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清论

曹魏末年，司马氏为凝聚力量在朝野推行“名教”。名教，即以“正名分”立教，本质是回归儒家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遭到了不少人的反感。

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可简单理解为“自然”与“名教”的博弈，嵇康曾说：“越名教而任自然。”当时，一些忠于曹魏的名士为躲避迫害，索性不谈政事，不具体评议朝中人物，像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就整日喝酒聊天，将礼法抛之脑后。

政客不谈政治，又“躺平”抛开礼法，只好探讨一些玄奥缥缈的问题。当时，他们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理论参考，在朝野兴起了一股“玄谈”风。

玄谈的实质是抗争，从某种角度来说似是汉末“清议”的延续，故也称“清谈”。只是前有党锢之祸，这些志士心有余悸，不再直言抨击权贵。

总之在魏晋之际，传统儒学受到了质疑，包括建安诗人、竹林七贤的出现都是典型现象。然而司马氏为了集权试图回归礼法，却有些力不从心了。

当人们发现儒家的虚伪，便开始结合道家探索宇宙和生命，清谈，正是此类学术交流的一个舞台，或一种渠道。

然而步入晋朝，尤其在统一全国后，朝臣们便集体演绎了一出怪象，本该日理万机的他们，却整日高谈清论，攀比斗富，使朝野弥漫着一股颓废气息。

究其原因，其一，虽然很多人迫于司马氏的淫威回到了岗位，但大家已养成清谈习惯，无法专心政务；其二，我们在“品而第之”篇讲到九品选官制，当时的官职已被世族垄断，人生都是规划好的，何必那么认真？

王衍，晋朝太尉兼尚书令，《晋书》称他为“当时谈宗”，待国破家亡时终于感叹：“如果当初我们不崇尚玄虚，而是勤政报国的话，怎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懒政怠政，奢侈成风，所谓“清谈误国”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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