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精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
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精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2、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份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
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好偶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
3、从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
4、台湾也是一个，“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
——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是女性的8.6倍，完成初中的几率高3.6倍，而受高中以上程度的几率则高出4倍。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项目，台湾6岁以下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顾，而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做菜家务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
——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
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过着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么几回多半给与她的兄弟。
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要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
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
5、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臼赴向性别差异分明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
6、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南大学李小江写过: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主，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
——《走向女人》，1995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重负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卢汉龙：“来自个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
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辍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1个文盲（《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1994）
这又代表了什么？
认为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是否又知道，中国大陆的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每年升高？如果知道，他是否思索过为什么？如果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否会觉得有所不安？
不安，至少我是不安的。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 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随着犹豫和痛苦。
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力”不等于“权利”。
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作为个人抉择，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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