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靜嘉堂所藏《舊五代史》鈔本如陸心源題跋所言是邵晋涵對《舊五代史》輯佚和校勘時的工作本。只是并不是衆所期待的邵晋涵輯佚的底稿，而是與影庫本所本之翰林院鈔本同出一源的過録本。靜嘉堂本中校改文字數字多而複雜，呈現多層次的改動目的。靜嘉堂本的校改與《舊五代史考异》與殿本的校改有關聯，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引言
《舊五代史》原稱《五代史》，或《梁唐晋漢周書》，共一百五十卷，于宋開寶六年（973年）開始編纂。編修工作由薛居正主持，盧多遜、張淡、李昉等參與。後歐陽修所撰《五代史記》出，二史并行，并改稱薛史爲《舊五代史》。泰和七年（1207年），金章宗一紙詔令撤廢薛史，其後薛史流傳日稀。至清乾隆時期，四庫開館，稽古右文，匯集海內藏書，竟不得一册薛史。館臣邵晋涵等就從《永樂大典》中勾稽薛史佚文，并以《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异》等書所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最終恢復其原本面貌的十之七八。邵氏還依據其他史輯、類書、宋人説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材料纂成考异，考訂薛史并附注于正文中。《舊五代史》輯佚成書，邵氏居功至偉。
四庫開館時期對《永樂大典》所作的輯佚工作主要包括下面幾項程序：簽出佚書——抄出佚文（散片或散篇）——粘連成册（即輯佚稿本）——校勘并擬定提要——謄録成正本。作爲大典纂修官的邵晋涵在輯佚《舊五代史》時，主要負責簽出佚書、粘連成册、校勘并擬定提要這三個環節。“纂修官在整理、粘連散片的過程中，要對其進行校訂，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還要對其進行增補”，對今輯本《舊五代史》文本面貌影響最大的就是校勘這個環節。
輯本的增補修改是分多次進行的。今輯本《舊五代史》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録出處，并仿照《三國志》裴松之注，將考證文字以小注形式附于有關正文之下。因今輯本《舊五代史》標明《大典》卷目，與其他廿三史不同，爲使諸史畫一，“刊刻時擬將各注悉行删去”，“酌加案語，照各史例附考證于本卷之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薈要本、各閣《四庫全書》鈔本繕寫完成，武英殿刊本付梓，但皆删去了輯文的出處，將考證文字統附于正文之後，且文字頗有改動。
現在存世的《舊五代史》的版本，皆爲清輯本。現將其羅列于下：
在這些版本中，孔本、影庫本、靜嘉堂本、彭本、盧本、劉本都保存了佚文出處。現在的通行本是中華書局的點校本。該書以影庫本爲底本，彙校殿本、劉本、盧本、彭本、孔本，另外還參校《册府元龜》、《五代會要》以及現存的《永樂大典》等文獻。同時，將《舊五代史考異》以及重要的影庫本粘簽放入相關正文之下。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孔荭谷校鈔本《舊五代史》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舊五代史》（王鳴盛舊藏）
上表中出列了一種現藏于日本靜嘉堂文庫的清輯本（下文簡稱靜嘉堂本）。靜嘉堂是日本收藏和漢古籍的專門圖書館。由三菱財團的岩崎彌之助、岩崎小彌太父子二代建立起來的。現有文庫和美術館兩部分組成。文庫中收藏有十二萬册漢籍和八萬册和籍。明治四十年（1907年），三菱財團通過日本漢籍目録學家島田翰的牽綫搭橋，從陸心源長子，陸樹藩手中購買了陸心源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山閣的藏書，共4146部書，合計43218册。靜嘉堂所藏《舊五代史》清鈔本原屬于十萬卷樓舊藏，即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中提及的原爲邵晉涵所有的稿本，“此本每册有'晉涵之印’朱文方印、'邵氏二雲’朱文方印，蓋即學士家底本也。其與官本不同者，每條皆注出處；其出《大典》及《册府元龜》者，皆注明某卷；出于《通鑒考异》及《通鑒注》者，皆注明某紀”。此本流散東瀛，觀書不便，至今無人詳述其情況。筆者訪學日本期間，有幸赴靜嘉堂觀覽此書，故略陳目驗之狀，草就此文，以求教關心此鈔本的專家學者。
二、靜嘉堂本概貌
靜嘉堂本版框高210毫米，寬150毫米，鈔本，共24册。此輯本包含禦製詩、舊五代史進表、舊五代史提要、舊五代史凡例、舊五代史目録（上、下）、正文等六個部分。在舊五代史進表部分有朱筆校改之處，在其後部分中出現了大量墨筆校改的地方，有些校改因涉及到大量文字的改動，文本上有黏貼紙條重新繕寫的痕跡。
“禦製詩·題舊五代史八韻”部分用紙、板框、行款與此書的其他部分皆异，爲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雙行小注同，無版心、魚尾。“題舊五代史八韻”其下鈐有“靜嘉堂藏書”、“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兩方陽文朱印。其中，陸樹聲爲陸心源第三子。
其他五個部分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雙行小注同，單口黑魚尾，左右雙邊。版心部分印有與之內容相應的文字，如舊五代史進表部分，版心就印有“舊五代史表”字樣。《四庫全書》相關的本子，如影庫本、各閣閣書、《四庫薈要》本、武英殿本等，行款皆爲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雙行小注同，與靜嘉堂本相异。
筆者將進表、提要、凡例、目録部分與影庫本進行了比對，發現靜嘉堂本與影庫本所載的內容大體上一致。“舊五代史進表”部分爲多羅質郡王（臣）永瑢等爲舊五代史編次成書進呈而上的奏表，與影庫本相比，靜嘉堂本只是缺少奏表最後的日期與人名。“舊五代史提要”部分卷首“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録二卷”文字之下鈐有“正定經文”陰文朱印。此印爲邵晉涵所有。靜嘉堂本所載提要內容與影庫本基本一致，皆題“乾隆四十年七月恭校上”，文末署名同爲“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侍讀臣紀昀、纂修官編修臣邵晋涵”。此提要的內容與之後收人《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提要文字差距較大，是《舊五代史》提要的早期形態，或爲邵晋涵擬定，未受到編修總目的館臣的修改。靜嘉堂本與影庫本在“舊五代史目録”部分的內容和排序上一致。只是在第九十六卷中，影庫本有鄭玄素傳，而靜嘉堂本沒有。孔本、劉本第九十六卷中有鄭玄素傳。而彭本、殿本無此傳。影庫本後附的批校雲：“《舊五代史·晋書》內《鄭元素傳》，查係《永樂大典》誤題《薛史》，實係馬令《南唐書》，今應删去此傳。”雖然批校雲鄭玄素傳實屬誤輯，但影庫本并未删去此傳。
正文部分有“晉涵之印”、“邵氏二雲”兩方陽文朱印。此兩方印章皆爲邵晉涵所有。靜嘉堂本正文部分所題寫關於薛居正的銜章爲“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此銜章爲墨筆所改，劉本、彭本與靜嘉堂本同。而靜嘉堂本未改之前的原文與影庫本、孔本同，作“宋薛居正等撰”。而殿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則題爲“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筆者考察此題銜，勾稽從薛居正的任職履歷，可以判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個稱謂是有問題的。乾德二年（964年）四月，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爲參知政事。“開寳五年（972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逾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修史之時，薛居正的官職當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而不是靜嘉堂本、彭本、劉本所題寫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要之，現在普遍認爲較早的版本，影庫本、孔本中，薛居正是沒有題銜的。殿本、文淵閣本作爲官方定本，則題寫正確題銜“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而靜嘉堂本、彭本、劉本却一起沿襲了不恰當的題銜。考慮到劉本的文字來源蕪雜，至少可以説明靜嘉堂本與彭本是有淵源的。
靜嘉堂本卷一六〇第九頁版框與裝訂綫之間的空白處有一紅色楷書長方陽文戳記，“吳正有號”。同樣的戳記見於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周易本義》（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冰壑詩集》（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周永年進呈舊鈔本）。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金史》附《考證》（據乾隆四年（1739年）校勘本補修）的第五册之末葉鈐有“吳正有號”長型朱印。四川三峽學院圖書館所藏的康熙五十年（1711）的《佩文韻府》第65册扉頁上也有“吳正有號”。賴貴三先生在《〈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經部·易類〉考釋（上）》提及《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有“吳正有號”楷書長方陽文戳記。“吳正有號”爲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之紙廠印記之一。這些有“吳正有號”的本子中《冰壑詩集》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皆爲四庫館工作中的産物。筆者推測當時四庫館進行工作時所利用的紙張部分是由“吳正有號”、“吳正昌號”等紙鋪所生産的。而帶有“吳正有號”的靜嘉堂本或爲館臣在四庫館工作的副産品。
筆者在翻閲靜嘉堂本時，發現原書夾著若干簽條。簽條上用墨筆寫有“下四行不必簽”、“下六行不必簽”、“不必簽”等字樣，字跡潦草隨意。在《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翁方綱作爲四庫館纂修官，對書稿不涉違礙的部分批有類似眉注。靜嘉堂本所加有的簽條很可能是四庫館纂修官留下的。
結合靜嘉堂本有邵晋涵的三方鈴印，與周永年的進呈本與翁方綱的提要稿同樣都帶有“吳正有號”的紙鋪號，且書中夾有纂修官的簽條，此本應該就是邵氏在四庫館輯校《舊五代史》時的工作稿本。
三、文本面貌初探
靜嘉堂本形制上與影庫本相似，但其繕寫字迹不及影庫本工整端正，在“舊五代史卷表”部分缺失日期、署名，又有大量校改的痕跡。故此本爲邵晉涵輯佚《舊五代史》時所使用的工作稿本的可能性非常大。但靜嘉堂本在《舊五代史》的版本系統中又處于怎樣的位置呢？
筆者以卷一、卷九二爲例，逐條出列靜嘉堂本與孔本、影庫本、殿本、劉本的异文。由於靜嘉堂本上有大量墨筆校改，校改的文字與原文存在時間間隔，故筆者將其原文與校改後的文本作爲兩個文本來處理。
現將异文列表如下：（表格中所標頁、行爲异文在中華書局本之位置，方便復核之用。）
從以上諸表的异文情况可知，卷一，靜嘉堂本的原文與影庫本只有2條異文，與孔本有4條異文，與殿本有13條異文，與劉本有16條異文。卷九二，靜嘉堂本的原文與影庫本有10條異文，與殿本有30條異文，與劉本有26條異文，因孔本有崔居儉傳而無裴皞傳，故筆者統計了兩種版本都有的列傳文字中的异文，得23條。而靜嘉堂本原文與影庫本相异的文字或爲字體相近或爲倒文。如卷九二“唐天祐中，莊宗乃開霸府”。靜嘉堂本原文作“乃”，影庫本作“方”。又如同卷“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閻至昇俱殿侍立”。靜嘉堂本原文作“昇俱殿”，影庫本作“倶昇殿”。筆者在對其他卷的內容作考察後，所得异文情况基本與卷一、卷九二情况一致，即靜嘉堂本的原文與影庫本文本相似度最高。
由以上諸表可知，靜嘉堂本文本上的改動情况複雜。就目前對靜嘉堂本的文本情况的瞭解，筆者擬將這些改動分爲四類。
1.改訛脫衍倒之誤。
以上諸表可見靜嘉堂本校改錯字，乙正倒文的例子。筆者在此便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當靜嘉堂本中出現書寫不規範的字時，此字旁有時會標注“丨”的符號但并不改動；有時此字會直接被改成規範的字體。如“数”字非正體“數”，“數”旁便會標註“丨”。又如“胆”字被劃去改寫成“膽”。
2.書寫範例的改動，包括格式的改動、避諱字避諱方式的改動。
格式的改動主要出現在舊五代史卷表、舊五代史卷録和各卷的卷首。如目録卷首“舊五代史目録”未頂格，墨筆便標示應頂格書寫。避諱字避諱方式的改動主要見於三個字。“玄”、“胤”、“弘”原皆爲闕筆避諱，校改爲“元”、“允”、“宏”。
3.因文意、史料或政治避諱而作的校改。
這種類型的校改數量衆多、情況複雜。所校改的文字同于殿本的情况較多。如卷九二，“唐末，隨計入洛，出游嵩山，有白衣大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靜嘉堂本原文作“白衣大夫”，墨筆改爲“白衣丈夫”，同殿本。此處改動并無版本、史料依據，當據文意而改。卷八四，“以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以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瀚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溫叟加知制誥”。靜嘉堂本原文作“李瀚”，此同于影庫本、孔本；墨筆改“李瀚”爲“李澣”，此同殿本。《資治通鑒》卷二八四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强徐台符、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郎宗城範質，皆爲學士。”《通鑑》作“李澣”。又如卷九六，“時契丹來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靜嘉堂本原文同影庫本作“時契丹來犯闕”，校改同殿本作“時契丹入中原”。此當爲民族問題而作的政治避諱。總體上，靜嘉堂本與殿本的异文相對較多，可見殿本增删修改的程度要遠大于靜嘉堂本。
有若幹校改的文字同于盧本。前揭卷一，“四月辛酉，河東泛漲，將壞滑城，帝令决堤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靜嘉堂本將“河東泛漲”改爲“河水泛漲”，在諸版本中只同于盧本。
也有校改的文字不見于其他版本，而見于《舊五代史考异》。
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璨、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璀、溫州刺史錢傳璲、睦州刺史錢傳懿、賨州刺史錢傳璀、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曄、峰州刺史錢傳珣、巒州刺史錢傳琰、鎮海軍都知兵使錢傳璁等凡十一人，并加官勛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
其中“睦州刺史錢傳懿”，孔本、影庫本、殿本、劉本皆作“錢傳琇”，靜嘉堂本原文也作“錢傳琇”，墨筆改作“錢傳璹”。而“寳州刺史錢傳
中華書局本將影庫本中的“錢傳琇”改作“錢傳懿”，是“據《吳越備史》卷一、《十國春秋》卷七八《吳越春秋》及卷八三《金華郡王元懿傳》改，案《元懿傳》雲：'元懿，字秉徽，初名傳禱，又名傳懿，後更今名”《金華郡王元懿傳》提到“錢元懿”初名“傳璃”。而“寳州刺史錢傳璀”，在《吳越備史》卷一、《十國春秋》卷七八《吳越世家》及卷八三《餘姚侯傳傳》均作“寅州”。此處靜嘉堂本的校改并非憑空而來，或用《吳越備史》、《十國春秋》的內容進行了他校。
筆者在考察靜嘉堂本墨筆校改時，發現當是否改字不確定時，會在這個存疑的字旁標注的符號。前揭，卷九二，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工部，爲舉人格樣。靜嘉堂本“工部”之“工”字旁有“△”，而在殿本中“工部”就被改成了“禮部'説明校改之人在此處有存疑，而在後來的修改中，“工部”就被修改。
4.添加考證文字。
靜嘉堂本中所添加的考證文字與《舊五代史考异》頗有淵源。其中以卷六十三最爲典型。如：
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爲河南尹。案張齊賢撰《齊王張令公外傳》雲：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覩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沒，王漸貴，追思疇昔見知之恩未嘗報，乃圖其形象于其私第，曰焚香供養之，至于終身。案：諸葛爽死，全義親逐其子而據其地，乃復懸像事之，以明不背本，此劇賊欺人之術耳。
筆者觀察靜嘉堂本實物，依據殘留筆迹，判斷認爲此處原文僅有正文，後經人用紙條貼去了部分正文，壓縮正文字體，再用雙行小注的形式添上相關案語，而案語的內容與《考异》的考證文字相同。靜嘉堂本卷六三有九處大段的塗改痕迹。所添加的案語無一例外全與《考异》中相關的考證文字一致。
雖然此卷添加的案語同于《考异》，但《考异》針對卷六三所進行的考證却并沒有全在靜嘉堂本中出現。如：
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案《歐陽史》：晉王出澤潞以救出之，追懷英于解州，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
此處《考异》的文字不見于靜嘉堂本。而整個第六十三卷中，見于《考异》而不見于靜嘉堂本的案語共3處。
筆者在對其他卷進行校勘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類似現象，即添加的案語來自于《考异》，而《考异》的相關考證文字不全見于此本。從現在所掌握的文本情况上判斷，筆者認爲靜嘉堂本與《舊五代史考异》關係密切，但《考异》的考證內容明顯多于靜嘉堂本。
綜上，靜嘉堂本未經校改的文本與影庫本最爲相近。前揭，這兩個版本在內容、體例上又有諸多相似。然在卷九六中，靜嘉堂本已經沒有影庫本誤輯的“鄭玄素傳”。而靜嘉堂本的目録中也未出現“鄭玄素傳”的目次，説明在謄抄文字時此傳已被删去。故筆者傾向于靜嘉堂本稍晚于影庫本。靜嘉堂本或直接據影庫本所本的翰林院鈔本所繕寫，或出於此翰林院鈔本的底本。靜嘉堂本+校改的文字數量巨大，情况複雜，與殿本、《舊五代史考异》關係密切，但是殿本所增删的內容又多于此本，《考异》所考證的內容也校此本豊富。
四、靜嘉堂本來源
影庫本所據的翰林院鈔本，朱絲黃帙、字畫謹嚴，卷端標有“欽定四庫全書”，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行款全同《四庫全書》各閣庫書與武英殿刊本。前有向乾隆進呈《舊五代史》的進表、提要、凡例、目録部分。比之文淵閣閣書、武英殿刊本，此本不載乾隆禦製詩《題舊五代史八韻》。此翰林院鈔本一般被認爲是《舊五代史》于乾隆四十年七月進呈乾隆的初呈本。靜嘉堂本在進表、提要、凡例、目録部分與此翰林院鈔本一致，但起首附乾隆禦製詩。此禦製詩部分行款异于全書其他部分，可知非繕寫于同一時間。又此《題舊五代史八韻》載于《禦製詩四集》卷三三，爲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所做。前揭，筆者認爲靜嘉堂本稍晚于影庫本所據的翰林院鈔本。故大致可推定，靜嘉堂本抄寫完成的時間是在乾隆四十年七月至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之間。初呈本方才進呈，靜嘉堂本就已繕寫完畢。據《于文襄手札》，初呈本進呈後，乾隆對薛史中仍然保留相關違礙部分表示了不滿。不難推測，靜嘉堂本正是爲《舊五代史》再次修訂而準備的。
從靜嘉堂本中所存的邵晋涵的鈐印、四庫館纂修官所寫之簽條可以推斷，在乾隆示意薛史語涉違礙後，邵氏馬上投人了修訂工作，且在其中仍然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薛史進呈後有館臣曾向乾隆提議，《舊五代史》“仿劉晦《舊唐書》之例，列于《廿三史》”“照殿本版各史例刊刻”，即删去《永樂大典》卷數，“照各史例附考證于本卷之後”。而且乾隆四十年（1775年）下半年，邵晉涵因爲母親去世，便離京歸鄉守孝。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邵氏入都補官。現在學界一般認爲邵晉涵自乾隆四十年後便不再參與《舊五代史》的編訂工作。因爲體例的改換，加之邵晋涵離館南歸，本來作爲修訂本底本的靜嘉堂本，因此而被廢棄。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麽靜嘉堂本并未增加後來增補的淳于晏和張礪傳等內容。前揭，靜嘉堂本的校改有部分异文同于殿本。這説明靜嘉堂本的校改仍然受到館臣們的重視，最後被殿本有選擇地吸收，反映在殿本的校改上。
靜嘉堂本的校改與《舊五代史考异》內容淵源頗深。加之書中還有邵氏鈐印，這使得靜嘉堂本帶有明顯的邵氏私人工作本的色彩。但是《考异》的內容又明顯多于靜嘉堂本。這説明邵晋涵在離開四庫館後，以個人身份仍對《舊五代史》進行考訂。
五、餘論
現藏與日本靜嘉堂文庫的《舊五代史》鈔本確如陸心源題跋所言爲“學士家底本”。只是并不是衆所期待的邵晋涵輯佚的底稿，而是與影庫本所本之翰林院鈔本同出一源的過録本。從《舊五代史》輯佚和校勘的角度上，靜嘉堂本的文獻價值有限。但就《舊五代史》清輯本的輯佚和校改的過程而言，靜嘉堂本還是具有一定的價值。特別是對邵晋涵輯佚和考訂《舊五代史》的具體情况，靜嘉堂本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選自 | 《文史》2015年第3期。注釋略。
編輯：子晗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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