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那场事关中国命运的教材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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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被公认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比这更早的改革之举，是编选了一年之久的“78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它是在中国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时出生的，但它那焕然一新的面貌，无疑是改革早春的象征。今天，1978年版教科书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追忆它的出生过程，也许更能体会改革的艰辛。

1977年初夏一个黄昏，广西桂林某冶金系统国营工厂，俄文翻译张秉衡被叫到工厂领导办公室。“刚刚接到南宁来的电话，上边说中央来急电点名抽调你去北京，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明早就出发。车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去北京干什么，要去多久？领导一无所知，张秉衡也是一脸茫然。这位日后小说《日瓦格医生》的中文版翻译者之一，是位优秀的俄文翻译家，原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俄语编辑室。1966年，张秉衡和众多同事都被下放到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2年1月，干校宣布解散，人员重新分配工作，他就到了广西。5年过去了，正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就要一直扎根在祖国南疆的时候，命运却又奇迹般地有了转机。

 

当张秉衡赶回久违的北京城，来到指定的报到地点—北京西苑大旅社（今天北京西苑饭店）时，他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在忙碌着，那是他原单位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也有一些陌生面孔，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大学、中学、小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大家都带着几分兴奋而神秘的表情传递着一个内部消息：“是小平同志亲自批准调我们来北京的。”这么多人集结北京的任务最后大家都知道了：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新编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01.

事关中国命运的教科书

1977年的中国，一切有待于拨乱反正。而此时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张秉衡和同事们首先做的就是收集来大量“文革”期间的各地教科书进行研读，大家一边翻阅，一边摇头。从1950、1952、1956到1963年，中国有过几版统编教材，它们各有千秋，而1963版的，曾被认为是建国以来体例最完备、质量上乘的一套教科书。可是，在“文革”爆发前两年，这套书就因为阴晴不定的政治风云停止使用了。此后十多年，国家的教育系统遭受严重摧残，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于是各地掌管地方政府的革命委员会就各自为战，编出五花八门的教科书。其中虽有少量严肃认真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在极左思潮下产生的“四不像”。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劳厄曾经精辟地指出，所谓教育，就是当我们把在书本中学过的东西都忘记以后还能剩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观念，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教育实践都证明：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和培养技能，还要促进受教育者的精神成长。可以想见，在这种教科书熏陶下成长的学生，将带着怎样的世界观走向社会，又会如何影响社会。

 

其实面对教材这种现状，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之任之。“文革”中苦撑国家危局的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做出过努力。那是1972年3月，得知专门负责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撤销了建制，原来的社领导班子集体向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恢复建制。信辗转地递到了周恩来手中，处于暴风中心的总理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着手恢复人教社。但是筹建工作进展得十分艰难，直到“文革”结束，原来的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直到经历过“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再次复出后。

 

邓小平在1977年7月16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位。8月4日至8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通过了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此项决策，惠及当年570万名考生。而另一项大事就是决定重新编印全国通用教材。

这个指示的发出与恢复高考同步—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实这一想法从他一出山的7月开始，就几次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及，明确地指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还列出时间表，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要用上新教材。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立即着手组织教材编写队伍，并请求中央批准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专家、编辑干部。邓小平很爽快地批准了，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一张张调令紧急发往全国各地，张秉衡和他的新老同事们从各自的工作岗位赶赴北京。很短的时间内，二百多人的编辑队伍就集结完毕。

 

02.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为1978年秋季开学的中小学生奉献一套全新的统编教科书，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副总理方毅亲自主抓，教育部为此还特聘了45名各学科的一流专家作为教材编写顾问，其中有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吴文俊等等，阵容空前强大。

 

安顿下来后，编辑干部们很快分头忙碌起来。

 

“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人教社老编审王宏志说。

 

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送抵中央，其中所请示的内容现在看起来简直很是“小儿科”。比如关于历史教材，编辑们建议要实事求是的把儒家和法家的争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部分，不再扩及到之后的历史时期；除阶级斗争为主体内容之外，还要适当反映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采取的一些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关于农民起义内部的斗争，要按历史事实叙述，摒弃“路线斗争”的提法，等等。

又是邓小平迈出了改革的一步，他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

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文献。

 

03.

启智育人，瑕不掩瑜

1978年秋天，全国亿万中小学新生都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这就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它自1978年正式出版，直至1980年，小学、初中、高中才全套出齐。到1993年全面“退役”为止，这套书虽经历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影响了无数儿童少年学子。而高中部分的教材，更是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

 

客观地说，因为时代背景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教科书存在难以掩饰的缺陷：过深过难。对此一位参与教材编写的老编审解释说：“我们有些低估文革十年对基层师资力量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摧残，而且，编辑们也急切地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于是难免消化不良了。”

 

终归瑕不掩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回顾1978年推出的这套教科书，如何赞誉都是不为过的。与之前的十年动乱相比照，它清除了许多谬误的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上一些不理性的作法，对于迅速结束动乱时期教学的混乱状况，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句话，它标志着教科书真正开始回归“启智育人”的本质，而不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宣传册。

 

教科书是教育的第一要具，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教育出有什么样的历史观、科学观、价值观的一代，使用“78版”教材的人，基本属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以他们在现在社会所承担的角色看，其意义就不可谓不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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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中华遗产》200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