第48-50页。
[13]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103页。
[14]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三《高宗宪节邢皇后传》,中华书局,2004年,第8645-8646页。按:类似记载,另可参《宋史》卷三七九《曹勋传》,第11700页。
[15]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第167页。《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第194页。
[16]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中华书局,2013年,第117页。
[17]《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中兴记》,第683页。
[18]《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683页。
[19]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页。[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丁亥条,第127-128页。
[21]《宋史》卷三七九《曹勋传》,第11700页。
[22]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之五《青宫译语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178页。《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第194页。[23]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六,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74-1776页。《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第192-193页。
[24] 张帆、刘文生、张泰湘:《宋朝徽、钦二帝北迁行踪研究——“靖康之难”系列研究之一》,《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72页。
[25]据载:“(徽宗一行)自过真定,近中山府,行少缓,日亦行五六十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丁巳,第92页)
[26]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八〇《建炎时政记下》,岳麓书社,2004年,第1671-1672页。类似叙述,另见《李纲全集》卷一七六《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第1632页。
[27]《宋史》卷二四《高宗本纪》,第442-443、447页。按:唯独徐梦莘将此事系于建炎元年七月七日(《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〇,建炎元年七月七日,第809页),不知所据,今不取。
[28]方诚峰指出,建炎元年五月之前的即真之诏明显出于事后之虚构,是史臣为其建构合法性的举措之一(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页)。
[29] 此处的“史书编纂”,主要指以南宋时期为主的官方或私修史书行为。
[30] 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72页。
[31]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著颇多,如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收入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1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第450-472页;刘静贞:《唯家之索——隆祐孟后在南宋初期政局中的位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6年第3期,第41-51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第268页。
[32]《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中兴日历》,第682-683页。
[3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庚寅,第132页。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五《高宗即位册文》,中华书局,2000年,第118-119页。
[34]《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742页。
[35]《李纲全集》卷一七七《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第1645页。
[36]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二二,绍兴四年正月丙子,中华书局,2013年,第646页。
[37]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第71-72页。
[38]李纲在《建炎时政记序》中有“臣自去魏阙,七更岁华”之语。从李纲建炎元年八月去位算起,大概可定于绍兴四年下半年(《李纲全集》卷一七八《建炎时政记序》,第1648页)。
[39] 刘克庄撰,王瑞来集证:《玉牒初草集证》下编《宋代玉牒考》,中华书局,2018年,第261-320页。
[40]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105页。
[42]佚名编,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宁宗嘉泰二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中华书局,2016年,第2492页。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点校说明”,第2-6页。[43]《李纲全集》卷一七七《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第1632页。此后成书的《建炎时政记下》亦载:“群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太上皇帝者…’”(《李纲全集》卷一八〇《建炎时政记下》,第1672页)。
[44]《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中兴记》,第683页。
[45]《三朝北盟会编》卷九〇《上康王启》,第669页。按:这是目前所见“即真之诏”最早出现的时间,但耿延禧的奏章仅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并无其他辅证,也未注明史料来源(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第104页)。
[46]《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683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建炎中兴日历》,只是说有“即真”御笔,并未提及“圣语”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第117页)。
[4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741页。
[48]《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引《建炎中兴日历》,第683页。
[49]《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五,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192页。
[5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戊子,第1787页。
[5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绍兴五年三月乙酉,第1665页。
[52]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靖康二年四月引《龟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87页。按:留正所引《龟鉴》,当即何俌《中兴龟鉴》,此书成书于绍兴十三年(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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