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时,贝文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使他在后来的几年中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便由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勋爵来宣布政府的目前政策。他说,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已作出“双方一致的建议”,打算首先使相当数量的在欧洲和国外的欧洲战时流民重新定居下来,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省,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这些省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为此,这个国家将划分为一个犹太人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省,其中前一个省将“包括犹太人已经定居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在各定居地之间和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后一个省将“几乎把全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中央政府将继续直接管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目前耕种范围以外的巴勒斯坦南部的三角地带的荒地”。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将在内部实行自治,而中央政府将单独拥有国防、外交、征收关税和消费税的权力,并在开头时拥有管理法律和秩序的权力。高级专员在同他们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协商之后,任命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的各部部长,并可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那些法案行使否决权,倘若该法案与所规定的保卫国内和睦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相一致的话。犹太人省有权在其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度以内容纳移民(中央政府有权最后控制),希望在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之内,容纳来自欧洲的十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省完全有权拒绝犹太移民。鉴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双方都需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共同的水源应当尽快地进行勘测,但需征得外约旦政府的同意。当下院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辩论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解释说,政府虽然不打算“把犹太代办处放在次要地位,却有意在伦敦同‘来自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讨论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且也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讨论,虽然并不把穆夫提从他在开罗的新避难所请来。
在辩论过程中真相就立刻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顾问们的新创造,而是战时联合政府属下的殖民部搞出来的一份计划,准备在万一最后确定的分治计划不被采纳时作为替代的方案(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及其许多同僚都认为这个分治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许多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人士也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接受了下来”)。斯坦利补充说,他始终把地方自治计划看成是次好的计划。此外,1月份有一套与此十分类似的建议提供给英美调查委员会,但被它拒绝了,“因为它似乎并不具有完美无缺的优点”。工党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遭到来自议会中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这边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人的严厉对待。奥利弗·斯坦利批评他们说,现在这份计划一直都搁在殖民部里,却又听任英美委员会去毫无目的地白费时间和精力;但政府本来是可以回答说,在令人烦恼的管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果(尽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能够最终地导致美国政府对一项解决办法分担责任的话,那么消耗一年的时间,将不算是付出重大的代价。或许最激烈的建议是丘吉尔所提出来的,他主张,政府应当说:“如果美国不来分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重担(作出规定或是达成协议都可以),我们现在就应公开声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委任统治的职责还给联合国组织,我们还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巴勒斯坦撤退。”大约两年以后,一位保守党党员宣称,政府在那时没有听从丘吉尔的这番劝告,是“由于顽固不化和用错了的乐观主义两者相结合,并且也是因为它拒绝……相信社会党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这种指责的前一半或许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就整个事实而论,就不那么有道理了。1946年8月,对任何一个英国政府来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上决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刻,这时候,同埃及的条约谈判,以及能否把眼看可能落到苏联卫星国地位的波斯挽救回来,这两个问题都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似稳非稳的状态;而在下一年,我们将能看见,在中东总的形势中,变化不定的成分已从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暂时消除了,于是英国政府至少在那样一个程度上,可以变得比较没有拘束地选择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了。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事情已十分明显,政府希望美国能接受地方自治计划(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格雷迪-莫里森计划,或称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看样子不会实现。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姑且不谈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厌恶在平时对海外承担义务,目前正逢到11月要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硬仗,无法指望民主党会有所作为,它只可能与反对党共和党争着去讨好那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早在地方自治计划的内容公布之前,詹姆斯·G·麦克唐纳,即英美调查委员会美国成员中两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就曾说服两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参议员同他一起向杜鲁门总统抗议这个新计划。总统在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以至他竟想不准麦克唐纳宣读一个表示他看法的简短的备忘录;但他的民主党顾问当中的犹太人显然警告过总统说,如果他的政府继续支持新计划的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使“犹太人选票”受到影响。杜鲁门举棋不定,在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主持下,他重新召集英美调查委员会中的六名美国成员同新从伦敦回来的内阁委员会“代表”一起讨论这项新计划;这六名委员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激进的方案,认为它已经背离了他们早些时候所推荐的方案,便一致建议予以拒绝。总统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没有听从国务卿的劝告,而且美国也没有参加即将举行的由英国政府召开的讨论这个计划的伦敦会议。
与此同时,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这是为了本-古里安也能参加,他与他的其他“行动主义分子”同僚仍然列于巴勒斯坦政府要拘捕的名单之中。这个委员会在8月5日宣布,它拒绝地方自治计划;但是十分明显,尽管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之前,一位犹太抵抗运动的宣传家曾经威胁说,如果英国在移民问题和购买土地问题上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就要显著地加强斗争”,然而巴勒斯坦的英国军事当局采取的更为坚决的反措施,已动摇了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信心。它现在答应撤回比尔特莫尔计划所提出的极端的政治要求,虽然为时已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仍然把这个计划作为他们的正式政策向英美委员会提出。现在他们在巴黎起草一个计划,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适当地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除了地方自治计划所建议的地区之外,它应当包括整个加利利地区(这是1937年皇家委员会建议过的)以及整个内格夫即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将占有从杰兹里勒谷往南到希布伦和比尔谢巴两地中间的一条界限为止的那个地区,并且在雅法还有一条通往地中海的走廊。这个计划用飞机送到华盛顿,提交杜鲁门总统;8月15日,韦茨曼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中的两名美国代表,向英国殖民部建议,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关于代办处正式参加建议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伦敦会议的程序并未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坚持地方自治计划作为第一项议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可以充分提出修改意见;而代办处则要求完全自由指派自己的代表,“包括一切现在已被拘留或作为拘留对象的人”,并要求在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邀请犹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该代表团中将包括代办处以外的重要团体和组织的代表。
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也拒绝派遣一个代表团,除非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出席了9月10日召开的会议。他们建议巴勒斯坦的权力应移交给一个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由分别按人数比例普选出来的各方代表来治理。只有在奥斯曼帝国或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出生为本地公民的人,或在1939年白皮书发表之前通过入籍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分的人,或在以后取得公民身分并曾定居十年的人,或根据同样条件可能在后来取得公民身分的人,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然而,任何情况下,在立法议会中的犹太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现行的土地转移限制应该保留,将来犹太人移民应受到完全禁止,除非立法议会中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议员投票通过其他决议,方可解禁。在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希伯莱语应成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而犹太人以及其他团体可以保留私立学校和大学,但必须强制教授阿拉伯文,并受政府监督,“以保持教育水平,防止讲授颠覆性内容,从而创造一种普遍的忠诚”。原来保证给予犹太人的各项权利,未经立法议会中大多数犹太人议员的同意,不得变更。会议就以这样的调子休会二至三个月,直到美国举行选举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外长会议开会之后再开。
与此同时,当恐怖主义组织在9月重新恢复他们的暴力活动时,代办处谴责他们;而“哈加纳”虽然没有重新恢复与政府的合作来反对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谴责他们是靠“匪徒行为、走私、大规模贩毒、武装抢劫、组织黑市和盗窃”的办法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的。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同韦茨曼及其代办处的同僚初步交换意见,在会议上,贝文提出一个想法(和克罗斯曼在下院早已建议过的一样),暂时安排为期三年、五年、或十年的托管,最后导致自治。十分清楚,政府象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一样,急于想沟通他们之间的分歧。10月4日,作为内阁改组的一部分,克里奇·琼斯从政务次官提升为殖民大臣,他本人是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代办处代表的对话继续进行,尽管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威胁要给英国谈判人拆台。对犹太人定居地的军事搜查停止了,另一方面,10月21日在阿拉伯抵制委员会的海法办事处捉了人,因为该委员会的人员曾阻止和没收过境的犹太货物。第二天宣布巴克将军(他对大卫王饭店暴行的无法衡量的愤怒大家还记忆犹新)不久将提升为一支国内部队的司令官。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他们一方面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权利的建议,拒绝在释放现已被拘留达四个月的他们的领导人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谴责了恐怖主义,并号召犹太人拒绝对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提供任何帮助。因此,新的殖民大臣在11月5日宣称,政府已经同意释放犹太领导人和在6月中旬围捕中所拘留的其他人。这个月稍后时又宣布,有二千八百名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将被准许移居巴勒斯坦,作为11月至1月(1946年)名额的一部分,尽管同时新到达的非法移民继续被送往塞浦路斯。20日获悉,政府部门前因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而迁地办公,凡属为之提供房舍而被逐出的犹太人店主以及其他一切人等,将从政府得到补偿;自从对“派尔马契”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停止为犹太人定居地招募警察(它的核心就是这种警察),这种招募工作将恢复进行。用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些姿态,尽管半心半意,确实达到了消除紧张气氛的目的。……如果没有给人以一种新开端的耳目一新之感的话,如果没有重新恢复真正的自信的话,那么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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