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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琴家许健先生说：“古琴的价值全在于'古’。”古琴之古，远不可溯。它的创制者，传说有伏羲、神农、尧、舜。传说也许不可信，但琴确实早已有之。
琴是周代时重要的乐器，有据可查。公元前662年，卫国人在楚丘建城，《诗经·定之方中》这样记述道：“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桑。”
卫国人在宫殿庙宇旁栽种榛树栗树，因为其果实可供祭祀；种植桐树梓树呢，为了制作琴。特意为制作琴而种树？如此用心，可见其重。
琴因何而重？《诗经·小雅·甫田》为我们再现了周人祭祀时的场景。“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田地丰收在望，抚琴弹瑟击鼓，以迎接农神的到来。
而《诗经·小雅·鹿鸣》，描写了天子宴请群臣、嘉宾时其乐融融的情景：“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从上可见，琴不可或缺。《礼记·曲礼》也有明确规定：“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
“县”通“悬”字，代表悬挂的钟磬，大夫家必备的礼乐器，无故不能撤掉；士人必弹的琴，不得随意撤去。这都是礼制。一句话，让人看到了琴的地位。
到了东汉，经学家、琴师桓谭在其《新论·琴道篇》中，把琴推至神圣：“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八音广博，琴德最优”。至此，琴完成了道德化的过程，成为君子修身养性之器，经历代千秋而不变。
▲宋代仲尼式古琴“万壑松”。仲尼式是所有琴里最简洁的一种，只在琴体的腰部和头部有两个凹进的线条，含蓄而大方的造型，最能体现儒家的中庸风格。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仅要扭转北大倾颓的学风，建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庄严学府，更要让这些学子们向古圣先贤靠拢，承袭真正的文人血脉。
其中一项重要计划，就是邀请王露、杨时百等古琴名家来北大演出及授课。蔡元培希望学子们能像古代文人那样，“士无故不彻（撤）琴瑟”，在与古琴的亲近中，领悟传承千年的文人之道。▲明代尤求所绘的陶渊明与其膝上的无弦琴。东晋诗人陶渊明与友朋聚会时，喜欢弹无弦无徽的素琴，这是受到道家“大音希声”音乐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最大最美的声音，最符合道的声音，是无声之音。不过这中国的乐器之王，模样却颇为“低调”：它由面板、底板组成琴箱，上面有弦七根，用于标记音位的徽13个，体量不大，漆面也往往质朴无华。
在国宝级六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古琴弦有七根，徽有十三个，大小与今天差不多。就是说，至少从六朝到现在，两千多年来，古琴竟然没有多少变化。质朴无华又几乎“一成不变”▲荣启期砖画中正在弹琴的嵇康，距今已有1500年。琴箱需要琴面和琴底两块木材。琴面为阳，一般选择音色松透、振动性好的桐木或者杉木；琴底为阴，一般选择坚实、稳定的楸梓木与楠木等，以使阴阳相济，乐音调和。魏晋名士嵇康在《琴赋》中说，理想的琴材应该“托峻岳之崇冈”——生长在盘纡隐深的大山里，琅玕丛集，春兰滋蔓，清泉潺潺。良材要满载大自然的灵气，才能在琴人的指尖发出震撼心灵的声音。与大多数乐器有别，古琴琴箱倾向于使用“旧材”。什么样的旧材最佳？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提出几个非常特别的选择：论择材者曰纸甑、水槽、木鱼、鼓腔、败棺、古梁柱榱桷。
而在这几种中，纸甑、水槽之流，长期遭受湿气，梁柱又长年受到重压，有损纹理，只有木鱼、鼓腔，不仅没有上述缺点，而且长期受到震动，是理想的制琴良材。精心选材并制作的底板、面板胶合在一起，再涂上一层层漆，让木材更加经久耐用和美观，琴的大概轮廓就呼之欲出了。▲除了面、底各为一块整板外，还有一类琴，由许多条小木条胶合而成，称为“百衲琴”，据考由唐人李勉创制，是为琴中的异制。“百衲”出自佛家的“百衲衣”，以各色碎布补缀而成。图为明琴“峨眉松”，看似百衲琴，但实际上是将名贵的紫檀木片加工成形后，以包镶之法拼贴于桐木琴胚之上，是一张仿百衲琴。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弦。现代古琴都是钢丝尼龙弦，而古人的琴，却是温润细腻的蚕丝弦。蚕丝坚韧、有弹性，更符合自然之音。七弦有粗有细，从第一弦到第七弦的丝数也依次递减。不过弦的制造，并没有形成以一贯之的规范，随时根据琴人的习惯进行调整。板材声响过于清越、尖细的，制弦时可以揉粗一些，抑制其燥，而板材声响哑暗沉闷的，则可以用细一些的琴弦进行中和。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常用的“清英”琴上，有一根弦竟有绿豆般粗，是特制的，与他非凡的指力和刚健的演奏风格相得益彰。美国旅行者2号及旅行者1号上播放的古琴曲，就是管平湖先生用“清英”琴演奏的《流水》，在茫茫太空中传播来自地球清澈流淌的自然之声。▲由唐末琴家曹柔创立的古琴谱——减字谱，一直被沿用千余年而未被取代。所谓“减字”，就是将汉字中某一具有特征的部首或笔划取出，与其他部首、笔划及数字组合成一个符号。比如，草字头取“散”字的一部分，代表弹散音，即用右手拨弦取音，空弦发音。取“勾”字的一部分笔划，表示用右手中指向内弹。“一”表示一弦。此符号的意思是：右手中指向内弹一弦的空弦。身为汉末大学者的蔡邕，其见识修养本就是士大夫里的佼佼者。他的人生自然离不开音乐。
蔡邕辑写的《琴操》一书中，记载了俞伯牙向老师成连学琴的故事：伯牙向成连学琴三年，却始终没能达到至臻。成连叹道，看来只能带你去向我的老师请教。两人于是来到蓬莱山上，成连假称去请老师，把伯牙一人留在荒寂的海岛。在天风海雨铺天盖地的惊心动魄中，伯牙突然心有所感。他恍然醒悟，原来成连所谓的“老师”就是天地自然啊！于是他援琴弹奏，一时间山鸣海应，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一人一琴一孤岛。曲终之后，成连驾船而来，从此伯牙的琴艺誉满天下。
此时的东汉，却不容蔡邕的琴声再逍遥自在。朝廷已经陷入宦官专权的漩涡。围绕在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就是国家的实权者。
很不幸的是，蔡邕的高傲，让他成为了箭靶。有次，中常侍王甫的弟弟五原太守王智宴请蔡邕，席间王智亲自起舞劝酒，不料蔡邕却不作回应。觉得自己被轻视了的王智，一怒之下诬告蔡邕“谤讪朝廷”等多条罪状。逼得蔡邕不得已“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避祸来了江南。孰不料，正是这不幸的遭遇，让蔡邕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佳话。《后汉书》如此记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
有一天，蔡邕路过吴地一户正准备烧火煮饭的人家。听到木柴在炉灶里随着火苗燃烧发出的声响，蔡邕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听得出，这一定是把造琴的良木！
于是，爱材的蔡邕立马把还没烧完的这根青桐木抢救出来，制好琴后，音色果然出众不凡。因为这把琴的尾部还留着被火烧过的痕迹，当时人便称它为“焦尾琴”。很遗憾的是蔡邕无意经过的那户人家，没有在史书中存有什么更详细的记载。我们不妨猜测一下，因为蔡邕这个不速之客，那顿搞不好他们还饿了肚子。
这段传奇的诞生史，让焦尾琴很快名动天下。三国时的学者傅玄在《琴赋》里，把焦尾琴和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并列为“名器”。后来，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名琴的说法。
只不过，再美好的故事也改变不了其主人的悲剧。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诛杀董卓后，见到蔡邕谈起董卓时叹息色变的样子，遂将其视作董卓一党，蔡邕下狱冤死。当时的名流士大夫听说蔡邕的死讯，没有不流涕痛哭的。
王允本想借蔡邕之死整肃朝廷，却不料此举反而让他失去人心。比如太尉马日磾便说：“王允大概不能久存于世吧，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他制作的文章，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者，难道还能长久吗？”果不其然，没多久，被王允拒绝了示好的董卓残部便攻陷长安，王允宗族都被杀害。
而也正是这场变乱，令本来归顺汉朝的南匈奴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出兵南下掳掠。就连蔡邕唯一的女儿蔡文姬，都被匈奴人抓走，在异国生活了足足12年。不幸中的万幸是，蔡邕生前与曹操便是好友。曹操也一直因蔡邕冤死无后为憾事。建安十一年（公元207年），曹操讨灭乌桓，消灭袁家平定北方之后，便用黄金玉璧，遣使南匈奴，将蔡文姬赎回。这也就是著名的“文姬归汉”。
天下男儿无孟德，千金谁赎蔡文姬？蔡文姬回到汉朝后，还应曹操所请，默写出了当年蔡邕收藏的四百多篇文籍。蔡氏父女在文化上的贡献，世人有目共睹。而那把神奇的焦尾琴，后来流入皇家内府。据《南齐书》载，齐明帝（452-498年）曾下令，每隔五天取出一次焦尾琴，给当时的一流琴师王仲雄弹奏。在漫长的时光中，木头经过了四季寒暑、自然老化，水分早已蒸发殆尽，发音往往具备“古、透、松、润”的特点。这也就是古琴珍贵的另一原因。而焦尾琴的故事，也继续在江南流布。
今天江苏省溧阳市的天目湖镇观山村，就还留有所谓“蔡邕读书台”的遗迹。当地村民亦口口相传焦尾琴的传说。这把形体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名琴，所包含的精神文明却突破了1800年的岁月，来到了我们身边。正是因此，天目湖“焦尾琴的传说”入选了江苏省省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民俗类项目。当下的古乐专家与爱好者们，自然也乐于见到“焦尾琴”的不老。在一代接一代音乐人全新的描绘中，相信蔡邕的一生也会以时时全新的面貌，继续鲜活下去。
这一次，《中华遗产》杂志与同程旅行，邀请国乐音乐制作人、知名音乐类up主柳青瑶与古琴艺术家行者先生，共同为所有喜爱音乐的朋友带来一段不一般的焦尾琴故事，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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