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有邓广铭《岳飞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值得阅读。今天这篇写岳飞，出自史学家刘子健。刘子健及其著作，虞云国《学随世转》、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有论述，在此不多作介绍。
这篇文章1970年发表，后收录于《两宋史研究汇编》（大陆版《宋史测度》）。五十年过去，和收录在该书中其他文章一样，没有过时。征得出版方授权，同文君摘选文章部分，以飨大家。01.除了朝廷以外，南宋当时的士大夫，对于岳飞还不太看重。在私著笔记之中，情形很不同，有很多称赞岳飞的事迹，同情他的千古奇冤。02.王家两代与秦家不合，他的笔记为什么还要替秦桧说点好话呢？03.在历史上，高宗是诿过于人，秦桧是一半负责，一半代人受过。岳飞被害，高宗的动机相当强，至少比秦桧的动机强得多。但是责任只在这两个人吗？
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岳飞
今天还要讨论岳飞，是为了什么？主要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地区，都对于岳飞的“精忠报国”，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于忠的观念的一个具体的反映。在这忠的观念里，有传统文化的许多成分：上层的儒家解释和一般社会上俗文学 ——小说、戏剧 ——的流传。同时，这忠的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坚韧的民族主义对于环境的反应，在继续不断地演化。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忠于谁？或忠于什么？是忠君，也就是说忠于领导人，忠于领导集团，还是忠于国，也就是说爱国，爱民族？这篇短文是希望从史学史上和思想史上分析一下。至于偶然有几点发现，也许可以补充前人未说的细节，那只是无关紧要的小成果。 岳飞屡次打败入侵的金兵，结果在和韩世忠、张俊两个大将一起被解除兵权之后，反倒被诬告阴谋造反。事实上并没有可靠的罪证，而竟在狱中被害而死。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的事。以后多少年都没人敢提。一直过了二十年以后，金兵又来进攻，高宗也下令亲征，往长江方面去布置防御，这才开始追赦岳飞。第一步放宽的赦诏很妙：“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换言之，恢复他们的自由。这诏书把岳飞、张宪和北宋末年以来所有人痛恨的蔡京、童贯并列，是故意的强调，赦虽然是赦了，但还是国家的罪人。又过了两年，隆兴元年（1163）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很想自强，例如重新起用张浚，召见朱熹，许陈亮上书，在这时候才给还岳飞家的田宅。等于是说取销旧案，宣告无罪。但还不能追悼岳飞，因为高宗仍旧在做太上皇，在背后主持大政。又等了七年，乾道六年（1170），孝宗才答应鄂州地方人民的请求，立庙纪念岳飞，诏给忠烈庙额。一直到淳熙五年（1178）高宗已经很老，朝臣也全不是旧时的人物，孝宗才追谥岳飞为武穆。最后，南宋企图反攻金国。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立韩世忠庙，岳飞封鄂王，连很少有功的刘光世也封为郦王。这是因为政府要“风厉诸将”，是利用岳飞等旧日的声望，并不是真正的追念岳飞。 除了朝廷以外，南宋当时的士大夫，对于岳飞还不太看重。朱熹是很推崇他的，但也说他有若干缺点，这且留在第四节里再详细讨论。同时，道学家在当时也还没有控制全盘思想的力量。南宋的文人，作诗很多，可是哀悼颂扬岳飞的诗，比较有名的，也只有黄文雷等人的三两首。在私著笔记之中，情形很不同，有很多称赞岳飞的事迹，同情他的千古奇冤，甚至有关于他生前神话式的记载和他死后迷信报应的传说。这些材料，都是和后来小说和戏剧的发展有关的。 可是在这许多笔记之中，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值得注意。这本书提到南宋能够站得住，没有亡国，不能说秦桧没有功劳。另一处又说秦桧对于岳飞的遗族，也并没赶尽杀绝。固然这本书并没有否认岳飞死得冤枉，但至少是指出秦桧并不全错，也就是间接暗示岳飞并不全对。这种看法，对于后代的史论，不免发生影响。这里暂时不谈，留在第三节里讨论。不过首先要解决一个疑问，《玉照新志》是否偏袒秦桧？粗看好像如此，其实不然。作者王明清的父亲王铚，参加修史，不久被秦桧所罢。其兄王廉清藏有书籍材料，秦桧的儿子秦熺想来要去，他不肯。据王明清自己说，秦家失势以后，史局里面，还是秦家留下那一派人所盘踞的。既然王家两代与秦家不合，他的笔记为什么还要替秦桧说点好话呢？《四库全书总目》的断语，的确是又审慎又中肯：“盖当时相去甚近，毁誉纠纷，尚未论定……非好诋 正人。”所以我们不妨借用这句结论。一般来说，在南宋当时，因为毁誉未定，岳飞的历史地位，并不算高。 元代是整个中国第一次全部被异族统治。可是反抗的民族心理，也就在若干不同方面另找表现。第一，官修的《宋史》，多半是尊崇朱子以来的道学思想的宋代遗老，和受他们影响的史家。因此《宋史》中的《岳飞传》和其他有关章节，大部分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的《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其中有些夸张。这样一来，岳飞在正史上的地位，就崇高无比了。第二，文人作诗追扬岳飞的也多起来了。最有名的出于赵孟頫。赵本来是宋代宗室的后人。他吊岳鄂王坟的七律，中间四句最有名：“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把岳飞被迫退兵，继而冤死，和后来宋代亡国，连起来一起说。第三，元代并不太注意去统治民间的思想。因此祭祀岳坟岳庙，有增无减。第四，讲唱文学，可能在南宋就有岳飞的故事。到了元代，至少有两种剧本：《东窗事犯》和《宋大将岳飞精忠》。这也是下文要再讨论的。第四，岳飞的历史地位，经过明代，不但是达到了最高峰，并且是普遍了整个社会。第一，政府有意要表扬民族英雄。董其昌的汤阴县岳祠记说得最明白：“旌忠者，我明之励世，戡乱之时，表章尤急。虽非借才于异代，实可激耻于懦夫。”第二，明代教育普遍发达。中科举者固然多，在考试或在仕途中失意，借文章发泄感慨的更多。一看中国古史，有名武将，大半不文。称为武圣的关羽，也许能看《春秋》，究竟没有作品。岳飞呢，不但有诗有词，而且尊重读书人，喜欢接近文人。他的确是最能引起士大夫共鸣的武将。第三，时事的刺激。明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景泰帝继位。英宗复辟，结果有功的大将于谦被杀。这件悲剧，和岳飞近似，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因此有若干文人，不便批评本朝大政，便以岳飞为题，用岳飞有名的《满江红》那首词牌，另填新句。最有名的是文徵明，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现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突出的两句，指出错处不在秦桧，而主要是高宗自己要保持皇位：“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岳飞历史地位，在明代达于顶点，不仅是朝廷与文人的关系，民间信仰的力量更大。除了最普遍的《说岳》一类的小说，又产生了更好的戏剧，有《精忠记》和《精忠旗》两种。同时，民间已经把岳飞奉为神明，和到处有关帝庙的情形差不多。在明末，政府承认这种社会现象，因此加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代的统治，严防汉族不服从，用镇压式的控制，再加上利用式的驾驭，双管齐下。从大处说，有文字狱、禁书等等的措施。另一方面，又竭力以圣训等等的方式，灌输忠孝的观念。就岳飞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岳飞抗金，而满人本来自称后金，所以政府不祀岳飞。可是乾隆皇帝自己却写了两首诗，表示一些赞许惋惜的感叹。在小说方面，没有什么新发展。在戏剧方面，反倒退步了。晚明已经有一出叫“如是观”，把历史事实翻过来说，岳飞完全成功。这是如愿以偿式的幻想，在环境压迫之下，别无出路，借岳飞的志愿，出一口气而已。京戏之中有一出叫“请宋灵”，也属于这类，说岳飞大败金兵，而徽宗、钦宗无颜回国，因而自杀，岳飞就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南宋。所以，笼统说来，在清代的思想中，岳飞的地位从明代的顶点转而下降。 虽然这样，人民心目中的印象，究竟还是很强。例如在民国初年军阀时代，卢永祥做浙江督军，就重修岳王庙，并新立墓碑。后来冯玉祥也在庙中题过字。在许多题联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的手笔。开头一句就是“民族主义”。时代的确是全变了。从“九一八”经过抗战，岳飞是千万人歌颂的民族英雄。《满江红》的词，编成了流行歌曲。日本一些学者，跟着军阀走，早就从白鸟库吉和羽田亨以下，致力于研究“征服王朝”。有一本书，专讨论岳飞和秦桧，公然地把秦桧引为汪精卫的前例。可叹这些日本学者，完全不认识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阶层，“满江红”成为特殊的一体。凡是几百年来，用这调子表现爱国思想的词，在抗战开始的时候编成专集。在一般人民眼中，也是一样。岳飞在河南老家的庙，在 1940 年被战争毁了。可是很快地在 1942 年就由当地人捐款重修。经过抗战，岳飞的历史地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是超出了旧社会的顶点，是民族主义的新顶点。 抗战胜利以后，已经二十五年。可是对岳飞历史地位的估价，又新出一些议论。主要的症结，就是忠的观念。来整理一下史学史，也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思想史，多一层了解。 这里所谓历史评价是广义的。狭义的历史记载和评论，虽然占了大部分，但是除此之外，民间文学和戏剧也要包括进去。其次，以往的历史评价往往把好些方面，混为一谈，因此不容易看得太清楚，这里的检讨，建议分开三方面来分析——求和，杀岳飞，和决定做这两件事的责任。 关于求和，上文提过，南宋的《玉照新志》早就提出在那时代有些人觉得兵力不敌，求和不能算错。当然，另一方面反对屈服，力主准备实力，收复失地的奏章议论，数目相当多。在后代首先主张谅解南宋求和的史官是明代的丘濬。他说：“秦桧再造南宋，岳飞不能恢复。”这看法“时以为确论也”。其次是清代有名的王夫之所著的《宋论》。他比较平稳折衷。他说：“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再往北进，恢复北宋全部的领域，那就不可能了。再其次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读历史常用的一本参考书。他却又同意丘濬的看法：“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有名的史学家钱大昕也有类似的见解，一般注意史评的人，也都熟悉。可是另一方面，钱大昕对于南宋求和，还是表示遗恨的感慨。他有一首诗，其中四句说：“（徽宗、钦宗）两宫竟绝还归望，（秦桧的）二策空矜耸动能。半壁偏安惭袖手，长城自坏（指岳飞）愤填膺。” 近五十年来的讨论，意见虽然还有不同，但大体上趋于一致。在“九一八”以前，也有人以为比较宋金两方面的各种情势，南宋的力量不够。从“九一八”以后，绝大多数以为南宋求和是错误的政策。力量不够，主要是懦弱的君臣，他们本身不能发挥领导作用。至于说战费对人民负担太重，这一点尤其不能成立。因为求和以后，南宋的赋税反倒增加。有的书是总论宋金两国一百一十年间层出不穷的战斗，证明民间始终不甘求和，不惜拼着自己的血肉来抵抗。换言之，在政府懦弱的前提下，求和是必然的结果。假定政策不同，就可能结果不同，至少情势会因此而有转变的。 求和对不对，是较大的问题，若干方面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因此用两点来结束。第一点，就算南宋没有力量反攻，连防卫淮河以北都未必有把握，这也并不一定需要急于求和。因为金兵曾经渡过长江，自己决定退回去。再打过来，也同样的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势下，南宋很可以暂时只守不攻，也不讲和，用胶着方式的持久战对敌下去。第二点，就算高宗想安稳地做偏安皇帝，官僚群也想苟安，因此求和，但求和是一回事，杀岳飞又是另外一回事。并没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求和决不需要把一员最突出的大将杀掉。关于杀岳飞，千古同声，都觉得不对。例如《宋史·岳飞传》，结语是：“论曰 ……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在正史上是极重的句法。《宋史纪事本末》有张溥的评语曰：“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其本心也。而性复畏敌。桧揣而持之，相得益深。…… 至于杀岳飞，而人道绝矣。”在正史之中，明说一个中兴君主，没有人性，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小说和戏剧里面，重点不在求和，而在岳飞被害的悲剧。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被害比求和能更具体地表达，能引起更大的同情。可是这重点也暗含着几百年来一般人民的评价。如果皇帝和权臣甘愿忍辱求和，则还罢了，为什么还要昧着良心，陷害忠良呢？ 岳飞被杀，这是无可辩护的。可是就当时的军政风气来说，也并非是完全无法了解的罪恶。在抗金战争开始时，张浚在陕西就把一员大将曲端杀掉。后来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受理学家的尊重，所以历史上往往不注意这件冤案。南宋刚立国时，没有多少兵，主要是靠招安收编一些民间的或非法的武装集团。而这政策的惯例就是“用群盗而废其长”。岳飞本人，平定洞庭湖的起义集团，收过来五六万的兵卒，也是用这办法，把领袖杀掉。高宗用秦桧，重演宋太祖收兵权的措置，把张韩岳三人内调，而把他们三支军队，改编为直隶中央政府。而事后发现，岳飞和他旧部将领张宪等仍旧维持联络，这才引起杀岳飞的决心，而张宪也同时处死。 附带补充一点。一般说来，宋代是第一个朝代依靠非贵族，多半是考试出身的士大夫来支持。因此国策要优待儒者，不杀大臣。后来写历史的士大夫，不免过分颂扬这一项国策，而忽略了例外。岳飞虽然原是武臣，但在再收兵权之后，他的官位是枢密副使，是名为管军政的文职，也是朝廷的大臣。把他处死，显然违反自己的国策。连王夫之的《宋论》，可能是传统史学中讲宋代最好的著作，也不多提。另一个例外就是韩侂胄。因为对金用兵失败，以宰相的地位，而在上朝的路上被暗杀，然后宣布罪状，最后还把他的头，从尸首上割下来，送到金国去。为了应付强敌，不惜牺牲道德标准，所谓儒教国家的本质，的确是应该批判的。求和，杀岳飞，究竟是谁的责任？一般小说和戏剧都推在秦桧身上。只有《精忠旗》是唯一的例外。这个剧本指出政治不是那样简单。除了秦岳之间的矛盾，还有高宗和岳飞之间的矛盾，高宗和钦宗之间的矛盾。几百年来社会上的观念，和岳庙连带着的迷信也都痛骂秦桧，很少有骂高宗胡涂的。相反的，关于高宗，还有泥马渡康王的天命传说。这都可以证明君主专制的根深蒂固，连前朝皇帝都要避免批评。不但如此，大半的皇帝都可以说是享受“人上特权”，并不受儒教标准的约束。 不过，高级的历史记载确是坚守儒教的理论标准。天子也是人，照样要受仁义道德的衡量。例如上文所引的《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都明说岳飞被害，主要的责任者是高宗，秦桧还在其次。最早的要算元代的郑元祐《遂昌杂录》页十的一段意见。《四库提要》称赞说：“称南宋和议，由高宗不由秦桧，可谓卓识。”最近而最透彻的是晚清学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八页二三三指出当时一般官僚躲避责任的情况。他说：“宋高宗通观大势，不可不和。而君父之仇，不敢居其名。群臣又内荏色厉，多旁观之论，独一秦桧，公任其事。”换言之，不得不用秦桧出面。高宗的政治手腕，实在是阴险巧滑。秦桧临死，高宗去看他，断定他的病绝不会好，立刻下令把秦桧父子一起罢免。事后又对杨存中说，秦桧死了，“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史家又加一句说：“其畏之如此。”连王夫之的《宋论》，在叙述秦桧当权的时候，势力如何之大，竟连用了三次“可畏也”。这却是儒教历史家受了高宗的骗。其实，高宗“靴中置刀”的话，只有他自己说过，毫无旁证。张邦昌在金兵支持下做傀儡皇帝，还自动偷偷跑回南宋。苗刘兵变，高宗被迫一度退位。结果后来这些人都被处死。秦桧势力不管多大，绝无弑君篡位的可能。临死，他的儿子只希望能保持政治地位而已。他们也毫无联络掌握兵权将官的痕迹。足见高宗是在秦桧死后，倒过头来诬赖秦桧。那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是用巧妙的政治宣传，借此洗刷高宗自己的责任。把以往的错误 —包括求和，杀岳飞在内 —都算成秦桧不好。秦桧当然也有责任，但是是次要的，他生前死后都受了高宗更深一层的利用。在历史上，高宗是诿过于人，秦桧是一半负责，一半代人受过。跪在岳庙前不应该只有秦桧夫妇，也应当有高宗。 高宗本人为什么要求和、杀岳飞呢？他懦弱的求和，许多书都讲过，经过在金兵营中做质押，从扬州仓皇逃过长江，从宁波逃到海上四十天等等的惊险，他是没有胆量再继续抗金的。好不容易能偏安，做皇帝，他是不想再打仗了。同时，他对于武将总不放心。宋太祖就是武将篡位。他深知五代的政变方式一贯如此，所以定下国策，严防武将。高宗本人经过苗刘兵变，一度丢了皇位，更是害怕。近几年最好一本《岳飞传》的作者另有一篇文章说：“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岳飞之理。”认为杀岳和“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这意见是不对的。因为张俊曾经面受高宗引用唐代郭子仪传的教训。在内调枢密使后，立刻自动放弃兵权。刘光世早就有退意，于是也跟着称病退伍。而岳飞从头至尾总让高宗不放心。 岳飞的个性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和人合作，是他的弱点。而最犯高宗忌的是他在绍兴七年（1137）向高宗提到皇位的问题。“岳飞尝面奏，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阁（即正式立为皇太子），以定民心。时孝宗方十余岁。高宗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高宗拒绝之后，岳飞还显着不高兴。因此高宗又告诉另一个官说：“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同年，岳飞因母丧守孝，没得命令批准，先就把兵权交给张宪，从此高宗记得岳飞最信任的是张宪。事后，命令岳飞免除守孝，也不惩罚他不等命令擅先行动的过错，并且特别召见，当面说：“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这是优容敷衍的话。高宗心中怎会不怀疑岳飞对皇帝不尊敬，不顺从？换言之，从高宗个人观点来看，岳飞是可能不忠。 并且和岳飞往来的还有一个皇族，判大正宗事赵士㒟。这人曾到河南去向宋代历朝皇帝的陵墓致敬，受到人民“夹道欢迎”。当岳飞下狱时，他想草奏营救。还没办，“语泄，桧乃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于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㒟，叙其悃愒，踪迹诡秘”。因此，士㒟被免职。换言之，高宗要巩固自己的皇位，不止像上文提到，文徵明所指出的，“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还不免顾虑到岳飞可能叛变。可能像苗刘之变那样的，强迫高宗退位，传位孝宗，也许还可能要求让位，拥戴像士㒟这样身分的皇族。 总之，岳飞被害，高宗的动机相当强，至少比秦桧的动机强得多。但是责任只在这两个人吗？本文以为不然。当时的士大夫和他们所接受的忠的观念，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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