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为宋太祖朝宰相薛居正监修。《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为欧阳修私撰。人们一般也将《旧五代史》简称为薛史，《新五代史》简称为欧史。后人也根据两史书问世的先后，以“旧”、“新”相别，亦即《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旧《五代史》都记载了五代时期的历史，是研究唐末五代十国的基本史料。但是，两史在体例、内容、风格、思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它们之间的异同，前贤时哲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欧阳修《新五代史》，且限于介绍或局限于谈论某一方面的问题。即使关于两者比较的研究，也很少进行全方位、系统深入的分析。另外，对于彼此之间异同的原因，也缺乏深入的考察，很少将作者及其著述放在唐宋社会文化转型尤其是汉宋经学范式转换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下，来探究它们之间异同及其原因。故本文在前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系统而深入地探究新旧《五代史》之间的异同。以此就教于方家，不足之处，还望多多指正。
一
新旧《五代史》作者、成书之间的异同
《旧五代史》是官修正史，由宋太祖朝宰相薛居正(912-981)监修，参与修撰的官员，据王应麟《玉海》和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记载，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七人。除李九龄为宋太祖乾德间进士之外，其余均是经历了数朝的官员。相比较而言，《新五代史》的私撰者欧阳修(1007-1072)，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在经学、文学、史学、金石学等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于《旧五代史》成书的缘由，据《修五代史诏》云：“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宋初朝廷编纂此书旨在于寻求治乱兴衰的经验，以改变自唐末以来兵无虚日、纲常伦理尽废的局面。关于此书的编纂时间，《玉海》载：“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由此可知，此书修撰始于开宝六年(973)四月，次年(974)十月成书，前后历时不足两年，完成卷帙150卷。
相比较而言，《新五代史》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时，认为薛史烦琐失实，于是搜集五代史料，打算重撰《五代史》。另外，欧阳修所处的北宋中期，朝廷正面临着“内忧外患”，他与范仲淹等人一方面积极倡导新政变法，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文以载道”、儒学转型等形式来解放北宋初以来“墨守”的思想。在欧阳修等人的推动下，易学、《春秋》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它们所宣扬的革故鼎新、尊王攘夷、纲常伦理等思想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认同。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开创者”，在《诗经》学、易学、《春秋》学等领域都有突破性的见解，“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而《新五代史》作为欧阳修苦心孤诣独撰的史书，既是他新儒学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他作为政治家，“政治观点的另一种反映的作品，通过总结历史，思考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表达出对现实政治的看法”。
《新五代史》的撰述时间，史籍无明确记载，柴德赓认为“欧阳修在修《唐书》的同时(1054-1060)，搜集了五代的史料”，并由此认为“《五代史记》盖其晚年之作”。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欧阳修给尹洙、李淑、梅尧臣等人的信来看，在景祐三年(1036)之前，他已着手编写。至皇祐五年(1053)，他在给梅尧臣(圣俞)的信中说：“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又云：“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惟道意于君谟，同此也。”这封信已确切表明在皇祐年间，《新五代史》已经修成。如从景祐三年(1036)算起，至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至少耗时18年才完成此书。
另外，《新五代史》撰述过程也远比《旧五代史》复杂，可谓一波三折。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与其友尹洙同为馆阁校勘，开始商讨合撰《十国志》，并计划修《五代史》。两人在撰写《十国志》的同时，也对写作《新五代史》作了明确的分工：欧阳修负责梁、汉、周三代，尹洙负责唐、晋二代。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说明，如“不分五代，通为纪传”，“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等。从后来成书的《新五代史》来看，基本上贯彻了这些原则。宝元元年(1038)，欧阳修给李淑写了一封信，可知此时《新五代史》的整体轮廓已经完成，但义例、议论、次序等仍未最后确定，只是“收拾缀缉”史料而已，并未写成。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曾给尹洙写信说：“列传人名，便请师鲁录取一本，分定寄来。不必以人死年月断于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随代分之，所贵作传与纪相应，千万递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由此可见，自景祐三年(1036)至庆历五年(1045)近10年的时间，欧阳修尚未得到尹洙负责的唐、晋列传人名，对于人物的归属标准也未达成共识。不幸的是一年以后，尹洙病卒。显然尹洙对《新五代史》的贡献，只不过是《十国志》中的部分篇章而已。嗣后，欧阳修便独立承担起《新五代史》的编撰工作、做了系统的整合工作。书成之后，欧阳修斟酌损益，考校加工，至死方休。总之，《新五代史》自景祐年到欧阳修晚年，历时30余年，其间写定初稿近20年，精加考证又10年，欧阳修几乎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从上可以看出，新旧《五代史》由于作者与经历不同，导致了两个文本的形成有很大的差异。《旧五代史》是官修史书，可以恣取皇家藏书，上自国家藏书、政府文件、各类档案、实录，下至各种私人著述，如此大大减省史书修撰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故《旧五代史》历时一年有余便成书150卷。相比较而言，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却困难重重。整个撰写过程中，他始终都处于变动不居、调动频繁等窘境，以致不能集中精力、也不能充分利用京师藏书进行撰述。在他撰成《新五代史》初稿时，许多史料仍须查阅、校核，曾巩等人之所以给《新五代史》提出意见，就与史料的搜集、校核不够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史书编撰的质量，反而因为是私撰，欧阳修较少受到官方意志的左右，可以自由发挥史家的才、学、识，直抒胸臆，成就独断之学。
二
编纂体例上的因袭墨守与会通创新
在编纂体例上，《旧五代史》断代为史，类似陈寿《三国志》与唐初《梁》、《陈》、《北齐》、《周》、《隋》诸史，亦即将五代各朝独立成书。各《书》之中，先作本纪，后为列传。其中，列传并不分类，臣子死于某朝则列入某朝传中。在五《书》之后，便是记载割据政权的《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外国列传》。薛居正以五代为正，十国为伪，目的是凸显继承后周的宋代乃正统政权。实际上，十国与五代在当时并立于世，不分正伪。何况，五代立国都非常短促，加起来不过53年。而十国政权立国皆比五代时长，最短的北汉也有28年，而且它们都是自建国号制度，有的表面服从中原王朝，实际完全独立。薛居正这种厚此薄彼的作法，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但却造成了史书内容比例与结构的失衡。
相比较而言，《新五代史》远祖司马迁《史记》，近效唐人李延寿《南史》、《北史》，亦即打破朝代界限，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本纪、列传分别贯通为一，是为本纪、列传。在列传部分，以类设立《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之后，将十国立为《世家》，将之纳入宋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这样的处理方法，从编纂学上看肯定比薛史更加科学。虽然，欧阳修在此承认五代为正、十国为伪与其正统论的观点相左，但这样作“完全是因为宋朝承袭后周政权，立五代为正，也就树立了北宋正统的地位。尊五代的实质，是为了尊宋”。此外，将契丹、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设立《四夷附录》放在最后，以明华夷之辨。
对于五代典章制度。薛史合编为十志：《天文志》、《历志》、《五行志》、《礼志》、《乐志》、《食货志》、《刑法志》、《选举志》、《职官志》、《郡县志》，并置于史书最后。欧阳修认为“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只作《司天》、《职方》两考。其中《司天考》整合汇总了《旧五代史》中的《天文志》、《历志》、《五行志》，进行编年记载。《职方考》则损益薛史《郡县志》，以表谱的形式进行展示。总的来看，在“志”、“表”部分，薛史继承惯例，注重史料的抄录、保存。而欧史则改“志”为“考”，增加了内容并以表谱的形式较薛史更加简洁明晰地向人展现了五代十国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变迁。
论赞部分，《旧五代史》沿用“史臣曰”的形式；而《新五代史》不落窠臼，认为五代道缺，无可称道，故用“呜呼”发论。如欧阳发所言，“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这既是对五代十国乱世的哀叹，更是对宋朝社会危机所发的感慨。在他看来，当时宋王朝“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对于两书的体例，后来史家多称赞《新五代史》而贬抑《旧五代史》。到清代中期，欧史备受钱大昕、王鸣盛等学者的指责，而盛推薛史。他们认为薛居正断代为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而欧阳修注重史笔，影响了史实记载。实际上，这只是乾嘉考据学兴起下的一种认知偏见。薛史作为史书本身也有很多弊端：(1)薛居正删节实录为史，造成了本纪部分的臃肿，全书比例失衡。如有学者所言，“据实录本传增删改写成正史传记，将实录正文节写成五代各朝本纪，节录制度变动的记录编为十志。五十三年史事而本纪多达六十一卷，就是据实录节写的缘故”。(2)列传人物的归属标准，导致了传记结构上的头重脚轻。薛史以死于某朝者，即入于某朝传内，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事迹多在梁朝，因死于后唐，故编入《唐书》；冯道历唐、晋、汉、周皆为相，死于后周，故编入《周书》。看起来体例严整，但五代时期历仕数朝者比比皆是，这样为传，一般都是传主在它朝的事迹多，本朝少，传记显得头重脚轻。(3)五代总共只有53年，《旧五代史》断代为史，且多人参与，造成了前后重复、抵牾的情况。如在人物称谓上的前后不同，《梁书》称梁军为王师，《唐书》却呼之为梁人、汴寇。天人关系上，此处盛推天命，在彼处却盛推人事，如《晋书·安重荣传》论赞云：“帝王之尊，必由天命，虽韩信、彭越之勇，吴濞、淮南之势，犹不可以妄冀，而况二安之庸昧，相辅为乱，固宜其自取灭亡也。”认为王权天授，别人不可觊觎；但《汉书·史弘肇传》论赞却感慨：“臣观汉之亡也，岂系于天命哉！盖委用不得其人，听断不符于理故也。”又在质疑天命、强调人事等等。
总而言之，相对于薛居正的断代为史、因袭墨守，欧阳修则基于宏观的历史视野，将本纪、世家、列传、志(考)、表作了系统性的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纪传体通史，此较薛史更加规范、严整，颇具创新性。对此近人叶景葵就评价说：“五代群雄割据，前后五十余年，欧史如一笔书，脉络清晰，体例完善，可谓奇作。一人修史，除史迁外，未有如之者也。”可以说，欧阳修整合各朝本纪、设立具有劝诫教谕的类传、表谱的有效运用、独具特色的论赞等，都是以能否表达自己的思想、充分体现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为标准，而非简单的史料记录、平铺直叙，由此不但充分发挥了史学借鉴、劝诫的功能，更能从宏观角度、从更高思想层次上审视、归纳和反省政治文化领域里治乱兴衰的特征和规律，这充分展现了宋中期史家主体自觉意识的觉醒。
三
史料文献的“繁猥失实”与“广博精审”
新旧《五代史》虽然都记载了五代的历史，但在史料文献的择取、内容的考实上差异甚大。宋代初年，实录俱在，而且内容丰富，据史书记载，后唐同光年间，中央及地方官署按时录报史官，以备修史的原始记录就有19项。薛史便采摭五代十国实录注记与范质《五代通录》等书而成。所以，整个五代时期的官修实录和国史，我们都可在薛史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大至帝王即位，小至民间奇异，洪纤必书。故在内容上，薛史也较欧史更为全面。何况，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华书局《旧五代史》校点本已非原本，原本在史料记载方面较今本更为丰富翔实。
《旧五代史》史料包含丰富，又在时间上接近五代，所以内容基本可信，如四库馆臣所言：“(薛)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长。”但由于薛史编纂时间短促，缺乏精细的选择、考辨，故存在着繁冗猥琐、褒贬失实的严重缺点，“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尤其是本纪的内容非常驳杂，“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另外，薛史相信并抄录实录，如记载南唐刘仁赡守寿州，曾经作降表给后周，周世宗赐予官职加以表彰。欧阳修经过考证，认为刘的降表实际上副使孙羽等人所为，而非刘仁赡本人。赵翼据此就说：“可见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旧五代史》由于“繁猥失实”，在它之后不久便出现了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等补阙类的著述。
相比较而言，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可资参考、依据的史料较薛史更为丰富，当时五代实录俱在，赵翼认为，“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俱)在，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在可知也。”另外，由于欧史成书较薛史晚80年，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很多薛居正没有见到的新材料，包括新征服南唐、吴越、北汉等地的史料。欧史所据文献材料大约有60多种，除了传世文献，还有很多金石与社会调查所获的材料。所以，欧史所据材料较薛史更为广博，可谓“采证极博”。当然，欧阳修并没有因此进行简单地史料堆砌、抄录，而是针对薛史繁猥失实、义例不明、是非不分的弊端，在史料编排上仿效孔子《春秋》笔法，“简而有法”，不仅删削了大量的诏令奏议和繁冗细碎的部分，还注重史料分布的详略得当，如详写帝王即位前而略写即位以后的历史事实。
欧阳修除了对广博的史料进行精心择取之外，还践行“不没其实”的原则，矫正了薛史之中回护、曲笔的现象。在他看来，撰修史书既要“善恶明”，也须“是非公”。“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如薛史对于五代君主，始终称帝。而欧史则否，如在《梁太祖本纪》中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即位后称帝。对于君主即位之前，详述其事，即位之后，简略其事。总之，欧阳修继承《春秋》笔法，褒贬善恶、秉笔直书，既改变了《旧五代史》回护曲说，同时也实现了正五代乱世、乱君以尊王的目的。赵翼就评价说：“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指掩盖曹操篡权的行迹)，历代本纪遂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尊之。……直至欧阳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书》，始改从《春秋》笔法，以寓褒贬。”
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对《旧五代史》中的错谬进行订正、并增补新的史料。比如薛史记载前蜀王建龙经元年进入成都，天祐五年建号改元。欧史根据《前蜀书》、《运历图》、《九图志》的记载修订了薛史的谬误，认为王建在唐大顺二年入成都为西川节度使，天复七年九月建号，明年正月方才改元武成。欧史订正薛史之误甚多，正如清人赵翼评价说：
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日月，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在修订薛史谬误的同时，欧史还增补了很多薛史所没有的史料。如薛史对中原梁唐晋汉周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来聘、纳贡等史事鲜有记载，而欧阳修则根据史书对此作了完善，并补充了薛史成书后才并入北宋的南唐、吴越、北汉三国的相关史事。此外，欧史还利用笔记、小说等材料，补充了一些薛史传记中所没有的史事或细节，如王鸣盛所言：“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盖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求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正因为如此，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就曾评价说《新五代史》“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事迹“添数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了欧史的确对薛史不足之处有所增补。总之，欧史对资料的选择非常精审，追求“简而有法”，删繁存要，如清人凌扬藻所说：“其(修)心力亦纂勤也已，故卷轶不及薛史之半、而文直事鼓过焉。”这个评议颇中肯綮。
四
叙事风格上的平淡无奇与《春秋》笔法
在新旧《五代史》的叙事风格上，《旧五代史》表现非常平庸，可谓是平铺直叙、罗列事实，如四库馆臣所言：“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旧五代史》叙事上的平淡，直接影响它对现实的劝诫、规范。当然，薛史如此文风与薛居正等人所处时代的文学观念有直接关系。宋初沿袭了晚唐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的文风，轻淫侈靡，“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这些就是当时文风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文风影响下，薛史叙事平庸无奇，也是自然而然了。
相比而言，《新五代史》在历史叙事上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如宋人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新五代史》“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赵翼也说：“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等等。尤其在人物传记方面其文学价值更为历代所推崇，被誉为“得《史》、《汉》之风神”、“得史迁之髓”等等。欧史得如此赞誉，原因有四：
首先，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秉承《春秋》笔法，改变了薛史平实无奇、思想贫乏的特点。如在战争叙事上，欧史使用了“攻”、“伐”、“讨”、“征”等表示褒贬的字眼，以凸显交战双方的正义与否。对于夷狄，不言朝，不责其礼，不言贡，不贵其物，统称“来”。处处凸显一字褒贬，以明纲常伦理、华夷之辨，从而彰显尊王攘夷之意。
其次，欧史在内容叙事上强调“简而有法”，改变了薛史堆砌史料、平铺直叙的风格。如欧史在本纪叙事上秉承两条原则：(1)君主即位前详写，以“见其起之有渐有暴也”；即位之后略写，因为“居尊任重，所责者大，故所书者简，惟简乃可立法。”(2)“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由于欧史基于《春秋》笔法、“简而有法”的原则，所以同样是本纪部分，薛史本纪61卷，而欧史则只有12卷，不及1/5，但在史学功能的发挥上却远胜于薛史。章学诚就说：“欧阳之病，在逐文字而略于事实，其有佳处，则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
再次，在论赞部分，薛史以“史臣曰”开头，用三两言语对死者进行盖棺定论，就事论事、内容平实、思想贫乏。而欧阳修感慨五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的乱局，希望以儒学纲常名教、人伦道德为标准，以褒贬善恶，为历史“正名”，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礼坏乐崩、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为宋王朝社会政治秩序、人伦道德建设提供借鉴。故其《新五代史》以“呜呼”发论，位置或前、或中、或后，采用夹叙夹议、直言褒贬的形式，发表对历史的看法，由此强化了史学资政与劝诫的功能，更是推动了宋中期儒学的复兴。
最后，欧阳修以《春秋》笔法叙述历史，并非一味地突出纲常名教、道德伦理的说教，同时也以史料的巧妙布局，形象生动地总结历史经验。张新科对《新五代史》的叙事艺术做了总结，他认为有三个特点：(1)“妙有熔铸”，“叙事处裁节有法”。(2)“始末如画”、“极繁碎，叙得极简明”。(3)“寓意特深”、“有事外远致”。欧阳修叙事往往能将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用简洁自然的文笔进行梳理。如从后唐庄宗繁复的史料中只选取了“三矢”小事，便将“忧劳兴国”与“逸豫亡身”之理说得清清楚楚。其文笔流畅、简洁明快，清人吴楚材对此便称赞说，“感慨淋漓，直可与史迁相为颉颃”。清人蔡世远也评价说“极繁碎，叙得极简明。故曰：马、班以后，诸史不但学识无欧公比，即文墨亦当推第一”。
总的来说，薛居正由于受到晚唐五代以来颓靡文学及其观念的影响，在历史叙事上平淡无奇，近乎资料文献汇编的作法极大地消解了其史学功能的发挥。相对而言，作为古文运动的干将欧阳修，在叙事之中强调文学与历史的融合，“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而文、史的背后又蕴含着复兴儒学的诉求，“儒学与文学恰相表里，其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正以儒学复兴为精神内核”，欧阳修自己也曾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可以说，欧阳修以高超的叙事艺术(文)，广博的历史取材(史)、深厚的思想旨趣(义)，贯注于《新五代史》的撰写之中，由此实现了史家才学识、史学文史义的高度合一。这不但超越了《旧五代史》那种单纯记载史事的文献做法，更是以言简意深的语言叙事，强化了史学编纂的借鉴与劝诫的功能。这一点如美国学者戴仁柱(Ricard L.Davis)所评价的，《新五代史》“通过充分地梳理文本以使得写作更注重叙述、阐释而不是受制于历史记载，作者同时让每一个历史故事获得文学和历史的双重效果。众多的围绕着道德主题的传记(象政治修身)展现出对当时历史的哲学意义上的鲜明挑战和冲击。”
五
思想差异与北宋中前期经学的转型
薛史和欧史作为同样记载五代十国历史的典籍，却在成书、体例、内容、行文等多个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其差异的根源在于思想的差异，思想的差异除了受到官私修史思想的影响之外，更与当时的经学发展息息相关。如吴怀祺先生所说：“两宋史学对历史作理论性的思考，和古代经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薛居正、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唐宋经学过渡时期，亦即汉学、宋学经学的范式转换期。可以说，薛史、欧史不仅只是两种解释五代历史的文本，更是汉、宋两种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展现。
薛居正所处的宋代初年，尽管从社会属性上来说已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所言的近世，但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及价值体系领域还都处于过渡阶段，重武轻文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士大夫们不受重视，只是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淡漠。作为思想文化的核心——经学，依旧墨守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马宗霍也说：“宋初经学，犹是唐学。”可以说，宋初经学基本上因袭墨守汉唐注疏之学，这自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鲜有创见，“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经学影响下的史学思想，也基本上以墨守因袭为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薛居正等人所编修的《旧五代史》，自然鲜有创新。其实，即使在宋太宗、真宗、仁宗前期共计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经学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注疏之学。
相比较而言，欧阳修所处的北宋中期，“兴文教，抑武事”已经成为主流思想，以科举入仕而形成的文官体制，基本上取代了汉唐之际占主导地位的门阀士族。当然，社会政治依旧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庆历之际，社会危机爆发，激起了文官政治的主体——儒士大夫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不但积极倡导政治变革(庆历新政)，更积极推动意识形态——经学的“变古”，如南宋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自庆历后，诸儒皆发明经旨，皆非前人所及。”汉唐注疏之学开始转向宋代义理之学，亦即经学范式由汉学转向宋学。
北宋中期经学的转型，也促使了史学思想的转变，这自然直接影响了《新五代史》的编纂。如天人关系上，薛史大量记载天人感应、灾异祥瑞一类的史事。在朱温降生时，“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众咸异之。”在社会盛衰上，薛史强调天命而淡化人事，如言后梁灭亡属“天命不祐，人谋匪臧”，后唐灭亡乃“运尽天亡，非孺子之咎也”。相比较而言，欧阳修不但上书朝廷，希望删除经书注解有关谶纬、怪异之说。更是在《新五代史》中删除了有关天人感应、祥瑞、梦兆、鬼神怪异等的史事以及佛道之学。在社会治乱兴衰上，强调人事而非天命。他明确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可以说，欧阳修推崇人事，而淡化天命的思想来源于他对《易》与《春秋》等的全新理解，“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不书天”，“人事修，则不废天地鬼神之道者，《谦》之《彖》详矣；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否》、《泰》之《彖》详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等等。
另外，北宋中期经学的转型与儒家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华夷之辨等观念的兴起，直接促使了价值观、社会风气的转变，这在《新五代史》中就有体现。比如《旧五代史》评价历仕多朝的五代宰相冯道时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欧阳修则将儒家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等思想融入到《新五代史》中，认为冯道明哲保身属于“无廉耻者”的做法，并且将之放在有别于《一行传》的《杂臣传》中以示贬抑。除此之外，欧阳修还设《死节传》、《死事传》以表彰为气节而死的忠臣；设《义儿传》记载五代各朝帝王子弟死义者；设《杂传》贬低那些历仕数朝的贰臣们，等等。这反过来对当时价值观与社会风气的转变有一定促进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新五代史》时也说：“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近人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也说：“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总的来看，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到当时经学墨守因袭的影响，其史学思想也表现的贫乏无奇。北宋中期的“经学变古”则促使欧阳修将新经学思想融入史学的编纂之中，不但极大地弘扬了儒家纲常礼教、人伦道德，更是对政治治理、朋党之争、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价值观念等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由此强化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可以说，欧阳修“以史明经”、“以史明道”不但将易学、《春秋》学等经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更是将史学与经学、儒学结合起来，由此促进了经学义理之学的发展与进步，强化了史学在意识形态重建方面的辅助功能，推动了义理史学在宋代的兴盛。更为主要的是，欧阳修借助史学对纲常名教、人伦道德的弘扬，促使了经学义理之学的兴盛，促使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也对之后理学家诸如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从学理层面上重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理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新旧《五代史》作为官私两种不同属性的史学文本，它们在成书历程、编纂体例、史料文献、叙事风格、思想内涵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旧五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作为政治任务、传抄实录而成，缺乏精心加工，故繁猥失实，这种流于形式的著述，因因循墨守、平庸无奇而在宋代已不受重视。“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当然，薛史的平庸与宋初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相表里。相比较而言，身处于北宋“经学变古”时代的欧阳修，为当时社会思潮转变的真正领袖。他将经学、史学、文学等新思想与新方法融入到《新五代史》的撰写之中，对五代历史作了全新的建构与诠释，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与意义，改变了《旧五代史》资料汇编、史料堆砌的简单做法，由此实现了(义)“道”、(事)“学”、“文”三者的合一，也实现了欧阳修“文以载道”与“以史明道”的思想主张。欧阳修《五代史》的撰写，促使了北宋义理史学的兴发，也为理学的兴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五代史》后也因理学的盛行而在元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当然，如乾嘉学者所认为的，欧阳修过于模拟《春秋》笔法，造成了史料的阙失，钱大昕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总的来说，薛居正、欧阳修作为传统的士大夫与史学家，他们都在为当时需要而在解释过去，但都无法脱离汉、宋两种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特殊语境，所以，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与文化语境而形成了不同的《五代史》文本。也就是说，新旧《五代史》是汉宋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下的时代产物，它们之间的异同不仅彰显了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更是体现了唐宋之际的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的转型，尤其反映了思想文化之核心——儒学由汉唐经学(汉学体系)开始转向到宋明理学(宋学体系)的历史事实。另外，新旧《五代史》之间的思想异同，也是佛、儒两种文化体系冲突与应对的必然结果。中古以来佛学盛行中国，导致儒家人伦道德、纲常名教的衰微，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宋初《旧五代史》思想的贫乏。而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不仅仅着眼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更是着眼于振兴儒学与中华文化的考虑。所以，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新五代史》不仅是儒学复兴下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应对异域佛教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点正如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所说：“在排佛论者中，欧阳修是最主要的人物。欧阳修读韩退之的《原道》后发生共鸣，写了《本论》三篇，主张排佛。后来又在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时，尽情发挥其排佛旨趣。”
作者 | 姜海军
来源丨《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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