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王溥在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的基础上，“补其缺漏”，整齐体例，编撰成《唐会要》一书，标志着我国古代会要体史书体裁的正式确立。作为我国古代会要体史书的代表之作，以往对它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其版本、流传及文本内容，然而对该书产生的社会成因，以及王溥对“会要”的改作成就则鲜有论及。本文拟从以上两方面略作分析，以待深化对它的研究。
一、王溥编撰《唐会要》的社会成因
《唐会要》成书于北宋初年，是王溥在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的基础上，“补其缺漏”后的整合之作。该书的问世，标志着会要史体的正式确立。
《唐会要》问世于宋初，并由王溥独立编撰而成，并非偶然，其背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是会要史书在政治上的经世功能日益被统治者所看重；二是史学发展自身的积累为续撰《唐会要》提供了素材；三是王溥优越的个人条件是成功续撰《唐会要》不可或缺的因素。
《会要》一书产之于中唐史家苏冕之手，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沿革的国史专著，时间涉猎，上自唐高宗下迄唐德宗，历时约180年。此书一经问世，便“行于时”，不仅深受时人的高度评价，亦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延至唐宣宗朝，有鉴于《会要》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有助施政的政治功能，唐宣宗下令续接苏冕《会要》，大中七年在宰相崔铉的主持下，召集杨绍复、裴德融、崔、薛逢、郑言等一批学者，将德宗至宣宗朝的典制故事编成《续会要》四十卷，会要史书的官修地位由此确立。五代时期，会要史书的经世功能普遍被统治者接受，唐朝的《会要》、《续会要》等典制史书，被奉为“经国之大典”，作为统治者施政的蓝本。不仅如此，统治者们还有意识地加强了此类史书的修撰，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窦俨奉命编纂的《大周通礼》，即“依唐《会要》门类”《玉海》卷六九编次而成。宋朝立国，也是奉唐制为圭臬，礼官谈礼，计臣言财赋，经常引用唐朝典文，会要史书颇受政府重视。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溥鉴于会要史书突出的致用功能，开始着手编撰《唐会要》。他在苏冕《会要》和崔铉《续会要》的基础上，重新编次厘订，又采集宣宗朝以后的史事，成《唐会要》一百卷。此书于建隆二年(961年)进呈宋太祖，获得了宋太祖的高度赞赏，“太祖览而嘉之，诏藏史馆”《郡斋读书志》卷五。
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亦非由“大盗割据”、战火连年而中止，“(五代)各亦有史，太熙之风，往往有之”《南唐书·序》，史书编撰代有承续。统治者鉴于“经纬治乱”的政治需要，及其“取监前代，垂范后世”《五代会要》卷十八史鉴意识的增强，大力支持编撰史书，撰修前代史蔚然成风，并不时借助政府力量，访求前代遗书，作为撰写前代史的依据。晋天福六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自会昌至天佑，垂六十年，……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五代会要》卷十八这些自唐武宗至昭宗五朝的各类采获资料，是后晋史馆群臣撰写《唐书》纪传部分的重要史料来源，后晋史臣据此编撰了《旧唐书》一书，同时对这些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其保存，无疑对以后王溥续编《会要》提供了方便。
这种大规模的寻访活动具有连续性，后唐长兴二年，史馆馆臣基于大中至天年间“四朝实录，尚未纂修”，上疏要求唐明宗下令政府“寻具奏闻，谨行购募”，具体施行即“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五代会要》卷十八，唐明宗欣然从之，并优赏进献者，“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五代会要》卷十八。这样连续的大规模搜访活动，不仅有助于前朝国史的编撰，同时亦为以后王溥续编会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王溥对史料的甄选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家以自己的撰史行为，自觉地为后世史家编撰史书提供便利，这种甘做嫁衣的无私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家优良的史德。后晋起居郎贾纬鉴于武宗以下六朝实录缺略的情况，“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编成六十五卷，目为《唐朝补遗录》”，旨在“以备将来史官条述”《五代会要》卷十八。此后王溥续传唐人会要，补充宣宗以下史料，而《唐朝补遗录》正是这一时期的史料汇编，此书对王溥而言助益匪浅。王溥成功续传唐人会要，贾纬之功实不可没。
《唐会要》的续修成功，还与王溥长期的仕途阅历、修史经验及个人才识有关。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于后汉乾中登进士甲科，为秘书郎。后周建国后，王溥表现出非凡的政治远见，深受太祖、世宗重用，恭帝时已为三朝重臣，官至右仆射。这一时期，王溥开始与扈蒙、张淡、王格、董淳等人共同编撰《世宗实录》，王溥本人负责监修国史。入宋后，进位司空，旋迁司空而为太子太保，加太子太傅，迁太子太师，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封祁国公，七年离世。王溥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历后汉、后周、北宋三个朝代，位高权重，出于应对政事的需要，尤为熟知典章制度的因革情况；同时他还积极地倡导编修国史，利用撰修国史的机会，大量涉猎前朝实录。因而他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条件，其优越的政治地位、编撰国史的丰富经验，是其成功续编前人会要的社会条件。另外，王溥本人亦好学嗜书，史称“溥好学，手不释卷”“溥刀笔家子，而好学始终不倦”，又称“溥好聚书，至万余卷”。《宋史·王溥传》，王溥勤奋好学，造就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热衷于收集图书，亦使他的学术视野日渐开阔，这都为王溥成功续编《唐会要》提供了有利的学术条件。
总之，《唐会要》一书的产生，既有现实政治氛围的催生，又有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同时亦与王溥优越的个人条件和丰厚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
二、王溥对《唐会要》的改作情况
目前史学界对苏冕《会要》与王溥《唐会要》二者的关系，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主要存在二种说法，一为仿照续编，一为续编基础上的改作。笔者较为倾向于后者。实际上，王溥对《会要》既有续编之事，即在时间断限上续写唐宣宗以后至唐昭宗四朝的典章制度，在内容上完备了有唐一代的典制因革；同时亦有改作之实，即指王溥在续接史事的基础上，融苏氏《会要》与崔氏《续会要》于一体，重新进行编排组合，在形式上统一体例，使《唐会要》以不同于《会要》的全新面目流传行世。
事实上，王溥确实是围绕这两个方面续撰前人会要的。《宋史·王溥传》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缺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就此而言，王溥对前人所修会要，重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补其缺漏”，在内容上续接唐宣宗大中六年以后的史事，即如四库馆臣所谓“采宣宗至唐末事续之，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完整再现李唐王朝社会制度的发展沿革的历程；二是“集”作，所谓的“集”，当不是简单的连缀、拼凑，而是出于统一体例的要求，把苏氏与崔氏两书结构全部打破，再融入宣宗朝以后的史料，重新编排组合。
对于王溥续补唐宣宗至唐末的史实，目前学界已成定论，兹不赘言，下面针对王溥改编前人会要的情况略作分析，以说明《唐会要》实为王溥对前人的整合、集成之作。
首先，王溥所撰《唐会要》内容宏富，巨细兼收，所涉内容极其庞杂，这与苏冕编撰《会要》讲究春秋笔法，严格限制内容的取舍精神有违，由此言之，王溥确实对前人会要有所改作。苏冕是以撰写国史的方式来编撰《会要》的，他自谓“《会要》亦国史之支也，学于史，宜取法《春秋》，以是不宜备书”《唐会要·月蚀》卷二十四，可见他编撰《会要》非常讲究春秋笔法，有严格的内容取舍标准。实际上，苏冕编撰的所谓国史“会要”，与杜佑《通典》在编撰精神上是相通的，《通典》所谓“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通典·序》。由此可见，史书编撰讲究笔法，严格限制内容去取，可以视为唐代史家一个共有的编撰原则。但王溥《唐会要》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有唐一代典章制度，所涉内容极为繁富、庞杂。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把《唐会要》所列五百一十七细目分为13类；张传玺在《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一书中，将其分15类；谢保成于《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又把它归列为16大类；而瞿林东先生基于《唐会要》内容的庞杂与繁富，认为“如果概括的更明确一点”，可以归结为19大类。从以上专家对《唐会要》的分类情况来看，均已超过了《通典》所分九类与《旧唐书》分列的十个类目，《唐会要》在内容方面繁富的特点自不待言。无怪乎宋人文彦博称《唐会要》“凡当时制度沿革，粲然条陈无遗”《五代会要·跋》，该书实可谓是唐代社会制度的百科全书。
其次，《唐会要》体例看似混杂实则灵活的特征，与唐人编撰史书注重整齐体例的做法有异。有唐一代，官修、私修典制史书，都非常讲究撰述方式，前者如《唐六典》“官领其属，事归于职”，后者如《通典》则“每事以类相从”，依事类编年叙事，亦都体例统一，结构严谨。与之相悖的是，为了能收纳更多的内容，《唐会要》在体例上不立大类，只分细目，且有的一目之中又有上下或者上中下之分，都是基于内容的多寡灵活划分；对于无法归类的事迹，则另立杂录附于相关细目之后，以求巨细无遗，即“其细琐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体现了撰者为包揽更多的内容，而在体例方面所作的变通之举。《唐会要》只按内容条分细目不立大类，设置“杂录”广受博取的做法，使得全书在体例上显得自由散漫、较为驳杂，这显然不符合唐朝人编书的习惯，更不像是声言要学习《春秋》的苏冕做的，实际上这只可能王溥所处的五代至宋鼎革之际的时代风气有关。
另外，从《唐会要》中苏氏21条论议的位置杂处，以及形式不一的情况，亦可断定王溥对唐人会要的改作属实。如前面所言，唐人撰写史书注重体例的前后一致，文中论赞的位置相对都是固定的，如《五代史志》、《通典》等，要么前领，要么后置，体例统一，结构严谨，修撰者有着明确的史法意识。生活于此一时期的苏冕，自谓编撰《会要》要“学于史”，因而在发表论议这方面，理当统一处置，自不当如《唐会要》中关于苏氏的21条议论的杂乱措置，有的近前，有的靠后，有的居中，位置完全不固定；而且形式上也有变动，时而“苏冕曰”，时而“苏氏曰”。这种“论曰”位置杂处、形式有变的情况，不仅有违于唐人撰写典章政书的风格，而且亦与苏冕“学于史”的编撰精神有异，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的是王溥的“集”作特点。
最后，《会要》、《续会要》及《唐会要》三书并行流传三百多年，它们之间不能在短时期内相互因替的事实，恰恰说明《唐会要》并不是对《会要》与《续会要》的简单、机械地连缀，而是在二者的基础上整编后的新作。
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十一《御史风闻》条中，明确指明曾引用过苏冕《会要》的材料。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中，有关于唐代府兵制度的记载，谷霁光先生考证认为，《玉海》所引是苏冕《会要》，而不是王溥《唐会要》。《玉海》卷二八“艺文”有元和四年唐宪宗亲制《君臣事迹》一条，王应麟曾把这个记事与王溥《唐会要》作了比较，认为《唐会要》宰相杂录作“(元和)三年七月宣示宰臣”，与《续会要》所载“元和四年”在时间上有出入。由此可知，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以及王溥《唐会要》在南宋末年曾并行于世。
三书两宋时期并行于世这一事实，正说明王溥所撰《唐会要》一书，与苏氏与崔氏之作，各自有其不同的学术价值，因而王溥的《唐会要》，并非只是对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的简单续写，而是进行一番重新糅和后，再次编订整理的结果。相反，如果说王溥仅仅是把苏氏与崔氏之作连缀成篇，不作任何改动，然后再把宣宗朝以后的事情，机械地平添在后，那么可想而知，此本《唐会要》一经传世，苏氏与崔氏之作决不可能再有单独行世的必要了，而且历经两宋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更是没有可能。
概言之，从《唐会要》所收内容繁富庞杂、体例看似混杂实则灵活的特征，以及三书并行流传几百年的情况而言，王溥对前人会要“集”作确凿，而且亦是成功的。
（转引自《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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