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再发序言一篇,感谢宋立林兄为拙作张目。
我曾自诩“钱迷”——国学宗师钱宾四先生的粉丝。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这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奉为圭臬。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人看待自家传统的心态也悄然发生变化。正如晚清时期,从“天朝上国”迷梦中突然惊醒,文化心态便一下子跌入谷底,由自负变成了自卑与自戕;晚近二十年,心态又一下子升腾起来,变得更加自信。毫无疑问,这二十年来,“传统文化”早已不是20世纪那种被污名化、被弃之如敝履那般命运多舛,而成为炙手可热、趋之若鹜的“优秀”传统。上世纪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梦寐以求、魂牵梦绕、念兹在兹的“文化复兴”在新世纪似乎露出了曙光。文化虽然在大众生活中还仅仅占据着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通过自媒体的信息及时传播,让我们知道,今天的神州大地,不同层面的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官、商、工、艺、师、生群体所谈论、所操持。我经常说,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知,而文化自知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当然,我说的“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先生说的角度不同。窃以为,文化自觉当包括两个维度:
其一,是一个人对“文化”之于自我生命意义的“自觉”。即人的生命包含着肉体与灵魂两个维度,我们的生活也就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两千多年前的《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是揆诸现实,也是相当深刻的。这与孔孟所强调的“富而后教”是一致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是为了生存而奋斗,而难以顾及精神层面。即如先父为例。先父生于“九一八”事变那一年,去世于2000年。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后来虽然在县城做工人,也不改农民本色。我非常敬重他。但是在他的生活中,便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精神”的影子。我小时候侍弄花草,他都觉得不如重点蔬菜更加实惠,完全不理解人的“审美需求”和精神生活。而现在的中国人,便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了,虽然读书的依然不多,但通过电视、电影、剧场、旅游等来进行文化消费也变得稀松平常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对于精神、文化的自觉需求越来越高,文化的创造力才会被激发出来,文化复兴才会真正实现。因为文化说到底离不开人。
其二,是一个中国人之于“中国文化”的“自觉”。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民族与历史、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忘记了历史,抛弃了文化,也就不复是原来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我们而言,自然意义非同寻常。它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历史根源、文化根源。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确立文化主体意识与开放包容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当中国人有了对自家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才能谈得上“文化自知”,进而谈“文化自信”。毫无疑问,“文化自信”既是“文化自卑”的对立面,也是“文化自负”的对立面。文化自卑固然背离了文化自信,文化自负自大同样背离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己文化的优点与不足有清醒的认知与反思,温情而不狂热,尊重而不盲目,情理交融。
基于这一看法,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业师杨朝明先生所一贯坚持和呼吁的那样,传统文化既要“登峰”也要“落地”。没有精深的专业学术研究,所谓文化普及往往成为“心灵鸡汤”,甚至是“江湖忽悠术”、“文化迷魂汤”;而若不注重文化普及,学者们“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所获得的宝贵成果,便会局限于学者圈子的小众传播,造成曲高和寡的窘境,难以发挥以文化人的功效。所以,尽管当前传统文化题材的图书层出不穷,甚至有点泛滥成灾的苗头,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优秀出版物的,比例并不高。仅以《论语》为例,不仅杨伯峻、钱穆的相关作品不断重印,而且学界新注本、解读本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不乏严肃的、训诂类作品,如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杨逢彬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鲍鹏山先生的《论语导读》及业师杨朝明先生的《论语诠解》等等,也有不少视角新颖、新意迭出的解读本,如好友四川师大李竞恒博士的《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读来便受益匪浅。这些都是《论语》研究的可喜现象。
很多朋友感慨,一部不足一万六千字的古籍,用得着这样不断去研究、注释、解读吗?况且,仅仅古人的《论语》学著作,都已经汗牛充栋了,今人再去做新注新解,岂不是炒冷饭、蹭流量且浪费资源?按理说,经典的原意应该只有一个啊,这么多不同的解说,是不是都是除了一个正确的之外,大都是错误的呢?我想,不论是根据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还是我们的人文学术的基本理路,都应该明白,之所以两千年来这么多学者去辨析章句、训诂词语、考证典章、诠释义理,无不是努力去接近或者揭示经典原意,只是我们每个提出新见的人,都自以为接近或揭示了那个原意,至少是不承认前人的成果已经解决了问题,所以才要继续研究、解读。因为即使我们坚信有原意在,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去宣称自己才绝对把握了原意,即便这样宣称,也未必得到他人的认可。所以,不仅历史上会有那么多解读,可以设想未来新的解读还会不断涌现。就我个人阅读、研习《论语》的经验而言,我个人虽然有一些自以为的独得之见,但是我更承认其他的解读,大都有或多或少的发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论语》。自然,发明多的便是好的解读。
许枫兄这部《论语枫解》,我曾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深深为其灵动的文笔、独运的文思所吸引,其中的妙语连珠令人忍俊不禁,其中的旁敲侧击令人会心一笑,其中的借古喻今令人拍案叫绝。《论语》就在那里,但是经由他独有角度的解读,《论语》便别开生面。不仅如此,通过这些古今交融的经典解读及其文风,解读者的形象也会渐渐浮现眼前。尽管我与许兄尚未谋面,但是他的文字已经自动生成了一副“画像”,我似乎看到了一位相知有年的老友,满腹经纶但毫无古板之气,潇洒飘逸但毫无骄肆之态,这大概也得益于他长期浸润于《论语》几十年的经历吧。
许兄是潮汕人,自幼以《论语》发蒙,有其家学渊源。加以曾经供职报纸,开设专栏,不仅与各路企业家打过交道,而且与饶宗颐、汤一介、钱逊等老辈学者相过从,这些都令我艳羡不已。对经典的研读,一方面需要童子功,这一点今天很多学者其实都有点先天不足,自忖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也需要识见。这“识见”便不是仅靠读书可以练就的,它依赖天赋,需要阅历。这些许兄都具备,所以无怪乎他能够在《论语》解读中匠心独运,别出心裁了。
从整体理解上说,许兄将《上论》《下论》的结构,划定为“道经”与“德经”两部分,这就属于大胆的妙论。这一说法很容易引起学者的抵触。用“道经”与“德经”的范畴,岂不是与道家的《老子》混为一谈?其实,保守如我,倒以为这样的理解,未必不能存在。关键看解读者是否能够以理服人。业师朝明夫子曾经说,道家有道家的《道德经》,儒家有儒家的《道德经》,《论语》就是儒家的“道德经”。我接着夫子的话说,从今人的“道德”观念来看,《论语》才真正是“道德经”。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与许兄的理解并不相同。他认为,道经从《学而》至《乡党》,分述孔夫子的“仁道”,其核心为生发“与人作良伴”的善念,以正己、正他两心分明之“忠”,公义、私德两心有别之“恕”,分解儒家仁道要旨。德经从《先进》至《尧曰》,剖析士团精神、士团纲领及培训士子职、身、民、行、法五正要诀,讲解仁道践行路径。道经为塑三观之论,德经为定方法之学。根据我的阅读经验,这一解读既是新颖的,也是独创的。对经典的解读,提出“新说”并不难,关键是不是“创造”,是不是有理据。我觉得许兄的见解就是独创的新说。读者不要急于抵触新见,而应该顺着解读者的思路,自己检验一番是否有其理据,值得信服。如果顺着许兄“道经为塑三观之论,德经为定方法之学”的说法,那么《上论》便是建体,《下论》则是发用。当然,《论语》的编者是否具有如此明确的谋篇布局、逻辑体系,还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许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论语》的新窗口,我们会发现一部新颖的《论语》。
就具体的解读而言,并不是一般译注本那样的原文、注释与译文的固有模式,而是述议相合,训诂与考史相融,以讲经人的口吻传授自己的儒家修行体会,直指本心,直击大义,一改过往注经晦涩难明的风格,一扫前人无数清规戒律的桎梏,让所有国学爱好者能更快更好更全面地领略儒家精神气韵,入道有门,修持有径。这与正在主编的《近思国学经典丛书》的理念有相通相似之处。
《中庸》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对于许兄这部三十余万言的大著,我以上所说只是“管中窥豹”“鼎尝一脔”。因此我实在不敢自诩解人,因为那必须在认真拜读其全部书稿后才有“知味”的前提。然而,已经被“勾引”起“兴味”的读者如我,尤其急迫地期盼着这部《论语》解读大著的问世!
许枫兄命序于予,以不佞的资历与学识,皆不足以胜任,故诚惶诚恐,敬谢不敏,但他再三坚持,并要我“望莫推辞”。我生怕许枫兄误会我不通人情,方才应承下来。在我,不论是一名读者,还是一名学者,都有义务推介传统文化的好书。就在这几年,《论语》重新回到国人的视域之中,越来越多的朋友或学员向我垂询《论语》读本。我郑重推荐过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尤其对初学者特别正式地推荐同济大学刘强兄的《论语新识》。我想,许枫兄的这部《论语枫解》,自然会成为我《论语》推荐书目上的另一部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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