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北魏时期郦道元(?—527)为《水经》所做的注本,共计40卷。该书不仅对《水经》所载一百余条水道做了注释,同时还扩充了近十倍的水道数量。从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以来,该书已传承了一千余年,其间经历了文本的重新编纂(经注分离等文本校勘活动),众人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侧重于对郦注的关注,而这也造成了郦注传播上的定名。
通过对郦注“同书异名”现象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古代注疏的体例。虽然郦道元在给《水经》做的注体量上已经大大超出了原书,但在书名的呈现上,仍然是依附于《水经》的“注”,并不具备独立地位。从郦注成书以来一直到明朝后期流传的版本及目录中可知,“水经”一直是郦注流传过程中的大题,表明了郦注从属于经的事实。那么,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其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厘清不同称呼背后的含义及“水经注”定名的过程,有助于正确认识郦注的名称。
(一)历代书目著录
1.唐宋及以前时期
古籍目录著录对揭示书名至关重要。黄威指出古籍目录著录书名的全面性,并言“由于目录书的这一属性,通过它来考察古代典籍的命名问题,在材料的占有方面无疑比根据典籍实物更具有优势”[2]。《隋书·经籍志》谓“《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3]《旧唐书·经籍志》记有“《水经》二卷,郭璞注。又四十卷,郦道元注”。[4]北宋初年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亦谓“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5]北宋景祐年间宋仁宗命翰林学士张观、宋祁编纂的66卷的《崇文总目》,载有“《水经》四十卷,桑钦撰”。[6]40卷的《水经》当然不可能是桑钦所撰,而是郦道元所注之书。也就是说,在早期的史籍目录中对郦道元的注,皆将其附录于《水经》之下,并以“水经”称之,而未见“水经注”之名。
正史及官方著录之外,宋代的私家著录也值得关注。南宋初年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记载:“《水经》三卷,汉桑钦撰,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7]至稍后的藏书家晁公武在自己的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中,亦记录了该书,云:“《水经》四十卷。右汉桑钦所撰。钦,成帝时人。《水经》三卷,后魏郦道元注。……撰注《水经》行于世。”[8]尤袤编纂的《遂初堂书目》“地理类”列有“《水经》”一书。[9]高似孙在《史略》中对《水经》有记述,他提到“《水经》三卷,汉中大夫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为四十卷”。[10]高氏未言“水经注”之名,而仅谓“后魏郦道元注”,是知南宋年间郦道元注本的从属地位。
2.元明时期
宋代以后的元、明二朝仍然延续了前人的称呼,而未变乱“旧式”,这从士大夫对该书的正式著录中可以看出。
元修《宋史·艺文志》云:“桑钦《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11]欧阳玄在《补正水经》中云:“案《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郦善长注,善长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12]明初功臣王禕在《水经序》中谈到:“今郦注四十卷固完,而旧本往往失于迁就,有错简。今蔡正甫氏尝作《补正》三卷,而亦不传。今唯郦注旧本犹行而已。”[13]可见王氏所言“水经”当即郦注。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奉敕编撰的《文渊阁书目》称“《水经》,十二册”。[14]根据著录的册数来看,这是郦道元所注《水经》,而不可能是数卷本白文《水经》。同样,明嘉靖时期藏书家赵用贤编的《赵定宇书目》载有“《水经》八本”[15],通过册数可以断定是郦注40卷《水经》。又明末清初的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一书著录了郦道元注本,称为“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16]这说明在清初的藏书目中,仍延续古人著录体例而称“水经”,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水经注”。这一点乾嘉时期学者劳权看得明白,他在校该书此条内容时说“不作《水经注》,旧本如是”。[17]
通过对历代书目著录的梳理,显然“水经”在流传过程中一直居于主流名称,而非后来耳熟能详的“水经注”,这也反映了郦注本身就是附属于《水经》存在的事实,由于郦道元“注”的性质,只能是对“经”的解释,故为附丽地位,这与早期注疏体例也有关系。如“十三经注疏”,虽然注疏的人时代不同,但注疏的典籍仍题原来的书名。经部书如此,其他史部、集部亦然。如《汉书》“颜师古注”,虽然会称颜师古“汉书注”,但其书籍的正式题名仍为《汉书》,当然考虑到颜师古所注《汉书》体量较大,故亦有自题“新注汉书”的情况[18],这应该是唐人对于注本的一种概称,将郦道元注称为“注水经”亦是如此。集部有著名的“文选注”,同样附于《文选》本书之下。这种注疏形式在宋元间仍然如此,著名的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正式刊行的书名仍题“资治通鉴”。明白了古人的注疏体例,郦注在题名中自然称为“水经”而非“水经注”了。
(二)现存实物所载
除去上述史志书目中的记载以外,现存诸多郦注版本亦可为证。郦注从宋代以来便有实物留存,书籍的刊刻,正式书名往往被抄刻在书籍的卷端[19],故可以佐证官私书目的记载。
1.残宋本。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郦注版本,为南宋初年残存的浙刻本。该残本为民国初年清宫廷流出之物,虽每页皆残,但从版心上方可见称为“水经某”三字,其中“某”即指卷次数目,如所存卷6末,版心正作“水经六”,尾页则为“水经卷第六”五字。也就是说,这个残宋本题名也是“水经”。另外,该书卷18首页右上角虽然残阙,少了书名及撰者,但下方保留了“郦道元注”四字,由此可知首行题名亦是“水经”二字。
2.《永乐大典》本。除了南宋遗存的残本外,明《永乐大典》是最早的钞本。在《永乐大典》第11127卷“贿”韵“水”字之下,有“水经一”三字,第3行墨笔书“水经”二字,其下朱笔小字为“桑钦撰,郦道元注”,后又用墨笔录郦道元序文。显然《永乐大典》抄的是郦道元之注,全书皆题为“水经”。
3.其他明钞本系统。目前所知,明代宫廷之外的钞本有数部,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在该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诸种明钞本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明钞本皆源自宋代刻本。
(1)陈揆稽瑞楼旧藏明钞本。该钞本为40卷全本,李晓杰教授研究后认为该钞本是“大家皆以为亡佚的顾之逵所藏影宋抄本《水经注》”。[20]在该钞本中,封面题签仍为“水经,郦道元注”。[21]正文卷首部分,亦作“水经卷第一”,下列“桑钦撰,郦道元注”。[22]
(2)朱希祖旧藏明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完整的明钞本郦注《水经》,在这部钞本卷首,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依次为“桑钦撰,郦道元注”,则朱藏明钞本中正名亦题作“水经”。
(3)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钞本前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叙》,首行“水经注叙”,第2行为“郦道元”,标明作者,与稽瑞楼所藏本除作者下脱去“注”字外,其余皆同。卷首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为撰者及作者,即“桑钦撰,郦道元注”。胡适曾断言该书钞自嘉靖、万历年间。[23]从出现“水经注”名称来看,此说甚确。
(4)韩应陛旧藏明钞本。对于韩氏所藏明钞本《水经注》一书。李晓杰教授认为:“韩藏明钞本保留了钞宋本的一些特征,尤其是保存了旧写本中经、注区分不严格的痕迹,因此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此本虽系旧钞,然讹误甚多,原文之上又有前后校正之笔,这或许反映了不同宋本的面貌”。[24]若明钞本出自另外的宋本,自然更具价值。从该钞本版面来看,卷首顶格题“水经卷第一”,第2行“桑钦撰,郦道元注”,可见这个钞本与上述诸种明钞本相同,书名作“水经”。
(5)陆心源旧藏明钞本。该部明钞本存全帙30卷,卷1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则是“桑钦撰,郦道元注”,与前同。冯舒所校该本前亦有《水经注叙》,次行署“郦道元”,与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同,冯舒为明万历、崇祯间藏书家,此当是万历时期的钞本。
(6)明崇祯四年(1631)钟羽正钞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郦道元注《水经》,不分卷,为明崇祯年间钟羽正钞本。正文首行顶格录书名“水经”二字,第2、3行下分别是“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题目下方又有“崇祯四年十一月念一日青都钟羽正抄,七十七岁”,据此小题可断钞写年代。钟氏钞本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月的明钞本。
上述诸本保留了若干郦注原始面貌,十分宝贵。除去民国初年发现的南宋残本外,郦道元所注《水经》的最早刻本为明代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黄省曾刻本所据的底本当是宋版或相近之本,首有《刻水经序》,卷首题为“水经卷第一”,可知书名即称“水经”。明末的福建藏书家徐惟起的《徐氏家藏书目》史部“方舆”类中载有“《水经》四十卷,黄省曾”,又有“《水经注笺》四十卷,朱谋㙔”、“《水经》白文三卷”。[25]他在著录中明确提到“《水经》四十卷”为黄省曾所刻,说明黄氏刊本在当时正题作“水经”。为了有别于郦道元注本四十卷,徐氏还特地注明了《水经》白文本3卷。
如果说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还较为忠实地保留了早期郦注的面貌,那么从万历朝开始,出版业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郦注的刊刻上。彼时吴琯曾刻郦注40卷,对黄省曾刊本有所继承。明代刊刻的郦注《水经》系统主要有黄省曾、吴琯二种,延续了旧本的面貌,其他如朱谋㙔《水经注笺》因内容上已经改动,故较旧本有所不同。清康熙年间,项絪群玉书堂内封面题“水经注”,而卷首仍作“水经”。到了乾隆朝,天都黄晟槐荫草堂所刊郦注,亦完全承袭了项氏之本,内封面与正文皆同,卷首作“水经”二字,然而此时,以“水经注”作为郦注正名已较为普遍。
通过对现存郦道元注《水经》实物的梳理,无论是钞本还是刻本,只要没有经过改动,都延续旧本题名的面貌,即卷首皆题“水经”。也就是说,郦道元注“水经”自问世以来就是从属于“水经”之称,而没有取得独立的“水经注”一名,这与历代书目中的著录可以互相印证。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郦道元注本正式的书名在明代以前皆称为“水经”,而非今人所见“水经注”这一书名,这表明了郦注的从属地位。然而,阅读唐宋以来的文献时,仍有称呼“水经注”及“注水经”的情况。可见这些不同的称呼在唐宋时期已较普遍。
(一)“水经注”称呼源流
1.古人文献称引
“水经”既然是40卷郦注著录时期的大题,但在阅读文献中,也会看到“水经”以外的称呼。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注水经”及“水经注”两种称呼。
“水经注”这一俗称随着明代印刷业的蓬勃发展而流传更广,特别到了万历朝,书坊开始将“水经注”之称刻入书中,故晚明的藏书著录亦开始有了差异,除了正式著录“水经”书名之外,还有记“水经注”的例子。
万历时期,山阴人祁承㸁在《澹生堂书目》中记载了郦注两次,其一“《水经注》四十卷,十册,桑钦撰,郦道元注”,紧随其后的便是“《水经注笺》四十卷,十册一套,朱谋㙔笺”[48],在其《续收》部分“又《水经注》四十卷,附《山海经》十八卷,十六册。桑钦著,郦道元注【重】”。[49]《书目》中记载了两部《水经注》,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谋㙔新刻的《水经注笺》,大致可以判断两套《水经注》为刻本,这从注明复本的“重”字即可看出。由于晚明已有题为“水经注”的内封面,故祁氏所称“水经注”不能称为错误,同样,明末周婴在《卮林》中有札记“析郦”云:“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50]这段郦道元的介绍本于《魏书》,只是《魏书》明言“撰注《水经》四十卷”,周婴将“注”字置于“水经”之后,“水经注”一称在该书中出现多次,显然称呼“水经注”已是晚明时的常识。
另外,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中亦载有“桑钦《水经》三卷,西汉人。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51]由此可见,该名在万历以后开始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著录之中,直到清初仍在延续。清康熙时期杨玠所钞郦注有一篇《录水经注序》,云:“余年七八岁时王父征君为说郦道元《水经注》,余耳熟焉……。”[52]杨玠钞自明崇祯陈仁锡《水经》[53],但他却将书名称为“水经注”。同时期的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亦引郦注多处,如“《水经注》引'庾仲初《扬都注》曰’,今本皆然”云云[54],可以看出清初“水经注”作为书名已较普遍。
2.版刻中呈现的“水经注”之名
郦道元注《水经》自从明代嘉靖朝有刻本行世后,广为流传,到了万历时期吴琯又继刻此书,一时之间登于藏家之目,不过全书仍然以“水经”大题,正文未改名。但是“水经注”三字正式反映在版刻上并排在全书最前面,则在万历时期。
万历时期吴桂宇文枢堂刻本“水经注”,实际上是对吴琯《山海经水经合刻》本的旧版重刷,仅在最前面做了一些改动。吴桂宇刊本除了序文有删改外,还增添了吴琯刻本中没有的内封面。内封面共3行,中为“水经注”三大字,左上角为“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右下角则是“文枢堂吴桂宇梓”。这个刻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内封面,其上有“水经注”三个大字。
万历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有人尝试将历来“经注混合”的问题做一厘分,进而出现了朱谋㙔的《水经注笺》。朱氏对郦道元之注进行分离,即为郦道元的“水经”之“注”作笺,而改题为“水经注笺”。这一变动,亦开启了清代校勘郦道元注本的先声。
文枢堂本内封面虽然题写了“水经注”,但其正文仍然延续了旧本面貌,称为“水经”,至朱谋㙔则改动郦注,而在书名直接写上了“水经注”。万历年间还有类似的情况,如朱之臣有《水经注删》一书,卷首顶格刻“水经注删卷一”,次行为“成都朱之臣钞评”,之后便是郦道元的注文,即从第3行开始节选《河水注》的内容[55],可知该本是直接针对郦注所做的文学性评点。同时期的钟惺有《水经注钞》,卷首顶格刻“水经注钞卷一”,次行“景陵钟惺选批,黄山赵朗订正”[56],亦是对郦注所作的品评。无论是朱之臣的《水经注删》还是钟惺的《水经注钞》,都已经在大题中出现了“水经注”三字,后面所附的“笺”“删”“钞”,则是对前书做了指向性的说明而已。
如果说万历时期只是在题目中加入“水经注”三字,在随后的崇祯二年(1629)严忍公刻本中,则直接为书名署上了“水经注”。该刊本前有内封面,云:“钟、朱、谭三先生评点/水经注/小筑藏板”,左上角印有古香斋主人的广告识记[57],表明了这个刻本是继《水经注删》《水经注钞》而来的本子,之后又加入了谭元春的评点,书坊合三家评点刻出,题为“水经注”。
严忍公刻本将书名改为“水经注”,使之从沿用的异名变成了正题。通过对比,这种改动是有意为之。如该刻本收录了李长庚《水经注笺序》,严忍公本删去“笺”字,将之改成《水经注序》,朱谋㙔的《水经注笺序》亦依样改为《水经注序》,正文卷首则径题“水经注卷一”,版心改刻为“水经注”,已经与后世“水经注”的题名相同。这是郦注首次以“水经注”为名出现在整书卷端。概言之,这一过程是由朱谋㙔的《水经注笺》发端,再经过朱之臣、钟惺、谭元春三人的评点本继之,最后出现三人合评“水经注”正式题名。可见书籍的命名群体并不局限于书籍的编纂者,书商、校阅者皆参与到了其中,从而影响到书名客观上所呈现的面貌。[58]
到了清代,乾隆时期赵一清的钞本已题为“水经注”,赵氏后又做了《水经注释》一书。稍后戴震校勘的官本,已经彻底将书名改为“水经注”。郦注在传播过程中,社会风尚等因素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命名,使其有别于最初的附属性质。[59]
(二)“水经注”正名原因解析
行文至此,郦道元注本的题名大致告一段落,但我们仍须追问,“水经”与“水经注”两者之间在著录及题刻上不过多了一个“注”字,却反映了郦注从属于《水经》本文的地位,那么两者之间的变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动因?前文论证已经说明了:其一,“水经注”之称相沿甚久,可以算是同书异名,通过名称及卷数的不同,能与白文本作区分,而这又与称引随意而产生异名有极大关系。[60]其二,明嘉靖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郦注的刊刻,又使得改动书名的现象出现,故明人刻书有客观上的推动。当然除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清人辨《水经》作者非桑钦之功,而这一切,也是在清初舆地之学兴起后才开始的。
郦道元为桑钦的《水经》作注,是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说法。当然,南宋时期即有学者怀疑《水经》非桑钦所作,如姚宽在《西溪丛语》中便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清代初期,更多人对桑钦作《水经》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姚际恒便是其中一人,他在《古今伪书考》中对《水经》做了相关论述,其中一条是“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即举述了《水经》的例子。认为作者并非桑钦。[61]
康熙时期,学者臧琳亦在其《经义杂记》中对《水经》作者做了自己的考辨,他认为现在流传的《水经》并无桑钦的引文,是不能谓桑钦所撰,亦不能谓之郭璞撰。[62]同时期的胡渭则在所著的《禹贡锥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非桑钦所作:
另外,官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客观上也为郦注名称的独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二》中载有郦注提要“《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71]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为戴震校勘的《水经注》写了一篇御制长文,对官本做了充分肯定。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使得该书问世后风靡全国,其后学者校勘亦多本于官本,如清末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便以之为底本,而参校他本。然而,《水经注》的提要明言为“《永乐大典》本”,但就所见《永乐大典》所录,皆题为“水经”,而非后世所谓“水经注”,可见乾隆四库馆臣改动书名既是明晚期的继承,也有官方意志的反映。[72]两相结合,遂成了后世所知的《水经注》定名。
不管之前如何题名,郦道元“水经注”真正的转折点是清乾隆时期戴震所校官本《水经注》的出版。自官方将旧题桑钦删去之后,郦道元的地位终于从附丽者上升为书的撰者,在官方意志的加强下,后来的学者所引郦注,皆正式称为《水经注》,这同以往书中称“水经注”完全不同。后人所依据的本子,亦是内聚珍本或是以之为底本刊刻的版本。乾嘉时期的大儒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一条“《水经注》难尽信”札记,谓“《水经注》载汉时侯国难以尽信。如《河水篇》”云云[73],他所依据的当即官本。其侄钱绎在校勘《崇文总目》时,对其中所载“《水经》四十卷”已有不解之处,他说:“《水经》本二卷,此作四十卷,当是郦道元注也。'经’下当增'注’字”。[74]钱氏增“注”字自然属于他的误读,但这正好反映了嘉庆以来学者对郦注认识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郦道元撰《水经注》已经成为当时人的共同看法,而被称为“水经注”自然是毫无疑问之事。此后又有出现依据官本《水经注》的校勘研究,如前所言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诸种著作,大大强化了这种称呼,对郦注校勘研究著作的增多又与清代舆地之学兴盛有关。从该书的传播角度来看,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水经注”亦已完成了从附属而走向独立文献的转变。
通过梳理史志书目及郦注版本实物,郦道元注《水经》正式的书名应该是“水经”,这符合古代注附于经的注释体例。从唐宋的官私书目来看,郦注本四十卷属于依附于所注文献一起刊行的“注”,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因此在书目中只反映了作为“经”的《水经》一名,而非独立的“水经注”。“水经注”正式出现在书名中,是明朝的万历时期。从当时的刻本及相关钞本来看,在“水经”后添一“注”字当从书坊的内封面及刻书序跋开始,但正文部分仍延续旧本题“水经”未做改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康熙时期的项絪刊本及乾隆时的黄晟刊本,可以算是正文未作调整变动的旧本系统。另外则是针对郦道元注本进行经注分离的新本系统,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万历时期朱谋㙔所做的《水经注笺》,此书为郦学史上首次就郦注存在的“经注混淆”问题进行分离尝试,故书名中标举“水经注”之称。同时期又有针对郦注进行文学点评的刊本,如朱之臣的《水经注删》、钟惺的《水经注钞》,都有“水经注”之名。崇祯时期刊刻的朱之臣、钟惺、谭元春三家评点郦注,即严忍公刻本,此本是在朱氏《水经注笺》的基础上做的,该本将朱氏的“笺”字删去,成为正式的书名《水经注》,系首次以“水经注”为正式书名的刊本,虽然校勘上不足为训,却开启了以“水经注”为书名的新纪元。正是在万历年间这种书坊刊刻风气的影响下,“水经注”成为时人著录的另一种称呼,这种影响持续到了清代。随着清初舆地之学的兴盛,胡渭、阎若璩等人对《水经》作者进行考辨,认为《水经》并非汉桑钦所撰,故至乾隆时期的赵一清、戴震诸人受前人影响,明确地将旧题作者桑钦削去,仅留下郦道元的名字。而戴震所校官本《水经注》,除了删去桑钦之名,更表明了郦道元的“撰者”地位,将其从“注者”提升到“撰者”。同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终于摆脱了附属地位一跃成为该书的正式名称,流传至今。
[1] 《魏书》卷89《郦道元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085页。
[2] 黄威:《古籍书名考》,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6页。
[3] 《隋书》卷33《经籍二》,第1113页。
[4] 《旧唐书》卷46《经籍上》,第2014页。
[5] 《新唐书》卷48《艺文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4页。
[6] 《崇文总目》卷2《地理类》,清咸丰三年粤雅堂刻本,第48页a。
[7] 郑樵:《通志》卷66《艺文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刻本,第782页中栏。
[8]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8《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9] 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4页。
[10] 高似孙著,王群栗标点:《史略》卷6《水经》,《高似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5—366页。
[11] 《宋史》卷157《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72页。
[12] 欧阳玄著,汤锐标点:《圭斋文集补编》卷8《补正<水经>序》,《欧阳玄全集(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4页。
[13] 王禕著,颜庆余标点:《王禕集》卷5《<水经>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14] 杨士奇等著:《文渊阁书目》卷18《古今志杂志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5页。
[15] 赵用贤:《杂目》,《赵定宇书目》,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4页。
[16] 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2之下《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0页。
[17] 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第170页。
[18] 辛德勇:《颜师古注的<汉书>叫什么名》,《正史版本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07页。
[19]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62页。
[20] 《明钞本<水经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第5页。
[21] 《明钞本<水经注>》,第2页。
[22] 《明钞本<水经注>》卷1,第19页。
[23] 《胡适全集》卷15《记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明钞本<水经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7页。
[24] 李晓杰等:《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第70页。
[25] 徐惟起著,马泰来整理:《新辑红雨楼题记·徐氏家藏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26] 《史记》卷4《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第128页。
[27]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第260页。
[28] 《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13页。
[29] 《史记》卷7《项羽本纪》司马贞索隐,第309页。
[30] 《史记》卷3《殷本纪》司马贞索隐,第103页。
[31] 《史记》卷4《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第123页。
[3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第225页。
[33] 《史记》卷42《郑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60页。
[34] 《后汉书》卷21《李万邳刘耿列传》,第762页。
[35]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43页。
[36]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7页。
[37]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2《文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页。
[38] 李吉甫著,贺次君标点:《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6页。
[39] 黄希、 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6《凤凰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6册,第16页b。
[40] 黄希、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27《上白帝城二首》,第20册,第21页b。
[41] 郭知达辑:《九家集注杜诗》卷9《天边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第2册,第591页。
[42]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61页。
[43] 《史记》卷28《封禅书》司马贞索隐,第1372页。
[44] 《史记》卷28《封禅书》司马贞索隐,第1373页。
[45] 《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08页。
[46] 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47] 郭知达辑:《九家集注杜诗》卷4《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第1册,第318页。
[48] 祁承㸁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8页。
[49] 祁承㸁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书目》,第425页。
[50] 周婴:《卮林》卷1《析郦》,清嘉庆二十年萧山陈氏湖海楼刻本,第15页a。
[51]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1,清《粤雅堂丛书》本,第30页a。
[52] 杨玠:《录<水经注>序》,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间钞本,第1页a。
[53] 李晓杰等:《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第144页。
[54] 阎若璩著,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古文尚书疏证》卷6下《言安国传三江入震泽之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0页。
[55]郦道元著,朱之臣钞评:《水经注删》卷1,明万历年间刻本,第1页a。
[56]郦道元著, [明]钟惺评:《水经注钞》卷1,明万历年间刻本,第1页a。
[57] 该页书影参见《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第136页。
[58]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54页。
[59]黄威:《古籍书名考》,第252页。
[60]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61页。
[61] 姚际恒著,黄云眉补証:《<古今伪书考>补証》,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84页。
[62] 臧琳著,梅军补:《<经义杂记>校补》卷25《水经》,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14页。
[63] 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略例》,《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页。
[64] 阎若璩著,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古文尚书疏证》卷6下《言济渎枯而复通乃王莽后事安国传亦有》,第406页。
[65]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影印乾隆小山堂钞本,第1册,第5页。
[66] 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a。
[67] 《水经注》,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版,第1页a。
[68] 《水经注》,第7页b—10页a。
[69] 《旧唐书》卷46《经籍上》,第2014页。
[70]余嘉锡:《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210页。
[71] 《四库全书总目》卷69《水经注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藁钞本丛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册,第5页。
[72] 事实上,清四库馆臣改动内容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戴震等人校勘的《水经注》不仅改动书名,内容亦有不少校改,孙志祖曾言“此文出郦注而非桑经,近殿刻《水经注》校改'皇魏’'桓帝十一年’周氏之疑可释矣。”参见周婴:《卮林》卷1《君子济》,第16页a。
[73] 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11《<水经注>难尽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74] 《崇文总目》卷2,第48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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