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有邓广铭《岳飞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值得阅读。今天这篇写岳飞,出自史学家刘子健。刘子健及其著作,虞云国《学随世转》、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有论述,在此不多作介绍。
这篇文章1970年发表,后收录于《两宋史研究汇编》(大陆版《宋史测度》)。五十年过去,和收录在该书中其他文章一样,没有过时。征得出版方授权,同文君摘选文章部分,以飨大家。01.除了朝廷以外,南宋当时的士大夫,对于岳飞还不太看重。在私著笔记之中,情形很不同,有很多称赞岳飞的事迹,同情他的千古奇冤。02.王家两代与秦家不合,他的笔记为什么还要替秦桧说点好话呢?03.在历史上,高宗是诿过于人,秦桧是一半负责,一半代人受过。岳飞被害,高宗的动机相当强,至少比秦桧的动机强得多。但是责任只在这两个人吗?
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岳飞
今天还要讨论岳飞,是为了什么?主要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地区,都对于岳飞的“精忠报国”,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于忠的观念的一个具体的反映。在这忠的观念里,有传统文化的许多成分:上层的儒家解释和一般社会上俗文学 ——小说、戏剧 ——的流传。同时,这忠的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坚韧的民族主义对于环境的反应,在继续不断地演化。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忠于谁?或忠于什么?是忠君,也就是说忠于领导人,忠于领导集团,还是忠于国,也就是说爱国,爱民族?这篇短文是希望从史学史上和思想史上分析一下。至于偶然有几点发现,也许可以补充前人未说的细节,那只是无关紧要的小成果。 岳飞屡次打败入侵的金兵,结果在和韩世忠、张俊两个大将一起被解除兵权之后,反倒被诬告阴谋造反。事实上并没有可靠的罪证,而竟在狱中被害而死。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的事。以后多少年都没人敢提。一直过了二十年以后,金兵又来进攻,高宗也下令亲征,往长江方面去布置防御,这才开始追赦岳飞。第一步放宽的赦诏很妙:“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换言之,恢复他们的自由。这诏书把岳飞、张宪和北宋末年以来所有人痛恨的蔡京、童贯并列,是故意的强调,赦虽然是赦了,但还是国家的罪人。又过了两年,隆兴元年(1163)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很想自强,例如重新起用张浚,召见朱熹,许陈亮上书,在这时候才给还岳飞家的田宅。等于是说取销旧案,宣告无罪。但还不能追悼岳飞,因为高宗仍旧在做太上皇,在背后主持大政。又等了七年,乾道六年(1170),孝宗才答应鄂州地方人民的请求,立庙纪念岳飞,诏给忠烈庙额。一直到淳熙五年(1178)高宗已经很老,朝臣也全不是旧时的人物,孝宗才追谥岳飞为武穆。最后,南宋企图反攻金国。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立韩世忠庙,岳飞封鄂王,连很少有功的刘光世也封为郦王。这是因为政府要“风厉诸将”,是利用岳飞等旧日的声望,并不是真正的追念岳飞。 除了朝廷以外,南宋当时的士大夫,对于岳飞还不太看重。朱熹是很推崇他的,但也说他有若干缺点,这且留在第四节里再详细讨论。同时,道学家在当时也还没有控制全盘思想的力量。南宋的文人,作诗很多,可是哀悼颂扬岳飞的诗,比较有名的,也只有黄文雷等人的三两首。在私著笔记之中,情形很不同,有很多称赞岳飞的事迹,同情他的千古奇冤,甚至有关于他生前神话式的记载和他死后迷信报应的传说。这些材料,都是和后来小说和戏剧的发展有关的。 可是在这许多笔记之中,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值得注意。这本书提到南宋能够站得住,没有亡国,不能说秦桧没有功劳。另一处又说秦桧对于岳飞的遗族,也并没赶尽杀绝。固然这本书并没有否认岳飞死得冤枉,但至少是指出秦桧并不全错,也就是间接暗示岳飞并不全对。这种看法,对于后代的史论,不免发生影响。这里暂时不谈,留在第三节里讨论。不过首先要解决一个疑问,《玉照新志》是否偏袒秦桧?粗看好像如此,其实不然。作者王明清的父亲王铚,参加修史,不久被秦桧所罢。其兄王廉清藏有书籍材料,秦桧的儿子秦熺想来要去,他不肯。据王明清自己说,秦家失势以后,史局里面,还是秦家留下那一派人所盘踞的。既然王家两代与秦家不合,他的笔记为什么还要替秦桧说点好话呢?《四库全书总目》的断语,的确是又审慎又中肯:“盖当时相去甚近,毁誉纠纷,尚未论定……非好诋 正人。”所以我们不妨借用这句结论。一般来说,在南宋当时,因为毁誉未定,岳飞的历史地位,并不算高。 元代是整个中国第一次全部被异族统治。可是反抗的民族心理,也就在若干不同方面另找表现。第一,官修的《宋史》,多半是尊崇朱子以来的道学思想的宋代遗老,和受他们影响的史家。因此《宋史》中的《岳飞传》和其他有关章节,大部分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的《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其中有些夸张。这样一来,岳飞在正史上的地位,就崇高无比了。第二,文人作诗追扬岳飞的也多起来了。最有名的出于赵孟頫。赵本来是宋代宗室的后人。他吊岳鄂王坟的七律,中间四句最有名:“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把岳飞被迫退兵,继而冤死,和后来宋代亡国,连起来一起说。第三,元代并不太注意去统治民间的思想。因此祭祀岳坟岳庙,有增无减。第四,讲唱文学,可能在南宋就有岳飞的故事。到了元代,至少有两种剧本:《东窗事犯》和《宋大将岳飞精忠》。这也是下文要再讨论的。第四,岳飞的历史地位,经过明代,不但是达到了最高峰,并且是普遍了整个社会。第一,政府有意要表扬民族英雄。董其昌的汤阴县岳祠记说得最明白:“旌忠者,我明之励世,戡乱之时,表章尤急。虽非借才于异代,实可激耻于懦夫。”第二,明代教育普遍发达。中科举者固然多,在考试或在仕途中失意,借文章发泄感慨的更多。一看中国古史,有名武将,大半不文。称为武圣的关羽,也许能看《春秋》,究竟没有作品。岳飞呢,不但有诗有词,而且尊重读书人,喜欢接近文人。他的确是最能引起士大夫共鸣的武将。第三,时事的刺激。明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景泰帝继位。英宗复辟,结果有功的大将于谦被杀。这件悲剧,和岳飞近似,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因此有若干文人,不便批评本朝大政,便以岳飞为题,用岳飞有名的《满江红》那首词牌,另填新句。最有名的是文徵明,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现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突出的两句,指出错处不在秦桧,而主要是高宗自己要保持皇位:“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岳飞历史地位,在明代达于顶点,不仅是朝廷与文人的关系,民间信仰的力量更大。除了最普遍的《说岳》一类的小说,又产生了更好的戏剧,有《精忠记》和《精忠旗》两种。同时,民间已经把岳飞奉为神明,和到处有关帝庙的情形差不多。在明末,政府承认这种社会现象,因此加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代的统治,严防汉族不服从,用镇压式的控制,再加上利用式的驾驭,双管齐下。从大处说,有文字狱、禁书等等的措施。另一方面,又竭力以圣训等等的方式,灌输忠孝的观念。就岳飞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岳飞抗金,而满人本来自称后金,所以政府不祀岳飞。可是乾隆皇帝自己却写了两首诗,表示一些赞许惋惜的感叹。在小说方面,没有什么新发展。在戏剧方面,反倒退步了。晚明已经有一出叫“如是观”,把历史事实翻过来说,岳飞完全成功。这是如愿以偿式的幻想,在环境压迫之下,别无出路,借岳飞的志愿,出一口气而已。京戏之中有一出叫“请宋灵”,也属于这类,说岳飞大败金兵,而徽宗、钦宗无颜回国,因而自杀,岳飞就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南宋。所以,笼统说来,在清代的思想中,岳飞的地位从明代的顶点转而下降。 虽然这样,人民心目中的印象,究竟还是很强。例如在民国初年军阀时代,卢永祥做浙江督军,就重修岳王庙,并新立墓碑。后来冯玉祥也在庙中题过字。在许多题联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的手笔。开头一句就是“民族主义”。时代的确是全变了。从“九一八”经过抗战,岳飞是千万人歌颂的民族英雄。《满江红》的词,编成了流行歌曲。日本一些学者,跟着军阀走,早就从白鸟库吉和羽田亨以下,致力于研究“征服王朝”。有一本书,专讨论岳飞和秦桧,公然地把秦桧引为汪精卫的前例。可叹这些日本学者,完全不认识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阶层,“满江红”成为特殊的一体。凡是几百年来,用这调子表现爱国思想的词,在抗战开始的时候编成专集。在一般人民眼中,也是一样。岳飞在河南老家的庙,在 1940 年被战争毁了。可是很快地在 1942 年就由当地人捐款重修。经过抗战,岳飞的历史地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是超出了旧社会的顶点,是民族主义的新顶点。 抗战胜利以后,已经二十五年。可是对岳飞历史地位的估价,又新出一些议论。主要的症结,就是忠的观念。来整理一下史学史,也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思想史,多一层了解。 这里所谓历史评价是广义的。狭义的历史记载和评论,虽然占了大部分,但是除此之外,民间文学和戏剧也要包括进去。其次,以往的历史评价往往把好些方面,混为一谈,因此不容易看得太清楚,这里的检讨,建议分开三方面来分析——求和,杀岳飞,和决定做这两件事的责任。 关于求和,上文提过,南宋的《玉照新志》早就提出在那时代有些人觉得兵力不敌,求和不能算错。当然,另一方面反对屈服,力主准备实力,收复失地的奏章议论,数目相当多。在后代首先主张谅解南宋求和的史官是明代的丘濬。他说:“秦桧再造南宋,岳飞不能恢复。”这看法“时以为确论也”。其次是清代有名的王夫之所著的《宋论》。他比较平稳折衷。他说:“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再往北进,恢复北宋全部的领域,那就不可能了。再其次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读历史常用的一本参考书。他却又同意丘濬的看法:“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有名的史学家钱大昕也有类似的见解,一般注意史评的人,也都熟悉。可是另一方面,钱大昕对于南宋求和,还是表示遗恨的感慨。他有一首诗,其中四句说:“(徽宗、钦宗)两宫竟绝还归望,(秦桧的)二策空矜耸动能。半壁偏安惭袖手,长城自坏(指岳飞)愤填膺。” 近五十年来的讨论,意见虽然还有不同,但大体上趋于一致。在“九一八”以前,也有人以为比较宋金两方面的各种情势,南宋的力量不够。从“九一八”以后,绝大多数以为南宋求和是错误的政策。力量不够,主要是懦弱的君臣,他们本身不能发挥领导作用。至于说战费对人民负担太重,这一点尤其不能成立。因为求和以后,南宋的赋税反倒增加。有的书是总论宋金两国一百一十年间层出不穷的战斗,证明民间始终不甘求和,不惜拼着自己的血肉来抵抗。换言之,在政府懦弱的前提下,求和是必然的结果。假定政策不同,就可能结果不同,至少情势会因此而有转变的。 求和对不对,是较大的问题,若干方面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因此用两点来结束。第一点,就算南宋没有力量反攻,连防卫淮河以北都未必有把握,这也并不一定需要急于求和。因为金兵曾经渡过长江,自己决定退回去。再打过来,也同样的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势下,南宋很可以暂时只守不攻,也不讲和,用胶着方式的持久战对敌下去。第二点,就算高宗想安稳地做偏安皇帝,官僚群也想苟安,因此求和,但求和是一回事,杀岳飞又是另外一回事。并没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求和决不需要把一员最突出的大将杀掉。关于杀岳飞,千古同声,都觉得不对。例如《宋史·岳飞传》,结语是:“论曰 ……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在正史上是极重的句法。《宋史纪事本末》有张溥的评语曰:“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其本心也。而性复畏敌。桧揣而持之,相得益深。…… 至于杀岳飞,而人道绝矣。”在正史之中,明说一个中兴君主,没有人性,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小说和戏剧里面,重点不在求和,而在岳飞被害的悲剧。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被害比求和能更具体地表达,能引起更大的同情。可是这重点也暗含着几百年来一般人民的评价。如果皇帝和权臣甘愿忍辱求和,则还罢了,为什么还要昧着良心,陷害忠良呢? 岳飞被杀,这是无可辩护的。可是就当时的军政风气来说,也并非是完全无法了解的罪恶。在抗金战争开始时,张浚在陕西就把一员大将曲端杀掉。后来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受理学家的尊重,所以历史上往往不注意这件冤案。南宋刚立国时,没有多少兵,主要是靠招安收编一些民间的或非法的武装集团。而这政策的惯例就是“用群盗而废其长”。岳飞本人,平定洞庭湖的起义集团,收过来五六万的兵卒,也是用这办法,把领袖杀掉。高宗用秦桧,重演宋太祖收兵权的措置,把张韩岳三人内调,而把他们三支军队,改编为直隶中央政府。而事后发现,岳飞和他旧部将领张宪等仍旧维持联络,这才引起杀岳飞的决心,而张宪也同时处死。 附带补充一点。一般说来,宋代是第一个朝代依靠非贵族,多半是考试出身的士大夫来支持。因此国策要优待儒者,不杀大臣。后来写历史的士大夫,不免过分颂扬这一项国策,而忽略了例外。岳飞虽然原是武臣,但在再收兵权之后,他的官位是枢密副使,是名为管军政的文职,也是朝廷的大臣。把他处死,显然违反自己的国策。连王夫之的《宋论》,可能是传统史学中讲宋代最好的著作,也不多提。另一个例外就是韩侂胄。因为对金用兵失败,以宰相的地位,而在上朝的路上被暗杀,然后宣布罪状,最后还把他的头,从尸首上割下来,送到金国去。为了应付强敌,不惜牺牲道德标准,所谓儒教国家的本质,的确是应该批判的。求和,杀岳飞,究竟是谁的责任?一般小说和戏剧都推在秦桧身上。只有《精忠旗》是唯一的例外。这个剧本指出政治不是那样简单。除了秦岳之间的矛盾,还有高宗和岳飞之间的矛盾,高宗和钦宗之间的矛盾。几百年来社会上的观念,和岳庙连带着的迷信也都痛骂秦桧,很少有骂高宗胡涂的。相反的,关于高宗,还有泥马渡康王的天命传说。这都可以证明君主专制的根深蒂固,连前朝皇帝都要避免批评。不但如此,大半的皇帝都可以说是享受“人上特权”,并不受儒教标准的约束。 不过,高级的历史记载确是坚守儒教的理论标准。天子也是人,照样要受仁义道德的衡量。例如上文所引的《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都明说岳飞被害,主要的责任者是高宗,秦桧还在其次。最早的要算元代的郑元祐《遂昌杂录》页十的一段意见。《四库提要》称赞说:“称南宋和议,由高宗不由秦桧,可谓卓识。”最近而最透彻的是晚清学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八页二三三指出当时一般官僚躲避责任的情况。他说:“宋高宗通观大势,不可不和。而君父之仇,不敢居其名。群臣又内荏色厉,多旁观之论,独一秦桧,公任其事。”换言之,不得不用秦桧出面。高宗的政治手腕,实在是阴险巧滑。秦桧临死,高宗去看他,断定他的病绝不会好,立刻下令把秦桧父子一起罢免。事后又对杨存中说,秦桧死了,“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史家又加一句说:“其畏之如此。”连王夫之的《宋论》,在叙述秦桧当权的时候,势力如何之大,竟连用了三次“可畏也”。这却是儒教历史家受了高宗的骗。其实,高宗“靴中置刀”的话,只有他自己说过,毫无旁证。张邦昌在金兵支持下做傀儡皇帝,还自动偷偷跑回南宋。苗刘兵变,高宗被迫一度退位。结果后来这些人都被处死。秦桧势力不管多大,绝无弑君篡位的可能。临死,他的儿子只希望能保持政治地位而已。他们也毫无联络掌握兵权将官的痕迹。足见高宗是在秦桧死后,倒过头来诬赖秦桧。那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是用巧妙的政治宣传,借此洗刷高宗自己的责任。把以往的错误 —包括求和,杀岳飞在内 —都算成秦桧不好。秦桧当然也有责任,但是是次要的,他生前死后都受了高宗更深一层的利用。在历史上,高宗是诿过于人,秦桧是一半负责,一半代人受过。跪在岳庙前不应该只有秦桧夫妇,也应当有高宗。 高宗本人为什么要求和、杀岳飞呢?他懦弱的求和,许多书都讲过,经过在金兵营中做质押,从扬州仓皇逃过长江,从宁波逃到海上四十天等等的惊险,他是没有胆量再继续抗金的。好不容易能偏安,做皇帝,他是不想再打仗了。同时,他对于武将总不放心。宋太祖就是武将篡位。他深知五代的政变方式一贯如此,所以定下国策,严防武将。高宗本人经过苗刘兵变,一度丢了皇位,更是害怕。近几年最好一本《岳飞传》的作者另有一篇文章说:“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岳飞之理。”认为杀岳和“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这意见是不对的。因为张俊曾经面受高宗引用唐代郭子仪传的教训。在内调枢密使后,立刻自动放弃兵权。刘光世早就有退意,于是也跟着称病退伍。而岳飞从头至尾总让高宗不放心。 岳飞的个性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和人合作,是他的弱点。而最犯高宗忌的是他在绍兴七年(1137)向高宗提到皇位的问题。“岳飞尝面奏,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阁(即正式立为皇太子),以定民心。时孝宗方十余岁。高宗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高宗拒绝之后,岳飞还显着不高兴。因此高宗又告诉另一个官说:“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同年,岳飞因母丧守孝,没得命令批准,先就把兵权交给张宪,从此高宗记得岳飞最信任的是张宪。事后,命令岳飞免除守孝,也不惩罚他不等命令擅先行动的过错,并且特别召见,当面说:“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这是优容敷衍的话。高宗心中怎会不怀疑岳飞对皇帝不尊敬,不顺从?换言之,从高宗个人观点来看,岳飞是可能不忠。 并且和岳飞往来的还有一个皇族,判大正宗事赵士㒟。这人曾到河南去向宋代历朝皇帝的陵墓致敬,受到人民“夹道欢迎”。当岳飞下狱时,他想草奏营救。还没办,“语泄,桧乃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于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㒟,叙其悃愒,踪迹诡秘”。因此,士㒟被免职。换言之,高宗要巩固自己的皇位,不止像上文提到,文徵明所指出的,“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还不免顾虑到岳飞可能叛变。可能像苗刘之变那样的,强迫高宗退位,传位孝宗,也许还可能要求让位,拥戴像士㒟这样身分的皇族。 总之,岳飞被害,高宗的动机相当强,至少比秦桧的动机强得多。但是责任只在这两个人吗?本文以为不然。当时的士大夫和他们所接受的忠的观念,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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