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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谷垒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一条长约20公里的绝险峡谷，赫然条列于北京西北，连接起峡谷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化与地理。一座雄关矗立于此，成为控扼这条至关重要的通道的锁钥。
这里是据险应敌、守卫京师的门户，却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交流往来的要津；这里驻扎着帝国的精锐部队，却也保存了精美绝伦的国宝级石刻艺术；这里曾是让人指冻鬓冰的苦寒边塞，却也藏着一处层岩叠翠、十里春风的燕京胜景；这里是军事重镇，更是文化宝库……“天一下第一雄关”——居庸关的丰富，超乎想象；居庸关的深度，引人入胜。居庸关：帝都的守望者
1907年，美国地质学家贝利·维里士发表文章，形象地把北京的地形称为“北京湾”。这确实是一个给人以安全感的“港湾”。太行、燕山两条山脉就像屏风一般，把北京围合起来。屏风之南，是农耕民族与千里沃野；屏风之北，是游牧民族与敕勒草原。
然而，这道屏风却有一个“缺陷”——太行山与燕山的交汇之处，由于地壳运动而产生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断裂带。因这片结合地带名为军都山，故称军都陉，是太行八陉最北的山口。
▲ 关，是居庸关；沟，即长约20公里的山沟，是太行山与燕山的分界线。摄影／龚跃贤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形容这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峡谷固然绝险，但其中的河流水道形成了供人往来的通衢，即后世所称的“关沟”。它连接起塞外部族与中原内陆，成为历朝历代不得不派兵驻守、设关建塞的军事重地。在数千年间农耕与游牧的交锋中，军都陉峡谷就像是一个掌握对方生死的开关。这便是居庸关存在的最大价值。战国末期，秦国相邦吕不韦主持编纂了一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其中历数天下至关重要的九个关塞，其中即有居庸——“何谓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肴、井陉、令疵、勾注、居庸。”这大概是燕国修建的，史载燕国北有山戎、东胡，利用这个天然隘口修建关塞防御胡人，势在必然。那么，“居庸”是什么意思？
▲ 长城蜿蜒盘旋于群山峻岭之间，仿佛一条巨龙守护着京师之长固久安与人民之安居乐业。摄影／杨东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传秦始皇北筑长城，将囚犯、民夫征调徙居于此，“徙居庸徒”，因而得名。此说早在元代就已流行，见于元初文学家王恽《中堂事纪》。但结合《吕氏春秋》就能发现此说大谬，因为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在秦始皇之前。也有人联系“庸”有功劳之意，认为“居庸”指能够建立功业之处。
历史学者罗新教授则指出，“居庸”一名大概出自古代山戎的语言。很多边疆地区的地名都源于少数民族语言，像“敦煌”就是汉代统治敦煌之前本地少数民族的汉语音译，却被东汉学者应劭附会出“敦，大也。煌，盛也”的意思。总之，“居庸”的本意已不甚了了，倒是元代蒙古人对它的称谓更显居庸本色。成书于1252年的《蒙古秘史》，将其写作“察卜赤牙剌”，即Chabchiyal，意为陡峭的峡谷或深沟，与Dabaan（山口或关口）结合，便是居庸关。
▲ 为举办冬奥会而特别涂装的复兴号——蓝箭，从城墙下驶过，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强烈呼应。摄影／申然东汉是居庸关发展的重要阶段，彼时鲜卑屡屡寇边，“居庸关”之名多次出现在《后汉书》里，彰显着自身的重要军事意义。此后，居庸关随历史变幻、时局变迁而浮沉，关名也屡有变化：东汉末年称“西关”，当时董卓将汉献帝迁至长安，幽州牧刘虞请右北平郡无终（今天津蓟州区）人田畴出使长安，向皇帝表达心意。因经中原去往长安的道路断绝，田畴便出西关，绕路塞外，迂回到了长安。北齐时在此互市收税，居庸关故而也叫纳款关。唐代文献将居庸关与军都陉上的另一个军都关相混淆，所以居庸关又多了军都关的别称。战争时显露英雄本色，和平时促进地区繁荣发展，让居庸关在名称与内核上存在双重价值。不过，要论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意义，汉唐的居庸关，显然还无法和函谷关、潼关等拱卫国都的关隘相比。
▲ 居庸关长城踞伏在山峦之巅，犹如巨龙出没于碧涛。摄影／吴宝林直到金朝贞元元年（1153）， 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称中都大兴府。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也定都北京。作为京师屏障的居庸关，地位水涨船高，正如金朝监察御史李英在蒙古起兵反金时上书所言：“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蒙元占领此地后，很快就设立了南北口屯军。明代，由于京师始终受到蒙古势力威胁，更是加大了对居庸关的建设。从北京的舆图延展出去，太行山与燕山构成拱卫北京最近的防线，居庸关、紫荆关（位于河北易县）、倒马关（位于河北唐县）称为“内三关”，设置于此；再向外，恒山、管涔山、吕梁山组成了外围的防线，雁门、宁武、偏关合为“外三关”，再添一重保障。居庸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名副其实，正所谓“折冲险道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
为了增强居庸关的军事功能，其位置也屡有变化。元代居庸关的具体方位众说纷纭，学者杨程斌根据文献所载云台与居庸关的相对位置，推论元代居庸关在云台以南约1.5公里处的南站村东城堡遗址，以上关为北口。明初，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在古居庸关旧址亦即上关重建居庸关，此处曾出土有“庸关”残字门额。1449年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朝对蒙古采取守势，由于上关城小地狭，遂在南侧开阔地重建关城，这也就是今天所见到的居庸关。横连与纵截，看不见的“陵京巨防”
居庸关防区不是在一日里长大的。从明初至弘治的百余年间，明朝建立起一套长城防御体系，在北部边境从东至西，设立辽东、蓟、宣府、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镇，每镇各领一边，由镇守总兵驻守，称“九边重镇”。各镇之下设有路，各路之下又有卫、所、堡、边墙和隘口等末端设施，形成一套立体的防御管理体系。居庸关在明初，便为地控军都山隘道中枢的蓟镇隆庆卫驻地、指挥所。
朱棣五次亲征漠北都途经居庸关，他还不时派太常寺官员祭祀居庸关山川之神，隆庆卫的防御设施密度也大大增加……然而，当时的居庸关尚属“内陆”，皇帝驾临的场面充斥着奢华、庄重的氛围，而非剑拔弩张。▲ 居庸关如帝都卫士伫立于星空之下。摄影／肖勇坚危机与压力给到嘉靖一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俺答汗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以“开市”为由交好鞑靼，请俺答勿攻大同，俺答遂转由古北口进攻北京。兵部尚书丁汝夔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掠饱了自然离去。丁汝夔会意，令诸将坚壁不战，于是敌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八日，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后，依旧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坐视丁汝夔被斩以塞责。史称“庚戌之变”。
无论如何，这场“庚戌之变”极大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在嘉靖中期的这段时间，原来的“九边重镇”增加到十一个，多出的两镇都围绕京畿：京西增设真保镇，辖紫荆关、倒马关、故关。京城西北则从蓟镇中分立昌镇，管辖范围东起渤海所，西至镇边城，全长达230公里，而此“巨防”的核心即是居庸关城。▲ 居庸关关楼与两臂长城将一片开阔谷地围合起来，形成壮阔的关城。摄影 / 杨东居庸关控扼京门、卫守皇陵，地位至高。作为“居庸路”驻地，居庸关设置的兵员从明初到嘉靖年间时有增加，此外昌平行宫巩华城的兵员也受其调遣，其规模远超一般的路级建制。
这一日臻完备的关防体系，在纵向上共设立了五道防线：最外侧的岔道城为前哨，城外的山上还筑有墩台以为掩护。关沟北口的最险要处为外镇，即著名的八达岭，这里城墙宏伟、敌楼耸峙，分布着主要的防御力量，明人王士翘早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论。关沟之内最狭窄处为上关城，与八达岭共同构成前沿阵地，今仅存遗址与摩崖造像。继续向南，规模最大的居庸关城内，各种作战、生活、宗教等设施一应俱全，是整个居庸关关防体系的指挥中心。南口城则扼守着关沟南面的出入口，以防敌人迂回包抄，如今也只残存城门遗迹。▲ 八达岭位于居庸关关沟北口，是“京师北门”居庸关的“锁钥”，居高临下，可由此通达八方。供图／Getty Images在横向上，居庸关关防体系据险设置了诸多隘口、堡垒：西路有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横岭城，东路有灰岭口城，皆为防止敌人从边路绕攻居庸关。隆庆年间，谭纶、戚继光等名将都曾大力整修内边长城，来杜绝“抄小路”的可能性。
关开绝壁上，孤悬而不孤立的关城
在关沟之中，那些贴着车窗张望的旅行者，都不会错过气势迫人的居庸关城。在这里，城墙飞跨山谷中的河流与道路，又绵延着爬上东西两侧的翠屏山、金柜山，仿佛勾连起横亘华夏北方的万里长城——这座关城是万里长城的重要部分，但却是一座封闭、完整的椭圆形城池，它并不与我们所熟悉的长城主体相连。▲ 一条关沟，两种地形。摄影／郑金炜
长城上的名关多开设在城墙主体之上，居庸关例外。这是因为居庸关的防御体系已经依据关沟建立起足够的纵深，足以使关城“孤悬”于长城主体之外而不被孤立。在五重防线中，更接近前线、地势也更为险要的八达岭，才是昌镇长城的主体部分，可御敌于太行山和燕山北侧的山前地带。居庸关城身处“二线”，更适宜做运筹帷幄的指挥中心，也是理想的屯兵之地。
或许因为居庸关作为关城和关防体系的多重语义，洪武初年所建居庸关的具体位置至今仍有争议。清代的《延庆卫志略》中引述旧志认为，徐达、常遇春的建关之处，在今之上关城，因毁于土木堡之变，才于景泰年间迁至今址。
但历史学者胡汉生结合《西关志》《四镇三关志》等史料考据，认为洪武的关址即为今址，重要依据之一，便是今日关城内的许多建筑都在洪武年间始建，当时的衙署、教场、仓房、儒学等建筑，其实已经以居庸关城为中心进行布局。
居庸关城经历的一次重要扩建，是在景泰六年（1455），大学士陈循在碑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扩建情况，城墙“通增其高厚，视旧加三之一，坚广过之”。而在20世纪90年代修缮关城时，确实发现墙体有增厚的痕迹。如今游览屡经修缮的居庸关城墙，仍能读出许多宝贵的历史信息。如东山长城特有的“劈山墙”设计，可以增强东面九仙庙沟的防御。劈山墙是指在山地地形，利用迎敌面的陡峻崖坡，加工成崖壁，并在上面增筑部分观察、射击用的雉堞，西面金柜山顶也有类似设计。从金柜山顶向西北伸出的人字形城墙，制约着西面羊台子沟的来敌。甚至就连最不起眼的垛口设计，也可以看出不同段落防御的“压力指数”。▲ 从守城墩台处向南眺望，一马平川的“北京湾”风光无限。摄影／杨金枝城墙上最醒目的建筑，来自另一位参与建设居庸关的著名人物。隆庆年间，内阁重臣张居正力主戚继光北上，这位昔日闽浙沿海的抗倭名将，遂投身于北方长城的建设，戚继光跋涉千里、实地考察，厘清了长城的许多缺陷：敌台稀疏而不实用，不仅缺少军火、粮草的储备空间，也没有足够的战斗空间，使长城的防御密度与强度都不如预期。种种缺陷酿成了庚戌之变，嘉靖后期虽已有大规模重修，但鞑靼的不断内犯，使得防御压力依旧不减。戚继光的重要改革，有一项便是将昔日的实心敌台，改造为空心的敌台，也称空心敌楼。这种敌楼建筑突出于城墙的内外墙体，内部设有拱券式空间，可供士兵居住及贮存粮草军火，顶部的平台砌有垛墙和铺房，供士兵执勤瞭望——正是戚继光的敌楼，塑造了明长城在世人心中的典型形象。
▲ 居庸关东山翠屏山悬崖峭壁上的敌台，临于山险，并抢占着山头的制高点。摄影／金尧此后短短数年内，蓟镇、昌镇约1200公里的城墙上，新建起1017座敌楼，戚继光亲自督建，建筑用的青砖物勒工名，最终的工程质量非常理想。加之隆庆四年（1570）又与鞑靼开放封贡互市，鞑靼边患基本纾解。从某种角度而言，居庸关利用政治与军事的双重手段，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后人多称赞隆庆一朝，海内澹然、边陲宁谧。居庸关为何是“天下第一雄关”？
在更为微观的地理尺度内，居庸关城的选址也充满了智慧。
关城所在之处，是关沟内一处相对开阔的梭形谷地，南北两端临近瓮城处的河谷都较为狭窄，可形成掎角拱卫之势，易守而难攻。中间的河谷相对开阔，河流在此略向东弯，河流西侧则有一处土坎，关城内的多数建筑，即在土坎上西侧，如遇洪水，主要建筑地势高爽，又处在少受侵蚀的凸岸，可以很好地避免洪水破坏。“重门悬锁钥，夹水布屯营”，这一诗句就很好地描写了居庸关的风貌。▲ 关沟在东西向上分隔了燕山和太行山，在南北向上则沟通了北京平原和延庆盆地。摄影／郑金炜4100多米长的城墙，共同围合出关沟之内最大的关城，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关城。但城内的大多数面积为金柜山、翠屏山的山体占据，可供营建的空间，仅限于河谷之中狭长的平坦地带，明人正是在这“方寸之地”，建起了一座“五脏俱全”的城。
除了瓮城、敌楼、水关等带有强烈防御色彩的军事建筑外，居庸关城的内外还建有行署、兵营、仓库、寺庙、祠堂乃至学校和书馆等，它们服务于官兵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一座军事重镇，居庸关城的信仰空间呈现出鲜明的军事色彩，有的也可视为明朝几次重大战争的纪念地。▲ 居庸关南瓮城，呈马蹄形，易守难攻。主城门修复有一座巍峨壮观的三重檐歇山城楼。供图／范光辉居庸关不仅有战争时期的“武功”，也有和平年代的“文治”。在这本应充斥着紧张、压抑的边关气氛中，居庸关还有不少文教设施，也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轻松与自在的气息。南门之外的儒学，始建于正统四年（1439），虽在土木堡之变中被夷为平地，但此后又被重建，规模更甚于往日，至嘉靖时，戟门、棂星门、大成殿、明伦堂等一应俱全，规制颇为完备……城内建立起叠翠书馆，师生讲学其间，叠翠峰屏峙其前——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或许在这里最得其葱茏又旷达的真味。
从南侧进入关城，遥望居庸关高耸的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上那六个苍劲的大字十分醒目。匾额集唐代颜真卿书法字而成，是20世纪90年代修复关城时经专家论证后悬挂的。▲ 居庸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控扼着北京西北南下北上的大通道，犹如一位巨人，从容而威严。摄影／刘炜居庸关悬挂“天下第一雄关”匾额的最早时间，已不可考。但据记载，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初三日，有一位叫钱良择的旅行家随军前往蒙古，他写下《塞外纪略》一书记述旅行见闻。
在途经居庸关时，他这样写道：“初三日甲戌，天晴无风，山行竟日。石路崎岖，时蹶马足。两峰壁立，中为通衢，愈登愈高，不知其所止极。十五里至居庸关城。城门额曰天下第一雄关，盖京师北面之极冲。”居庸关城门上有“天下第一雄关”题匾为钱良择亲眼目睹，当不为虚。据称，明朝中叶时居庸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在关城外马神庙东南的山坡草野中，还曾经发现有一通明朝嘉靖二年（1523）所立的“重修隆庆卫儒学碑记”。在这通碑记中记载着：居庸关“为京师之北门，乃天下第一关也”。更为详细碑文则收录在《西关志·卷十》一章中。▲ 居庸关不愧为“天下第一雄关”。摄影／杨东
居庸关，曾经从一处单纯的关城，日益壮大为关沟关防体系的中心，它屡历战事，屡经洗礼，堪称明代军事防御建筑的精华。
设关、修关、守关，这一过程循环不断。但对居庸关乃至所有长城的修筑者而言，至高的理想应该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今，当我们回想起一些描写居庸关的诗，其中最出色的或许出自元代诗人、画家萨都剌之手，诗中曰：“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 光线穿过券城西侧的门洞，犹如时光的影子。经历了无数磨砺的边隘变身成为历史的纪念地。摄影 / 安立琨
2016年，罗新老师花了15天时间徒步走向金莲川——从元大都（北京）到元上都（内蒙古正蓝旗）。这是元代皇帝的专属道路，名为辇路，而居庸关就是必经之地。就像无数过往的文人墨客题诗留念一样，罗新老师也记录下自己穿越关沟的体感：“山南山北的气温差距应该超过五度……空气不仅不再呛人，甚至还略有甜意，使得你不由自主地深深呼吸。”在旅者的行走中，居庸关这一重要的历史坐标，不再虚无缥缈，而是触手可及。它是地理、气候的分水岭，也是民族、文化的分隔线。曾经，它的过客是金戈铁马；如今，它属于每一个走近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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