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方人，却对南方那些颇为“小气”的宅院情有独钟。那狭长天井折射下的光线，柔和又静谧。外在封闭而内部通透的格局，也给人一种家的温馨感。因为学建筑的缘故，我考察了不少南方天井式宅院。其中，在浙江建德的新叶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叶村几乎没有出过一个知名人物，也没建过一栋气宇轩昂的房屋，却保存着自明代以来建造的住宅、祠堂、街巷、庙宇、书院……见证着一个宗族数百年的繁荣兴衰。▲ 新叶古村。村子中有座“启祐堂”，是不起眼的小三间单体建筑，建造者是叶元锡长子叶士策。生活在清代康熙年间的叶元锡，是这个古村近千年来唯一的进士。
叶士策在家乡出生，父亲赴外省为官时，他已近20岁，虽也有机会与父亲在外游历，但当他年老时，依然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他在家族的祖宅之畔建了“启祐堂”，既缅怀父亲，也用来兴办教育。启祐堂曾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小型宅院，屋旁还有数亩田地闲置，可种果蔬。然而，没过几代，临侧的空地就被密密麻麻的住宅覆盖了。村间巷尾的小片空间，也被占用。启祐堂的遭遇，数百年来在村中已经上演了无数次。叶家始祖叶坤于南宋嘉定年间来到此地。他七八岁父母双亡，来这里是要投靠寿昌湖岑（新叶村北约25公里）的娘舅夏家做上门女婿。
不过这赘婿的后代却繁衍得枝繁叶茂，随着夏姓人搬走，叶氏成为此地主要家族。到了第三代时，不仅迁到今址，还修建了祠堂和书院。15世纪中叶时，叶家已拥有11个支派。明代中晚期，家族发展到鼎盛，同时人口急速膨胀，而村落用地紧张，致使住宅不得不向着高密度的方向发展。一个偶然机会，让叶家人获得灵感。叶氏为修宗谱，派人到皖南联宗。到了那里，被高高的马头墙、精美的雕刻和两层楼天井式住宅形制给迷住了。▲ 江南、徽派建筑的“四水归堂”景观。摄影/叶政麟。由于天井四边的屋顶都是斜坡屋顶，下雨时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称四水归堂。“归”字既表达着人们对于“雨水”“财气”汇聚家族的美好愿景，也表达着对远行族人“何时回归”的思念与牵挂。
这样的住宅布局十分紧凑，利于容纳更多的人口居住。于是，新叶村向徽州虚心学习，大量采用“三间两搭厢”形制，开启了空间收缩发展的潮流。“三间两搭厢”，是一种天井式的迷你住宅模式，也是最精简的一种围合式空间单元。《明史·舆服志》中道：“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所谓三间五架，即面阔三间，进深五架。新叶村老老实实践行着“不过三间”的要求：正房三间，厢房一间，两厢房进深非常浅。在人口较多的情形下，正房、厢房又陆续建造起二层。原本二层用作储藏空间的狭小房间，也为了让房屋更宜人居住，获得更好的采光，开始向天井方向悬空挑出一部分。在不得以的空间选择中，人们只能割舍原本丈余见方的天井，使之被遮蔽得更为狭小。正房、厢房的区分和布置，和北京四合院颇为相似。不过若进入那个空间，感受却极其不同——四合院是单层，这里是两层；四合院正房与厢房之间是用抄手游廊联系，这里却是用廊或弄连接，空间紧凑得多；四合院围合出来的是宽阔的院落，这里却是狭窄得多的天井……不过，紧凑却不代表舒适度的牺牲，反倒给人一种通畅的感觉。原因大概是正屋明间的堂屋未设门窗，与天井的空间融为一体，室内室外空间互相渗透，比北方的四合院更有整体感。▲ 北京四合院中的庭院。摄影/张恺欣浙西地区的冬季异常寒冷，即便如此，人们依然较少会在堂屋上安装门板，始终坚守着堂屋与天井之间轴线相望的空间格局和尊严。于是，端坐堂屋之中，可晨沐朝阳，夜观星斗。堂屋、卧室、天井，组成了一个小型合院。麻雀很小，五脏似乎也不全。厨房、储物间等生活必需空间竟未包含其中，它们何处去了呢？1990年4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李秋香两位先生踏上了新叶村的土地。这个在当时尚不知名的小村庄，让见惯了精美古建的两人惊艳无比。两百多幢房子，建得密密麻麻、参差不齐，竟然没有突破元明时期规划的轮廓。如此有效的空间利用，是如何做到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两位教授发现了这里的建筑细胞，是包含堂屋和卧室的“三间两搭厢”。而在方正的主体小住宅旁，还有一些随意建造、巧妙组合的辅助建筑，用作厨房、柴房、仓房、猪圈等。其实新叶村人在建房时，并无太多硬性的规矩，而是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在一块不规则的土地上，先裁出一块适合“三间两搭厢”的方整基地，然后利用周围不规则的边角空间，在高墙之侧搭建形状随机的辅助用房。
“芝兰挺秀”，因为屋前空间的宽敞，在住宅前方加建一个待客的厅堂，成为“前厅后堂楼”；“世美宅”在中部方正的位置修建了主体房屋，辟出东北侧的隙地做厨房、柴房和仓房……这样的灵活设计和巧妙组合，使得村落建筑的屋顶远观时，呈现高低错落之势头，也形成了优美的乡村景观。冬日穿梭往来于室内室外，极其不便，“三间两搭厢”住宅依然坚持将所有充满“尘俗”的房间——厨房、储物和生产用房，都置于外部，仿佛专门为道德内修而造屋一样，将所有与家礼无关的功能排除出去，营造了一个宁谧而与世隔绝的内省空间。“三间两搭厢”住宅内部非常狭小，时常只有一两间卧室，适合分家后的核心小家庭居住。可对于讲究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南方人来说，除了核心家庭外，“家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家庭富裕了，打算扩大生活空间，或者，分家后的小家庭依旧想聚族而居，又如何实现呢？这时候，迷你型的小合院，显现出惊人的灵活组合能力和“无限生长”的建造潜能。最常见的，是将两个“三间两搭厢”对合在一起，形成前后两进一天井的形式，如同四合院。倘若主人获得一处东西较宽、南北狭窄的土地，那他们就会在南北方向扩展受限的情况下，在东西方向将“三间两搭厢”横向并列布置，使得两处天井构成并列轴线，实现住宅在东西向的扩展。此外，还有串联式、背对式甚至还可组合成大型的三进两明堂，等等。小家庭既独立又聚合，最终实现了累世同居的理想。新叶村的叶氏得以聚居数百年而不衰，很大程度上住宅形式是一个重要“硬件”。
紧靠新叶村的上吴方村，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搞出了一种“长弄堂”住宅群——由十二个大小不一的“三间两搭厢”和“对合式”建筑组成，外面围以围墙，围墙上开大门。这组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断断续续建造了近一百年。虽然也有厅堂、卧室和厨房的分工，但由于建造时间长，整个建筑在格局上看不出清晰的规划，没有统摄整个建筑群的主要厅堂，没有贯穿整个建筑群的通道，整组建筑的房厅也不在中间，而是在进出方便的最北端。▲ 上吴方村。从规划角度看，实在乏善可陈，当地人也称之为“迷宫”。可就是这样的建筑，既在形式上实现了聚居，又保证每个小家庭拥有独立完整的空间，最终实现了大家族“钟鸣鼎食”的梦想。
紧密型住宅下的生存智慧和家族文化，一度让我十分着迷。后来在云南看到了“一颗印”，边陲之地的住宅更加质朴无华，而那种为适应高原气候和山地环境而生的形态，又让我领略到了紧密型住宅的另一种风采。“一颗印”是云南民居受到汉式建筑风格影响后的产物，从昆明到滇南通海、建水等地，一度十分流行。在中国的合院式民居中，它绝对是个后生仔，大约出现在明朝。当地有句话，“云南一颗印，七成出自通海匠系”。通海县文庙街14号的戴氏老宅，是滇南仅有的几处明代“一颗印”住宅之一。若能找到合适的角度俯瞰，会发现其外形紧凑封闭、方方正正，有如旧时官印一般。这正是“一颗印”得名的原因。相传戴氏先祖在明代中叶中了进士后，就修建了此宅。正房正堂的包梁布上，写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字样。虽然这是一座已废弃的弊宅，墙体有倾圮之势，屋瓦斑驳零落，院内杂物横陈，但我依然能在其小小的天井院中，感受到往日风采。老宅是“一颗印”的典型格局——“三间四耳倒八尺”，即由正房三间、左右耳房（厢房）各两间、入口、门墙围合成。与正房相对的倒座，进深大约为八尺。住宅的正房、厢房皆采用二层楼房。不过与浙西、徽州一带的合院不同，屋檐并未连为一体，而是高低交错地插在一起：正房屋檐最高，耳房上层屋面正好插入正房的上下两层屋面间隙中，耳房下层屋面在正房下层屋面之下。
屋檐层层搭接，无斜沟，能很好地减少梅雨侵袭。屋内采用窄小的天井，天井内凿有水井，铺以石板，作为洗菜、洗衣、休闲的场所。与浙西“三间搭两厢”小住宅的空间不同，戴氏老屋的大门，开在正房对面的中轴线上。中门平时关闭，只有迎接贵客才开启。
在节庆盛会之时，这座老屋的所有大门都会打开，迎客入门，使倒座、天井、堂屋融为一个宽敞的大空间，主客尽欢于其中。只是现如今，戴氏主人大多已迁居至省城地带，房屋内的盛况，成了永远的记忆。高耸厚重的夯土外墙，延伸至耳房上层的檐口，围合出宁谧、封闭的天井院落。而厚厚的土墙，使得“一颗印”在中国的合院建筑中，颇有些另类。这一切，又源于防风防热的需求。▲ 云南泸西城子村的彝族土掌房，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合理利用地形地势。受限于地形，单体建筑间距很小，显得十分“拥挤”，但也起到了防风沙的作用。最引人瞩目的是层层叠叠的屋顶平台，上面晾晒着农作物。这种有序组织的退台空间，有效地弥补了多山环境下的地形限制。摄影/肖琨伟
云南的高原地区风力强大、日照强烈，防风是建筑技术上的一大难题。“一颗印”的整体布局设计，几乎都有防风的考虑：小开间、小天井，四方密闭围合的布局，减小了风从外面渗透的可能性。而高墙小窗，也更容易顶住狂风的“洗礼”，同时还有利于隔热。当然，这些设计智慧并非一朝想出来的。早在“一颗印”风靡于滇省之前，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土掌房，就已经在对高原气候、山地环境的适应中，演化了漫长的岁月。“一颗印”的原型，正是彝族的土掌房，无论是对土的运用，还是“三间四耳倒八尺”的形制等，都与土掌房惊人相似。▲ 云南大理诺邓古村的航拍图。“一颗印”房屋层层叠叠依山而建，与彝族土掌房颇为相似，但其坡屋顶、小天井等，又显然受到汉式合院建筑的影响。摄影/刘珠明只是在明朝时期，由于汉族移民大量涌入云南，汉文化影响持续深入，土掌房遂染上了“中原风”，增加了汉式的木构架和坡屋顶，又将采光天井扩大，才逐渐演变成“一颗印”。这种演化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云南通海县土生土长的匠人朱培金就说：“有的房子图省钱，把耳房改成土掌房的平顶，只在天井的位置加一圈披檐。这样当然也方便在房顶上晒东西。还是咋样用着方便咋样来。”小小“一颗印”，体现出了圆融共生、博采众长的形制特征，“开放”“包容”的“处事态度”，正是它身处边疆地带淬炼出来的独门建筑哲学。通海等地的“一颗印”，身处湖积平原，属于在平地建屋，不需要考虑复杂的地形。而在其他的多山环境，比如大理邓诺村的“一颗印”，就犹如一颗颗图钉，嵌入不同的山地地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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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山地环境，88号“扬氏住宅”院内，在传统“一颗印”的基础上，一层加建耳房，耳房数从四间变为六间；正房抬高，屋顶为悬山。而这种抬高，既适应了地形，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正房明间为堂屋，而堂屋暗间作家中长者卧室，因其抬高，更凸显了对长者的尊重。为了适应局促的宅基地，127号院甚至启用了更为灵活的形式——“半颗印”。它依旧拥有倒座、堂屋、耳房等要素，与“一颗印”不同的是，只有一边拥有耳房与直跑楼梯，另一边则是把堂屋右侧的房间与该侧的耳房连接，形成大的空间。其用途为大卧室，放置多张床铺以供年轻子女使用。在险峻的山地中，“一颗印”显现出了更为灵活多变的一面。除了房屋的形制随地形调整外，在细节上也十分注重对山地环境的呼应。“一颗印”住宅，原本就应当“生长”在山林中。房屋内用做梁的木料，都需要在树尖处解公榫（公榫和母榫是榫头的两种形式。只有一个突出的榫头者，是公榫），在树根处解母榫（木料上做凹槽者，是母榫）。当安装梁的时候，取材自树尖的公榫要朝向西方，母榫朝东方。如此一来，当太阳升起时，就可以先照到树根再照到树梢上。此外，一根柱子也需从尖做起，柱脚必须用木头的根来做。在匠人们心中，只要柱子所用的木材，与树木生长的方向一致，这根根木料就会如同树木一样，永远立足于山林之中。而他们所建的紧凑方正又温暖的家，也将在这美丽的山林之中，长久地流传下去。 来源：《中华遗产》2022年10期《最中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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