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修史传统源远流长，向来以史籍完备著称。俗语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建国后整理出版了点校本二十五史，比二十四史多出一部《清史稿》。殊不知，开明书店早在民国时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除二十四史外，还收入了一部《新元史》。2018年10月11日，来自湖南、上海等地的学者齐聚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整理本《新元史》的意义与价值。
原文 ：《重新认识柯劭忞——整理本《新元史》座谈会在沪召开》
本报记者 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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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劭忞其人
鉴于明修《元史》过于草率，且错误较多，因此清末民初学者呼吁重修。柯劭忞的《新元史》可谓总其大成。
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
柯劭忞一生治学，身兼小学、经学、史学、词章四段。张尔田称他于“天文、历算、舆地、声韵、训诂，靡不综贯”。四十岁前，他专力于校注《文献通考》，可惜由于捻军战事影响，稿本全失，遂改治元史。《新元史》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书成，由教育部呈送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徐发布大总统令，将其列为官修正史之一。此后中央政府承认官修史书总称“二十五史”。章太炎评价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
有毁有誉《新元史》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它后出转精，选用文献有超越前人之处。柯氏为撰写此书，曾翻检过多达八千卷的《永乐大典》，并广泛参考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亦参考《四库全书》未收录之秘籍和元碑拓本等，采择文献丰富。
据资深出版人李伟国先生介绍，民国初年，《新元史》就已初步撰成。《新元史》最早的版本——铅印本，应完成于1917年。铅印本之后，又有印行于1920年的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以及庚午重订本。庚午重订本对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作了许多增补、修订，总体上优于前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整理本，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否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
柯著成就斐然，1921年徐世昌《大总统令》曰：“柯劭忞博极群言，搜采金石，旁译外史，远补遗文。罗一代之旧闻，萃毕生之精力，询属诠采宏富，体大思精。应准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以饷士林。”李思纯《元史学》在对前人元史研究评价一番后指出：“盖明、清两代凡六百余年之一切学者士大夫所耗竭心力而未完成者，柯氏以半生之力，集其大成，可谓伟矣。”
《新元史》纂成以后，在学者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批评者大致不能认同《新元史》仍为传统史学之旧体，而非现代学者著述之新体。另有学者认为《新元史》未说明撰述体例与取材，是一大缺陷。对此，上海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黄曙辉先生表示，他赞同总校张京华教授关于史家与史官、史学与史著的区分。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并不能以现代史家的学术标准来评论臧否。李伟国先生认为柯劭忞虽未明确概括体例，但全书结构一遵正史，还是清晰而严谨的。且柯劭忞于宣统初年所作对魏源《元史新编》的评述，也可以看作对《新元史》编例的表达。至于取材的问题，可以说柯氏已在《新元史考证》中作了补救。
今天如何评价《新元史》
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恰视之为中国史学史上旧史书体裁编撰的绝响之一。“这种老派很珍贵”，体现了一种不为风气、不随风气为转移的精神和气概，“这实际上是恰恰是我们今天缺少的一种精神。柯先生自己甘心以遗民终老，对宋朝的宗室赵孟頫降元虽不赞成，但还是有原恕之心的。”
一直以来，史学界对《新元史》不太真正充分地加以利用，王国维的“新元史无索引，检查不易”，以十个字说中要害。姚大力教授解释：“这个索引的意思就是梁启超指出的'无一字知考异或按语’，所以就检查不易，也就是梁启超说的'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这个宝藏要去开挖太不容易了……”通过与《蒙兀儿史记》和《元史》比较，以南宋的崖山之败、成吉思汗征西夏等几则史料为例，姚大力教授称：“这些例子都表明《新元史》为我们重新辨析和思考元史里面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丰富和宝贵的启发和借鉴。现在校点本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推动我们重新认识柯劭忞的学术成就，包括他的不足。”
《新元史》实际上是在当时西北史地史学大背景下的重要史学成果。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认为，在元史领域，可以把它和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以及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去作比较。新元史的价值在于它是“另造一史”，所以列入二十五史；而且，它是完成稿，其纪、表、志、传是完整的。
“二十五史”中被写过两次的，唯有元史。但《新元史》能否获得第“二十五史”的地位，在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看来时间检验还不够，“也许还需要等待一个更长的时间”。“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做历史主要着眼于教化。……但是柯劭忞的《新元史》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不是朝廷让他修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再是刚刚灭了元朝的新朝的人，他隔了几朝，而且又自居遗老，这会改变他的心境。也就是说与为明朝服务，去教化、总结前朝的《元史》不一样，本质上它仍然是一部私家著述，他自己有一些情怀，因此，《新元史》也许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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