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毒史第一人——苏明良（重修稿）

苏登科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使整个民族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深受影响。1998年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就是一部集录中国进行禁毒活动的历史资料。该书起自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为止。第一篇历史资料，正是苏明良写给雍正帝的奏折。中央电视台第12套《法律讲堂》第65期《百年禁毒风云》主讲张义荣教授，更将苏明良誉为中国禁毒史上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

苏明良，字虞廷，号省斋。清代漳州府海澄县八都（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虎渡村）人。据《苏明良墓志铭》的记载：“其先世为宋赠大夫碧溪公，高祖凤所公，曾祖恩若公（苏茂梧），祖春霑公，父直庵公（苏侃），皆赠荣禄大夫。”苏明良年少时，身材雄伟，天生聪明，读书过目成诵。当时，他的父亲任湖南洞庭水师副将，经常带他出外巡视。所以，苏明良从小擅长骑马射箭，熟悉谋略，喜读兵书。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苏明良随父归乡。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漳浦守备。康熙六十年（1721年），以征台讨匪功，累迁右营游击。雍正元年（1723年），任泉州城守营参将。第二年，转任浙江提标中军参将。雍正四年（1726年），迁浙江湖州副将。

雍正五年（1727年），擢广东碣石总兵官。碣石是粤东四大名镇之一，为广东东西分洋界点。上任伊始，苏明良就发现沿海一带吸食鸦片成风。他立即奏报皇上，条陈利害关系。此事，比林则徐虎门销烟（1839年）还要早一百余年。林则徐被誉为“世界禁毒第一人”，苏明良被誉为中国禁毒史上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

禁毒提议第一人

奏折，又称密折，折子或奏贴，大致产生于康熙二十年代，然而那时候，能够具折的满汉官员总计不过二百余人，奏折内容也不甚广泛。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君权，洞悉下情，原来只准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的，具有君臣间秘密通信性质的奏折，逐步推广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正式机密文书。同时，奏折也成了雍正帝借以直接处理庶务，察核官吏，制定和推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苏明良是在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接任广东碣石总兵官的，七月二十二日就收到雍正帝给他的五个折匣。十一月初六日，苏明良写了三折给雍正帝，分别题为《奏谢雍正帝硃批训诲并赐折匣等物折》、《奏报年岁丰登海疆宁谧折》和《奏陈失察洋盗出口入口之武弁处分宜重等四条管见折》。（见《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3册第845-847页）。

在第三折里，苏明良就大胆地谈到鸦片问题，提出“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以息盗源”，还详细描述了鸦片制作和吸食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奏折里，他说：“鸦片一项，产自外洋，近来闽广洋商以药材为名，兴贩获利，惟闽省厦门、台湾最盛。因而一种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用小铜锅将鸦片炮制成膏，然后将烟丝入内拌均，亮干为烟。又截竹为筒，内贮棕丝以便呼吸，乃私设馆舍，聚集数人成群结党，相依枕席，循环递吸。夜聚晓散，夜夜如是，从无间断。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则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但吃此烟，必列肴馔、果品，相兼而食，不致速害，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之贻害地方，匪鲜浅矣！然地方官虽有禁止，不过代兵役开需索之端。以臣愚见，欲除此害，必绝其源。伏乞皇上敕部通行闽粤督抚：严禁洋商，嗣后如有与贩鸦片及私开鸦片馆者，或被拿获，或被首告，即将洋商、船户、铺家、地保、邻佑人等，概行从重治罪，并严加处分漫无觉察之地方官。庶民命拯，而盗源息矣。”

苏明良在给雍正帝的密折中明确提出了禁毒的建议。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当时社会普遍将鸦片视为药物（吸食纯鸦片在乾隆中后期才出现）。正是由于苏明良发现这种吸食“鸦片烟”的恶习迅速蔓延，出于整顿风俗酗，雍正帝当即硃批：“此系应行者，该部详议施行。”因此，在第二年春天清廷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查禁贩卖“鸦片烟”的条例。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旨在禁毒的法规。（详见中央电视台第12套《法律讲堂》2011年第65期《百年禁毒风云·毒发雍正》，主讲张义荣教授）。

苏明良建议禁止兴贩鸦片的原因和目的

苏明良建议禁止兴贩鸦片，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鸦片烟的危害：第一是个人危害。“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然死期日迫。”指出了长期吸食鸦片烟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第二是家庭危害。“及至家业荡尽”指出了吸食鸦片烟严重损耗家庭财富。第三是社会危害。“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之贻害地方，匪鲜浅矣！”指出了吸食者在借不到钱财之后就盗窃抢劫，鸦片是厦门、台湾地区盗窃抢劫犯罪高发的根本原因。

从“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以息盗源”来看，苏明良建议“严禁贩卖鸦片”是为了“拯民生”（拯救民生）和“息盗源”（消灭盗窃抢劫的源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对比发现，“拯民生”包括了现代“保护公民身心健康”含义，“息盗源”是现代“维护社会秩序”的重点内容。由此可见，苏明良从一开始就有了非常明确的禁毒立法目的。

雍正禁烟令的出台

十八世纪以来，英国为扭转中英贸易额度入超的被动局面，逐渐增加对中国鸦片的输入。雍正时期鸦片已呈现流行的趋势，泛滥之处，治安混乱，道德沦丧，世风败坏。因吸毒倾家荡产、沦为盗贼、犯案作乱的不可胜数，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尤为严重，这才有苏明良《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的出台。他认为来自海外的商人将鸦片以药材之名在广东、福建贩卖，牟取暴利，毒害中国百姓。因为在鸦片贸易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他们将鸦片制作成为烟膏，拌进烟内，做成鸦片烟，私设烟馆，日夜经营，造成了“淫荡人之心志”的严重后果。一些吸食鸦片的“少年子弟堕入其中，或服吸日久轻生，或家业销尽而为盗”，种种贻害，显而易见。苏明良还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让地方官禁止，无非是为兵丁们提供了一个敲诈勒索的机会而已，认为“欲除此害，必绝其源”，建议朝廷尽快出台禁贩、禁烟馆的具体条例。

雍正帝对苏明良奏折朱批：“前为鸦片烟一事，业经有谕颁发。此奏系应行者，著部详议施行。”“此奏”指苏明良的奏折，“部”指清朝中央刑部，可见，雍正帝命令刑部认真讨论苏明良的提议，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令。

根据已有史料，尚不知禁烟令是雍正七年几月出台的，但从下文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折“密差文韬访查，于二月二十二日据该差转托苏笑从陈市行中向陈远买得鸦片一斤”来看，漳州知府李治国侦办陈远贩卖鸦片案的时间是二月，推测禁烟令在雍正七年二月以前就已颁行。苏明良上奏折是在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六日，计算可知，从皇帝作出批示到正式颁布禁烟令，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这说明雍正禁烟令的出台，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雍正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该法令明确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鸦片流毒的严重后果

鸦片自明代输入中国，作为珍贵的药物，它在中国医学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吞服鸦片质的药丸虽不可避免地产生过一些毒副作用，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危害不大。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危害始于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的传入，但由于流毒范围有限，没有引起全国的高度重视，虽制订了禁止兴贩、制售“鸦片烟”的条例，而仍允许鸦片进口。

鸦片对中国造成巨大危害主要是在单纯吸食鸦片方法发明之后。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大致是在乾隆中后期的广东，随着这种吸食方法的流行，国内鸦片需要量急剧增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准了这个机会，对印度鸦片生产、销售实行了垄断，向中国大力发动鸦片进攻。由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腐朽，沿海官员兵弁择肥而噬，与中外鸦片贩子勾结在一起，破坏王朝的禁令，使鸦片走私输入越来越大，流毒日益严重。东印度公司是无耻的殖民强盗，中国的腐败官吏是为虎作伥的帮凶。

嘉庆、道光年间吸食鸦片的方法已不同于乾隆中期以前，原来盛行于福建沿海的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已被由广东逐渐传开的单纯吸食鸦片方法所代替。

从雍正清政府颁发第一道禁烟令以来，历时一百八十二载，终清一代不仅不能解决鸦片的祸害，鸦片烟还泛滥到全中国。道光十九年（1839年）吸鸦片的有两百万人，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达两千万人。鸦片之害流毒全国各地，泱泱大国千万人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由此落得“东亚病夫”的称号。后来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在道光帝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搜缴鸦片，在虎门销烟二百三十七万多斤，亦成效不著，并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由此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新中国禁毒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历程，四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集中代表了各个时期我国禁毒工作的鲜明特色，突出反映了我国禁毒斗争的发展沿革，充分彰显了我国厉行禁毒的一贯立场和主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禁毒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禁毒工作依法纳入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局，标志着我国禁毒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参考文献

清陈大玠撰《苏明良墓志铭》（现藏于笔者家中）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李卫等修《浙江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清乾隆六年（1741年）刘良璧纂辑《重修台湾府志》（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

清乾隆十年(1745)王之正修《陆丰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徐景熹修《福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陈锳等修《海澄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怀荫布修《泉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余文仪修《续修台湾府志》（成文出版社1990年）

清同治十年（1871年）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台北：华文出版社1968年）

清光绪三年（1877年）沈定均等续修《漳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薛绍元总纂《台湾通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沈翼机等修《浙江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施锡卫再续纂《漳浦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李厚基等修《福建通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1964年台湾华文书局编辑《大清历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965年刘炎编纂《苏周连氏族谱》（基隆：成光出版社1965年）

1975年李应惠执行主编《苏氏大族谱》（台中：苏氏族谱编辑委员会1975）

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苏登科2019年8月20日初稿，2023年2月10日重修稿）

（作者单位：漳州苏明良史绩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