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权开始的基础无非沿袭东西魏对峙时期宇文泰创始的历经北周隋以杂糅胡汉而形成的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政治上因此采取强干弱枝的关中本位策略，西北一带是其统治势力重点，从其关中本位策略出发东北一带自然难以顾及，因此隋文帝开皇盛世征高丽失败隋炀帝更是因此亡国，就连最具军事才干的唐太宗也是晚年谋划再三出兵高丽依然失败顾此失彼东西难以兼顾，而其子唐高宗时期虽然因为高丽政权更替趁虚而入暂时拿下高丽但是不久就放弃也是一个道理，而唐玄宗时期河北范阳为叛乱之始此后河朔三镇更是一直割据与唐王朝相始终（随之而来东北取代西北成为中国外患重心所在）。相反逼近政治中心关中的突厥吐蕃则是唐代从太宗高宗玄宗时期用兵重点，尤其是唐代最大外患从唐太宗时期开始与唐相持二百年的吐蕃则是对其政治中心关中最严重威胁，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大力经略西域也是巩固政治中心关中策略的体现，但是从出身于非关陇集团的武则天开始大力提拔山东士族尤其是重视以文词进士科取士来对抗关陇集团，到了唐玄宗时期进士文辞科渐成风气，关陇集团也就开始瓦解没落，同时随着唐玄宗大力经略西域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藩镇节度使权力扩大关中本位策略开始瓦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与中央对抗，而中央财政基本完全依赖东南财赋，从此南方经济渐成国家中坚关中一带开始衰落，因此唐末庞勋王仙芝黄巢起义东南财赋断绝，唐王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唐玄宗时期不但是唐代荣衰转换的关键也是唐代乃至于整个中古史政治制度文化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旧有关陇集团瓦解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藩镇割据所导致的支强干弱延续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最终又使得北宋赵匡胤采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两宋国势不振由此而来。进士文辞科的兴盛所引发的寒门庶族与传统高门望族之间的对立也从此开始，安史之乱又导致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其亲信高力士杨思勖的得势则是宦官权势兴盛的开始，之后从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开始则完全操纵权力，到了唐德宗时期宦官掌握宫廷禁卫军权力皇帝也就完全被其掌控，所谓的牛李党争也是和阉宦势力相互交织在一起。唐代政权的转换要点，早期的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杰之间的对立，二者都是源出北魏六镇之乱后胡汉杂糅而成，唐太宗有效平衡二者，但是没有大的变化，根本性变化来自于武则天以进士文词科拔擢寒门庶族人才从而引起唐代乃至于中古时代的根本转折性变化
有关唐史的参考资料还是以陈寅恪的三部史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钱穆《国史大纲》为主，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唐史的分析最为深入全面理论架构规整，吕思勉的最大优势还是对于史料的系统整理但是很多观点过于偏颇，以通史而论钱穆的《国史大纲》是最好的，注重从政制经济军事文化几方面提纲挈领的分析，不过钱宾四更多地是对传统史学非常系统的精炼归纳但是明显缺乏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那样孤明独发独树一帜的系统理论。其他《剑桥中国隋唐史》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专门分析唐代科举制度的变迁相当不错日本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基本论点没有超出陈寅恪的基本论点
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中分析选举赋税军制等搜集整理史料最为详尽细致，用力之勤令人叹服，选举一节上篇三十页论唐代选举制度，下篇则根据史料具体分析唐代官吏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赋税上下篇通过详细搜集唐代有关赋税的史料加以归纳分析史料之多而细致，比起《旧唐书》《新唐书》的食货志来更有有参考价值。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从多方面细致分析唐代科举制度的变迁分门别类非常系统，搜集史料之详尽不如吕思勉但是分析的全面广泛性而言比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三十页的选举上篇更好，视野更加开阔，对于全面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变迁很有帮助。比起欧阳修《新唐书》选举志十几页的泛泛而论来明显要更加系统完备，有关兵制一节欧阳修《新唐书》兵志无论是史料搜集归纳整理还是有关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化，以及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逐渐形成割据而同时宦官逐渐通过把持禁军从而掌控君权对这些关键政治过程变化的分析都不如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兵制一节分析总结归纳的细致深入，人说吕思勉至少通读二十四史三遍以上，《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这四部断代史中对各种史料的分门别类细致归纳来看绝对是深入透彻地研究了二十四史，把二十四史列传中浩如烟海的史料分门别类细致归纳足证其用力之勤，就对史料的整理归纳而言吕思勉无疑是最出色的，缺点就是他本人对人物分析史事见解评论常有偏颇处，常常有令人错愕的怪诞之论，立论精当有时不如其学生钱穆，就隋唐史的理论架构而言不如陈寅恪卓然独立融贯东西，《隋唐五代史》有关李唐源起引用陈寅恪之论，兵制中论府兵变化更多采唐长孺之论。后人称誉《新唐书》十三篇志很好，读后感觉也很一般，更多地是在《旧唐书》基础上提炼归纳有所延伸而成，比起《旧唐书》的仓促来相对更加系统清晰简练，欧阳修自创的选举志兵志叙述沿革分析变迁都比较含糊粗泛，就志体水准而言并不高，尤其是欧阳修的列传评论过于简略随意甚至粗浅远不如《旧唐书》史评理性客观而且文笔极佳，北宋史学造诣最高的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以通史而论钱穆的《国史大纲》应该是最为系统深入的，注重从政制经济军事文化几方面提纲挈领的分析。关于唐代盛世的基础钱穆以为，经济上主要是唐初在北魏均田制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以轻徭薄赋为特征的租庸调制，军事上则直接承继北周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这两项是奠定唐代极盛期贞观开元盛世的最重要基础，钱穆这一观点颇有识见，安史之乱是大唐盛世的转折点，由于唐玄宗开拓西域原先的府兵制难以适应转而以募兵制代替，当时国富尚可维持而安史之乱后国势衰颓就难以为继了，至于取代租庸调制的两税法更是安史之乱后国用不济的直接产物，钱穆对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称誉不已对两税制则深恶痛疾视之为乱政扰民之根，认为唐代败落在于唐玄宗经营西域扩张过度而且任用番将过多，唐代规模宏大民族界限模糊（应该和李唐王朝胡族出身有关），安史之乱后北部割据的藩镇崇尚武功以儒家文化为载体的汉文化从而逐渐衰落，藩镇割据的河北一带过于崇尚武力儒家汉文化衰落使得尚武粗犷少文的胡风盛行最终契丹等胡族崛起及至于宋，河北相继为辽金所据终成亡国之祸从唐末直到明代五百年间这一带华夏文化衰落沦为异族胡风之地，同时南北朝时期文化兴盛的河西走廊也随着唐代衰落国家政治中心东移而一蹶不振，因此自唐末五代起原先的权力文化中心孕育汉唐鼎盛文明的政治文化中心西北长安关中一带逐渐衰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极其依赖南方财力，中国国势中心逐渐南移，南方逐渐取代北方成为国家经济政治中心以至于今，能够从历代政治兴衰变化中把握国势脉络趋势变化钱宾四确实目光如炬眼界开阔有通达史才。钱穆分析历史基本都从经济（主要是田赋制度）军制政制为主进行剖析，时代不同侧重点有所变化可以说从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明而下都可以贯通无碍通达自如，这是其通史的一大优点，国学见地不俗学养深厚可谓钩深致远淹贯博通。钱穆《国史大纲》中有关唐史研究看得出来受陈寅恪的影响比较明显，但很明显没有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样从制度上整体全面钩深致远发前人所无的系统理论，陈寅恪以中古史尤其是其唐史研究举世瞩目，二人学术观点颇有同异之处，不过钱宾四更多地是对传统史学非常系统的精炼但是明显缺乏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独树一帜的系统理论，对于武则天钱穆相当鄙视而陈寅恪却将武则天与李世民并称怪杰，而且认为从政治历史实际贡献来看武则天通过科举制提高平民寒族地位因而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古史乃至于中国历史的进程，毫无疑问陈寅恪对于唐代历史转变精微悠远处的认识胜于钱穆，尤其是关陇集团的提出和进士科的意义钱宾四都缺乏陈寅恪那样透彻明晰的认识，对于唐代兴盛并为后世所继承发扬从而成为后世政治重要基石的科举制，钱穆不否认其重要性但是认为更多的是自汉代以来孝廉察举制的一种变化或者说拓展而已本质上并无根本变化，而陈寅恪却将科举制的兴起作为其平民寒族与士族门阀地位变化的关键，陈寅恪见解无疑更加敏锐而且理论架构更为完备系统，至于中唐以来藩镇之变朋党之争二人见地又不一样，陈寅恪都将其纳入其理论体系中，陈氏寒门士族的具体区分颇有勉强处，考证士族寒门的归类论据不具备说服力牵强处也有不少，但是提出一条相当系统的历史演变理论，而钱穆则更多的提倡一种儒家思想士人政治为主干核心民族精神气质，在此书所作的1940年抗战时期能够激励民志自有其功，但是作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不免更加牵强，而且钱穆思想颇有排斥他族的民族本位主义情绪，文化上保守主义倾向明显，而陈寅恪以文化论而不以种族区分的夷夏之辨无疑眼界更为开阔（在后来元明清一编钱穆也认可陈寅恪的文化论但是实际分析却相当偏激尤其是最后一编清代很不理性）。对于唐代大盛的佛教钱穆有一种骨子里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排斥感很明显，对于儒家思想颇为夸大而且过于崇古，对于道家多所贬低不过对于齐鲁神仙方术阴阳学派和道家思想融合而成道教的分析颇有见地，对于佛教兴起的分析就远不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那样透彻明晰。不过认为自唐代以来中国化的禅宗兴起最终促进宋代理学大盛，佛教中国化后已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调济在文化上不能取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在中国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世俗伦理为核心而不是像西方基督教印度教那样的宗教社会，这一点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把佛教纳入中国文化进程的观点比较近似。第五编有关隋唐一段盛世，论其政治基础钱穆因此和西方代议制相比较，极力称誉隋唐盛世的政治体制优于西方代议制所谓八点优势读来令人发笑，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可谓认识不多书生迂腐以至于此（后来十余年后52年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倒是比较了东西方政治异同，对西方政制还是有所认识，不过观点还是和《国史大纲》论调一致）.就唐史研究而言《国史大纲》第五编有关隋唐这一段150页篇幅很有价值值得参考，比吕思勉的著作更有见地，吕思勉更多地是资料汇编得出的观点古典气息太浓不如钱穆精辟透彻。
分析隋唐史的理论架构无疑还是以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最为深刻，《元白诗笺证稿》更多的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思路的延续，但是明显考据过于繁琐细密反而显得繁杂琐碎，理论系统性明显不如前两部那样明晰透彻了，最后有关白居易生平思想各方面的细致分析倒是发人深思颇具功力，《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稿》论隋唐史真可谓相辅相成，丝丝入扣，融合无间。由李唐立足于关中的关陇集团奠定隋唐政权基础和武则天时期开始大力提升寒门出身的进士文词科地位以对抗传统高门士族地位，到了中唐以后牛李党争意味着以寒门出身的进士科和传统高门士族对抗加剧，唐玄宗时期关陇集团逐渐解体进士文辞科开始兴盛，则陈氏极其重视史料的选择，乾嘉考据之学的功底精深，但这仅仅是方法而已，其通过史料而独出隋唐史的理论尤其细密深远，文字简洁论理缜密通达，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隋唐制度之源在于融汇南朝北齐河西三方文化制度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以关中本位策略为隋唐立国之根本这一理论基本已成定论，读《剑桥中国隋唐史》以及日本学者研究隋唐史著作基本都采用陈寅恪这一理论。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认为非世家大族关陇核心的武则天在其统治时期通过大力推广进士科举制从而提高寒门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来遏制反对她统治的传统世家大族势力也顺理成章，不过从《剑桥中国隋唐史》和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考察武则天时期的诸多宰相来看当时出身于科举制的并不多士族门荫还是主流，八世纪唐玄宗时代开始科举制逐渐大行其道为世人所荣耀成为官宦主流，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对于唐代科举制度的分析非常细致，唐代那近三百年时间里科举制也是一个内容形式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到了宋代以后才正式定型居于主流，
有关李唐家族源流看来还是以陈寅恪的观点为主官方正史所说过于冠冕堂皇粉饰编造痕迹明显，陈寅恪1931年1933年先后两次的考证前后观点变化之大可以说完全相互抵牾，《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全部收录，首先1931年八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通过对李延寿《北史》序传薛安都传《南史》薛安都传柳元景传以及《宋书》《魏书》中同时所载很有可能是李渊高祖的李初古拔父子事迹的对比分析，还有唐太宗时期重修《晋书》重新编辑氏族志都是李唐为了宣扬其政权的正统合法性，因而不惜删改历史隐晦自己源自胡族外夷而非华夏世家出身因而不惜大肆篡改历史冒认源出陇西李氏自抬身价的可能性极高，而1933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则通过对河北隆平县唐开元十三年所立纪念李渊五世祖李熙李天锡父子合葬的光业寺碑颂词的分析，认为李氏源出赵郡李氏的旁系微枝或者就是冒认攀附，因为当时时局混乱追随出身于武川的宇文泰后干脆伪托也是先祖徙镇武川而源出于当时门第颇高的陇西李氏，由此推论李氏为汉人而非鲜卑族胡人出身，这前后两种观点可谓截然相反令人错愕，因此李唐源头或有两种可能，一为汉化的胡人，一为胡化的汉人，之后他于1942年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辨析李唐源头也两存其说，不过由此观点陈寅恪推演出其隋唐史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宇文泰立足关中杂糅胡汉的关陇集团的理论，以及在当时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上的认同远比所谓血统要重要的多，即汉化胡化不在血统而在于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这一点尤其重要，后来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割据就是完全只注重武力战守而轻视儒家文化教育的胡化因此与中央形成割据百余年与唐相始终，再看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也沿袭了陈寅恪的观点，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则认可李唐源头为汉化胡人之说，后人似乎也未能突破陈氏观点，网上看到的一些反驳论点大都更加草率缺乏细致论据。'。。。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这一观点眼界尤其高远完全可以解析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阶段
牛李党争也不过四十年左右，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其定性也不过是当时士大夫之间的内部权争而已，远没有陈寅恪将其定性为新旧两派世族的争斗那样严重，并且陈氏将牛李党争看成依附于内廷阉宦，宦官把持朝政起于安史之乱时唐肃宗的李辅国，之后和藩镇割据一样直到唐亡，朝臣和宦官内外交往是肯定的，但说士大夫完全依附于宦官未免过于夸大宦官势力了，把世族党争看成唐代兴衰的主线过于牵强。陈寅恪分析唐代对外战略成败倒是很有见地，由于唐代沿袭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而二百年间给予唐朝最大持续压力的莫过于吐蕃了，所以经略西域开安西四镇，高仙芝越过帕米尔攻击吐蕃侧翼都是为了减轻关中压力，突厥的威胁不如吐蕃那样持续，而且唐太宗征伐高丽失败高宗虽然取胜但不久即放弃也是因其关中本位政策难以东西两头兼顾，顾此失彼河北取消极政策无疑也是安史之乱的内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于1940年的昆明，《唐代政治史论稿》作于1942年的桂林，而《元白诗笺证稿》则出版于1950年底的广州，《元白诗笺证稿》与《唐代政治史论稿》联系最为密切，《唐代政治史论稿》中陈寅恪着墨最多的莫过于牛李党争了，而白居易元稹所处时代恰恰处于牛李党争中心时代，牛李党争在陈寅恪看来无疑是山东传统世族与由进士文词科新晋士族间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进士文词科大行其道传统社会风气道德观念扭变的关键时期，元白新乐府运动和韩柳古文运动这两大影响后世文化极大的风潮同时出现也是时代必然，《元白诗笺证稿》中首提《长恨歌》解析其与古文运动交相辉映的关系，篇幅最多的新乐府则分析元白异同及其与社会风气的联系，元白诗最为写实所以以此来剖析社会政治各方面变化都非常成功，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通过对元稹这位由进士文词科历位贵显的才子一生行迹思想转变的过程的分析来凸显整个中古史转变的关键，这一章分析的尤其细致，细致入微而渊博精深的考据却有一条内在的理论轨迹贯穿，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能看到南北朝末期制度转变的过程，而到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氏显然把握住了世族转变这一核心，从武则天开始为了巩固其政权而大力拔擢进士文词科以削弱关陇世族，山东传统世族，百年后的牛李党争是其矛盾激化的体现，元白新乐府运动和韩柳古文运动则是文化上的呼应，陈氏论史极重文化而对于社会经济面的分析不多，《剑桥中国隋唐史》多人合著，理论行文的一贯性显然不如陈寅恪的三部史论稿那样周到细致体系一贯，而且只出了上部政治军事方面，西方人最擅长的社会经济方面没有出有些可惜，以前读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知道陈氏于魏晋世族颇有独到研究，从魏晋门阀世族到因时质变的周隋关陇集团乃至于唐代兴起的代表出身低微的进士庶族，受西方史学体系化的影响陈氏论史总有一条幽深的内在主线，一切由此推衍不失为一家之说。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中古史研究，陈寅恪以世族的兴衰隆替为主线，从对王导的功业分析南渡山东世族与东吴固有世族的离合冲突，到北魏宇文泰杂糅胡汉而形成极具战斗力的关陇世族，府兵制体现了关中本位策略的重要性，直到唐太宗时这一策略依然如故，隋唐时期关陇世族与山东世族间的冲突对峙是核心问题，在陈寅恪看来武则天的崛起是中古史演变的关键，开进士文词科提拔寒微庶族来对抗传统山东世族，迁都洛阳对关中本位制度的放弃，府兵制也逐渐没落到玄宗时终于完全改变，从南北朝到唐代，北方蛮族的兴盛并且逐渐汉化也是一大重要因素，宇文泰杂糅胡汉的关陇集团到隋末汉化善战的窦建德李勣等汉化胡人，再到唐代武力核心的番将，乃至于安史之乱和与唐祚相始终的藩镇割据莫不以胡人为主，整个中古史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陈寅恪的分析最为精细，从两部《金明馆丛稿》和三部史论稿来看他的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细致化的过程，晚年五十年代后期论唐代番将，山东豪杰和上层李武杨韦集团统治离合斗争，显出其对世族理论的分析愈发细致深入，我想《剑桥中国隋唐史》主编崔瑞德对陈寅恪的钦佩也是由于其完备的理论架构，细致缜密的分析，其学生蒋天枢说他治史极精细由微见广，确实不假，崔瑞德将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排在司马光之后（但是很明显陈寅恪提出的李唐家世源流分析关陇集团进士科兴起等都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没有的），并且很明显《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理论架构受陈寅恪的影响非常明显。
《金明馆丛稿初编》中发表于1952年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论析魏征颇有独到见解，不但颠覆了传统史书中魏征的形象，并且更为深刻地将魏征一生行迹置于隋唐之际两大集团，即奠定隋唐两代根基的关陇集团和极为善战的另一武装集团胡汉杂糅的山东豪杰之间，魏征出身于山东豪杰却又在玄武门之变后投身唐太宗一派并且安抚山东豪杰集团，建成元吉与太宗争权时魏征试图联系山东集团，玄武门之变后被唐太宗所用成为平衡当时最重要的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杰两大势力的关键人物，陈寅恪分析魏征政治生涯可谓极其细密观点独特，使我们能够从迥然不同的政治视角观察此人，正确与否不好说，但是确实开辟了全新政治角度审视历史而又理论周备考据细致，而太宗临终托孤于关陇集团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和山东豪杰集团首领李勣也是本着平衡当时最有实力的两大集团的目的，关陇集团为胡人汉化众所周知，而山东豪杰如窦建德，刘黑闼，李勣等人也未必是汉人，南北朝时北方胡汉混杂，胡人冒用汉姓很正常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于中国历史上评价很差的隋炀帝极力翻案就明显矫枉过正，而对于历来评价很一般的唐高祖颇为推许，认为李渊对于开创唐朝颇有功绩而不是平庸之辈分析的倒是比较客观理性，事实上《资治通鉴》对于唐太宗以来过于贬低唐高祖在创立唐朝过程中的作用而突出唐太宗功绩的记载也颇为质疑，李世民功绩确实不可磨灭但是其贬低父功突出自己以至后世讥讽其篡改历史多少有点欲盖弥彰，《资治通鉴》中有关玄武门之变司马光的评论比较客观很有些惋惜当时唐太宗迫不得已激成兵变以至名节有亏，对于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司马光却是激赏不已，玄武门之变自有其苦衷但是过于篡改历史也为后人不齿，不过贞观之治开创大唐盛世基础也是不容置疑的历史。比较《旧唐书》《新唐书》有关唐太宗的评论，《旧唐书》所评语意温婉有所夸饰太宗功业总体还是比较客观理性批评其“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倒也不假称誉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虽有夸饰但是唐太宗从善如流虚心纳谏之量确实历史罕见，“。。。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新唐书》欧阳修所论前半将太宗功业比迹于成康之治可谓盛赞了，后半批评其缺陷就明显偏颇了牵于多爱立储犹豫以至诸子乖离倒是不假，至于批评唐太宗大兴佛寺就是不顾史实的妄论了，所谓好大喜功勤兵于远远征高丽也只是晚年败笔而已，后来继位者高宗之所以能够远定西域将大唐势力及于巴尔喀什湖一带以及完成太宗未竟之业征服高丽可以说都是靠唐太宗贞观之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强势国力才能成功，欧阳修比之于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就明显苛责过度有欠公允贞观之治衰颓只在太宗末期，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也同样不顾史实的偏颇苛责而且吕思勉尤其喜欢臆测怪论标新立异反而失于史家的公允理性。比较而言《剑桥中国隋唐史》对于唐太宗政绩的评价分析客观理性对于其历史地位褒贬适度，《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于唐太宗非常推崇，大量引用《贞观政要》中的治世名言无疑是对贞观之治的肯定。吕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评论唐太宗为人不过中才性情骄暴好大喜功，德行恭俭政治远虑不如宋文帝武略政绩不如梁武帝宋武帝如此评论显然令人瞠目明显过于贬低了吕思勉论史此类偏激怪异之论极多，甚至比欧阳修的评价更低，《剑桥中国隋唐史》评论的比较客观认为贞观之治确实有被后人过于拔高夸大理想化的一面，但是作为开元盛世的前奏对唐代基业的巩固稳定作用极大，而吕思勉的评价就明显偏颇过于贬低，很多史事的取舍评价完全出于个人臆度偏执明显，这一点与其学生钱穆的著史风格颇为相似。倒是陈寅恪不从道德个人好恶出发更多地评价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手法比较理性，如对于李唐家世源流的分析以及魏征在唐太宗弥合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杰集团策略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近代出土的玄武门之变中玄武门守将常何墓志的分析得出玄武门在唐代宫廷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这种由微及显从小见大的细密推论颇具学术功底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以上论据发微处可谓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古人都未触及处。同样要比钱穆的考证细密深邃可靠的多，钱宾四治史对于和他论据相反甚至其观点完全背离的历史基本避而不谈多所忽略，只采用合乎他的历史观甚至曲解史事以从己意，不过相比于他的中学老师吕思勉的怪异偏颇之论钱宾四体系规整还能算是自成一家之言。
唐代文风诗风起关键转变作用的无疑是陈子昂，读《新唐书》《旧唐书》中的陈子昂策论看得出来和杜牧一样颇知兵法韬略，对于当时外夷边事很熟悉议论中肯，笔势宏放砥砺慷慨议论风生，文章雄健壮丽一如其劲健峭拔的诗风，其推崇建安风骨的诗论更是一扫齐梁绮靡诗风从而开启盛唐俊爽豪迈的壮阔气象。《新唐书》引用陈子昂策论更多，但缺陷在于都是节选读起来不如《旧唐书》那两篇系统。少年时横扫唐诗陈子昂诗歌最爱其慷慨激昂气度沉雄的感遇诗
曾闻巴蜀断琴生，诗赋长安从此名。
笔扫齐梁绮丽尽，文承汉魏风骨明。
幽州歌起凤凰曲，感遇诗传蜀客情。
独立黄金台上意，苍茫千古更飘零.
高 洁 蜀 中 月，英 迈 陈 子 昂。
才 名 传 后 世，诗 赋 开 盛 唐。
齐 梁 绮 丽 扫，魏 晋 风 骨 扬。
幽 州 台 上 意，独 立 问 苍 茫
“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新唐书》的评论算是比较中肯的，七岁而有神童之誉，论棋之句“圆如用智，方若行义，动如骋才，静若得意』”可见其天才夙成，张说称其目若秋水，卿相之姿不为虚誉，张九龄呼其为小友，软美之论识其骨鲠高节。历四朝而四护太子，时人论平定安史之乱的方略李泌早在唐肃宗灵武即位时已经谋定，尤其欣赏他十七岁所作《长歌行》词气高迈，志趣超拔，风姿真是倜傥不羁，卓荦出群。九六年夏游历衡山特地探访烟霞峰下的邺侯书院，福严寺李泌所题极高明石刻犹存，再读《资治通鉴》看得出来司马光对李泌的谋略品格也是佩服不已
千古高行仙客姿，一身智略帝王师。
邺侯自是云间士，妙策纵横天下奇。
结合新旧唐书帝王本纪读《资治通鉴》至卷232唐德宗贞元三年李泌所论以回纥大食云南三面夹击当唐朝最强外敌吐蕃之策，陈寅恪许倬云都认为李泌是当时唐代最具国际战略眼光之人，只可惜唐德宗为人器小猜忌平庸之主，有陆贽那样的贤相却最终猜忌贬斥也是可惜。司马光胡三省都对李泌评价极高，唐代高才出则济世安邦隐则高卧名山出入无碍者唯李泌一人而已
半 世 曾 为 零 落 客，一 生 倾 慕 李 长 源
谋 定 范 阳 天 下 策，清 风 明 月 卧 衡 山
对比阅读《旧唐书》《新唐书》李渤传,钦佩其孤贞力行，操尚不苟合的耿介个性，敢于评定当时三位宰相庸碌治绩中下，屡次被贬而不改节操，为江州刺史则不惜辞职而免民陈年赋税，江州筑堤桂州修渠堪称经济之才，可惜不当好谏成风的贞观之世。方其隐居庐山白鹿洞高卧嵩山读书避世累征不出高尚其事，后来被韩愈所激积极用世骨鲠为人不避权贵，确实不负一世清誉，正所谓“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筑室幽谷间 ,读书清流侧.
胸中罗万卷 ,清才卧林壑.
虚名不足贵 ,直言极胆色.
何如携白鹿 ,云烟山水客。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此皮日休评太白之诗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更多：香象渡河。 下视岛,郊,直虫吟草间耳,严沧浪论诗主神韵,以此评太白风格最为贴切,正所谓“文至庄，诗至太白，草书至怀素，皆名法所谓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则非神解不能。”
才情自负九州雄，虎啸鹏吟意气中
笔走龙蛇惊造化，诗成锦绣傲苍穹
人间曾落凤凰影，云外更飘灵鹤踪
蜀水巴山无限梦，狂歌醉卧峨眉峰
妙 手 裁 成 千 字 奇，锦 心 铺 就 万 言 诗
凌 云 意 气 飘 零 客 纵 酒 狂 歌 锦 绣 词
平生意气谪仙人,自负华章泣鬼神.
空向江中邀月影,云间何处吊诗魂
牧之绝句清旷悠绝，飘逸不群，时人誉之，得太白清奇飘逸之气，兼子美健拔雄毅之风。身为名门之后，自负济世之才，当晚唐零落之世，难得一时之用，志愿难伸，托之于诗文之间，流于旷放，却成飘逸清丽之句，味其绝句，清俊健拔之气自是独树
寄 影 江 南 落 拓 诗，扬 州 风 月 少 年 时
云 间 漫 忆 清 词 客，俊 逸 雄 发 杜 牧 之
玉溪生的诗长于用典，词句精工清丽，意境清婉朦胧，情浓意切，迷离晦涩，令人读后莫测其端，却又有难以释怀之感。诗人一生蹭蹬，功名难遂，沉沦下僚，潦倒终生。观其二十三，四岁落第后所作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句，其志趣可见一斑，只可惜陷于牛，李党争，虚耗一生于文辞之间。死后其友人崔珏有“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之叹，前一句或许过誉，后一句却可以说是其一生的写照。温李都以辞藻华丽，意境朦胧温婉著称，品二人之诗，李之情浓意深，温则涉于轻艳，温飞卿的功绩在于开拓词境，堪称花间之先驱。李杜并世双璧，二人相较，玉溪生之长在于七律精绝，杜牧之七绝卓然独立，堪称化境，喜欢牧之的清俊雄发，志趣非凡
谁题锦瑟断肠词,更忆无题青鸟诗.
梦里蓬山云路漫,玉溪惆怅月明时
李商隐诗风典丽精工,清雅幽婉,意境朦胧,晦涩迷离,寄意莫名,颇有阮籍咏怀诗之风.杜甫之后,精于七律非李义山莫属,其无题诗更是独步古今,意蕴独到,词句清丽,长于用典,构意独到,只是太过晦涩,较之杜甫诗风偏弱,骨力不如老杜那般沉雄苍劲 ,沉郁之气近之,顿挫之风不及
一 篇 锦 瑟 几 人 明，半 首 无 题 寄 客 情
从 此 人 间 清 丽 句，千 秋 犹 忆 玉 溪 生
长吉妙于歌体，为诗好奇句，多诡异，奇绝之思，色彩艳丽，斑斓迷人，李商隐作李贺小传，言其精思殚虑，惨淡经营，不遇于时却不改其意气之言，浩荡之情，气韵不及太白，但是精思傅会，文采绚丽，称之为一时奇才，并不为过。钱钟书<谈艺录>评李贺诗'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却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其意本于杜牧 <李长吉歌诗叙>'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评长吉诗'词诡调激,色浓藻密,镂金刻玉..化流易为凝重,分而视之,词藻凝重,合而咏之,气体飘动,非昌黎之长江灌注,千里一造,非东坡之万斛泉涌,随地涌出,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论其用字之妙则于'啼,泣,死,凝'这几个常用字入手,旁征博引,中西交融,颇见其东西文艺理论比较之意.用笔补造化天无功来感慨长吉诗风古今之奇,考证李贺诗代词之繁复论其诗意迷离晦涩,后人费解,李义山得其意,奇气不如长吉,而幽冷晦涩,迷离往复之意过于李贺
奇 绝 诡 艳 长 吉 体，自 是 天 公 赐 鬼 才
莫 道 平 生 不 得 意，精 魂 梦 入 紫 云 开
杜牧 <李长吉歌诗叙>以' 云烟绵联, 水之迢迢, 春之盎盎, 秋之明洁， 风樯阵马， 瓦棺篆鼎， 时花美女， 荒国陊殿， 牛鬼蛇神，'一系列排比句式形容其诗风,词句铺张,意思却未必差多少,后世论长吉诗格,基本不出杜牧之意,至于评其 感怨刺怼， 激发人意, 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 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四十多页,万余言也未出此范畴.李商隐做李贺小传,称其呕心沥血为诗,死入天府,也是感其身世,顾影自怜,寄于寓言.少年时读李贺诗集,父亲说,长吉诗流于奇诡,激愤为歌,不是像李白那样逸气飞扬,高视阔步,但是还是很喜欢李贺那浓丽奇绝,诡异非常的乐府歌行,读后常有快意出群之感
风 尘 萧 瑟 二 十 七，写 遍 人 间 诡 丽 诗
瘦 影 庞 眉 幽 绝 处，狂 歌 落 拓 古 今 奇
唐诗有李杜之称，前有太白，子美双子星座，光耀千秋；后有杜牧，李商隐秀逸横出，流韵后世。老李杜当盛唐之际，才雄气高，后世难以企及，小李杜处晚唐衰世，诗格气韵已经衰落，所长者体律益工，各擅一时风韵.杜甫诗沉雄顿挫，壮阔高远，对后世诗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子美，李白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正所谓风神俊逸，超轶绝尘，豪放不羁，空前绝后，杜牧名相之孙,负经世之才,不得庙廊之用，牧之七绝俊逸秀拔，清丽脱俗，如其为人倜傥不羁，昂然自树于元白，韩孟两大诗派间卓荦不群。唐诗七律真正能脉接杜甫而能别具一格者唯李义山，词采秾丽华艳取法于李长吉而兼杜甫沉雄顿挫之气，意境幽婉曲晦远溯阮嗣宗而辅以典丽精工，无题诗最为杰出
李 杜
老 杜 沉 雄 小 杜 英
清 狂 未 让 千 秋 名
太 白 仙 语 横 绝 后
一 点 幽 香 玉 溪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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