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常识 宋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为“十七史”(详《十七史商榷》卷九九“十七史”条)。明人又增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清乾隆时增加新刊刻的《明史》，又增加《旧唐书》为“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旧五代史》而成为“二十四史”，此外一律不算正史。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以至后来柯绍撰《新元史》，要有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才列入正史，成为“二十五史”，而《清史稿》虽也有人把它和正史并列，有“二十六史”之称，但也许由于未有明令，这个“二十六史”的叫法就并不通行。 五代各朝对撰修本朝实录、国史都是比较认真的，对此《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有一些记载，《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并钩稽《旧五代史》、《宋史》有关纪、传，对当时撰修实录的经过作了考证，指出：“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至于书名及撰修人员、成书时日，则见于《宋史》卷二太祖纪、卷二四六薛居正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五正史类、王应麟《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太祖纪：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薛传：开宝五年〔案当作“六年”〕“监修五代史，逾年毕”。晁《志》：“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居正监修。”《中兴书目》：“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赐器帛有差，其事凡纪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书列传多云“事见某书”或“某书有传”，则原本纪传可能断代称某书，而全称据上引诸记载则曰“五代史”，《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条说“其曰'五代史’者乃后总括之名”是不对的。 由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盛行，此书到明代已传本稀少，入清后遂失传。幸亏《册府元龟》及明成祖时所修《永乐大典》各韵中尚大量引用，清开四库馆时馆臣邵晋涵等重新搜辑整编，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辑本按照《中兴书目》所说仍编成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其编次则先梁、唐、晋、汉、周五书，每书中先本纪后列传，五书后以割据诸国为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契丹等为外国列传，志则列在全书之末。至于书名，前此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止称《五代史》，辑本冠以“旧”字称《旧五代史》，以与欧阳修《新五代史》区别。由于搜辑者邵晋涵是有水平的史学家，这个辑本是编得不坏的，卷首有编定凡例，对如何编辑讲得很详细。 五代分裂局面，实际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研究晚唐政治、经济以至文化各个方面的专题，都得涉及五代，而《旧五代史》是目前保存五代史料最丰富、最全面的纪传体史。更为宝贵的是，《旧五代史》还大量记录唐代史事，尤其是开头的“梁书”部分。因为梁太祖朱温本身就曾是黄巢军中的大将，后来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以节度使身份夺取中央政权而改唐为梁。梁太祖本纪从唐僖宗时写起，唐代的内容就占了两卷篇幅。“梁书”列传中以及世袭、僭伪传中多数人也是在晚唐时期就从事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下至“唐书”中的太祖李克用也是影响晚唐政局的重要人物，传中都记载了他们在唐代的事迹。这样，《旧五代史》就自然成为研究晚唐历史的必读之书。晚唐人物在两《唐书》中事迹不详的，在《旧五代史》里往往可以找到列传，如昭宗时曾控制过中央政权的华州节度使韩建及著名诗人罗隐、杜荀鹤等。因此可以说《旧五代史》是两《唐书》晚唐部分的补充。 此书为欧阳修私人撰修，和他后来奉诏撰修《新唐书》之为官书者不同。书成后欧阳修未加序跋以说明撰写始末，只有《欧阳文忠公外集》卷一七《与尹师鲁(洙)书》里讲到他和尹洙商量如何撰修五代正史的事情，这通书信是他贬降为夷陵县令的第二年即仁宗景祐四年写的，这景祐四年可以作为他开始撰修的年份(现在有些书上说是景祐三年前，当是连前此所作的《十国志》也统算在一起；但据《与尹师鲁书》，《十国志》虽在景祐四年经欧阳修删削，存其大要，但只是作为撰修正史的准备，而正史实须另行动笔撰修，因此是否能把《十国志》当作《新五代史》的初稿，还当慎重考虑)，又据《欧阳文忠公书简》卷六仁宗皇祐五年《与梅圣俞(尧臣)书》，讲到“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则皇祐五年可以作为书成的年份，上至景祐四年前后共十七个年头，比修撰《旧五代史》之前后只用两个年头要长得多，这由于欧阳修是独立创作，不像《旧五代史》是官书出于众手且大体承用五代时实录、国史的缘故。此书撰成后并未立即进上，《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说“修没后，〔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说“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则已成为半官书性质。嗣后与《旧五代史》并行而欧书渐占优势，金章宗泰和七年“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明代南北监本“二十一史”中就只有欧书而不再有薛史。 至于欧书的名称，欧阳发等所述《事迹》(《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吴充所撰《行状》(附录卷一)以及源出《行状》的韩琦所撰墓志铭(附录卷二)、苏辙所撰神道碑(附录卷二)、还有《事迹》所引《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条都作“五代史”，这只是“五代之史”的意思，并非正式书名。正式书名则孝宗淳熙间进《四朝国史》本传(附录卷四)、《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以及传世宋、元刻本下至明汪文盛本、南监本都作《五代史记》。但《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四、《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已作《新五代史》，当是便于和薛居正的《五代史》相区别。以后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都作《五代史》，去掉“记”字。《四库提要》称本名《新五代史记》，则系馆臣杜撰。今则都称之为《新五代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即径以《新五代史》标题。 此书凡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体例不尽同于薛史。薛史五代各自独立成书，先本纪、后列传；此书则五代史统在一起，只是在纪、传中按五朝次序排列，如梁本纪、唐本纪……，梁家人传、唐家人传……，梁臣传、唐臣传……，这当然无关紧要。其较大的差别是此书无志，取代志地位的是司天、职方二考。司天考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历、天文、五行志，可观五代时期的自然变化；职方考则是用表的形式排出五代各自所辖的州，反映五代各朝的疆域变化。至于有关五代的典章制度，此书几乎没有提供像样的史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所增者为十国年谱一卷，相当于十国年表，与职方考一样简明扼要，倒还有其特色。另外，此书附有欧阳修门生徐无党的注，分散卷中，不另单行。 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撰作《五代史记》的目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讲得最清楚，所谓“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其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可见主要是学《春秋》，用书法来达到褒贬善恶的目的，这从卷二梁太祖纪、卷一○汉隐帝纪后公然提出《春秋》作为标准来议论书法，以及徐无党注里对书法的种种解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后来他修《新唐书》本纪，也同样用这种《春秋》笔法。不过《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全凭他个人的意志办理，而且列传还是由宋祁负责，而撰作《五代史记》是修私史，可以更自由地贯彻个人意志而已。书中于五代列传之外别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等类传，又以历仕数朝的人作为杂传，把四夷抑为附录，都是为贯彻《春秋》笔法而别出心裁的做法，从史料学来看当然毫无意义。但这部书在史料上还是有其用处的，因为欧阳修并非简单地根据《旧五代史》一书来重写，而是另外参考了其他大量文献。 《廿二史札记》卷二一专门写了“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对欧史所参考过那些书籍作了推测，虽没有举出很多实证，从情理上说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对照薛史，此书的确增添不少史实。如唐六臣传是唐朝仕梁大臣六人的传，其中三人在薛史中就无传。再如有关十国的事迹，此书也远多于薛史，薛史记十国事为世袭、僭伪列传共五卷，而此书的世家则有十卷，还有十国年谱一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七云：“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盖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采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所以《事迹》所说“文省而事备”，是大体讲对了的。但是“文省”的结果必然要把《旧五代史》原有的内容精简掉许多，而且《旧五代史》承用五代时的实录、国史，其史料价值一般讲总高出《新五代史》所据以增补的其他文献。因此用两《五代史》来补充两《唐书》不足时，仍只能以旧史为主，新史则用来参考并补充。
《唐史史料学》
ISBN:978-7-101-10547-6
（统筹：启正 编辑：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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