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解不开的文化情结-文房用具

      

       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文房用具是书房中所用的物品的总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清，常被古人冠以“宝”的爱称。据记载，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文房”一词专指国家典藏文翰的地方。之后，随着隋代科举制度的兴盛、唐代经济繁荣与文化的发展，文人倾情于诗、书、画的情趣与笔、墨、纸、砚密不可分，“文房器物”在品味、地位上大为提高。宋代文房用具门类丰富，用途广泛，制作材料异常讲究。南宋赵希鹄作《洞天清禄集》一书，对“文房用具”的范畴已远超笔、墨、纸、砚的范畴，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文房用器列入其中，使其在传承中变得愈加精致和完善，既有实用价值，更是融会书法、绘画、雕刻、装饰于一体，作为艺术品而收藏，开创了文房艺术的先河。
       至明代，文房器物进入了繁荣期。先是明代文人对文房用具的普及和拓展，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反映出世人对文房之器的喜爱和追尚，已成为当时文化时尚的象征。其次是明皇室对文房用器的青睐，使文房用具艺术品的地位得以提高。明代宫廷保留至今的明代玉荷叶式洗、竹雕白菜笔筒、犀角雕松鹿笔架、黄花梨百宝嵌文具盒、沉香木雕松竹梅笔筒玉螭纹笔、明嘉靖江正玄御墨等文房之器多为名师所作的皇家御用文具，用料考究、工艺精美，代表了我国数千年来文房用具的发展水平和能工巧匠们的创造智慧与艺术才能，是文房用具中的瑰宝。尤其是那方“乐女墨”，乐女背倚太湖石，抱阮作弹拨状。通体作漆衣，型古雅浑朴，既是明墨中的精品，又是案头观赏之物。据记载，此墨是明万历年间，织造内臣孙隆为取悦于皇帝制作的墨品贡入宫中：“织造内臣孙隆‘清谨堂墨’款式精巧，剂料极一时之选，曾进上方，神宗爱重之。”明代善绍书《韵石斋笔谈》载：明代徽墨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争相制墨自娱。明代的文房用具品不仅制作精良，种类更是繁多，除书写的笔、墨、纸、砚、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丞、水注外，还有香炉、书灯、袖炉、手炉、香筒、如意、数珠、扇坠、镜、灵壁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书房陈设和文玩。
       到了清代，文房用具再次因清皇室的推崇、皇帝的喜爱而空前繁荣。清皇室入关前是一个金戈铁马、十分剽悍的民族，入关后，统治者对先进的汉文化都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提倡尊重孔孟，以掌握、运用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他们在临朝当政之余，读汉文经史、诗赋，临书习画。他们认为，“古者六艺之事，皆所以涵养性情，而为道德之助也”。因此清前、中期的皇帝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顺治帝曾画《牧牛图》赐与国史院的大学土；康熙帝“自幼习书，豪素在侧，寒暑靡间”，他练得一手好书法，其作品对清代文化艺术的繁荣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乾隆帝不仅书法、绘画堪称双全，而且更喜赋诗，一生写诗4万8千余首，从数量上看堪称我国历史上最多产的一位诗人。清代皇帝有如此文化造诣，作为日用必备之物的文房用品，与皇帝的日常生活朝夕相关，对文房用具的喜爱更超前代。故宫珍藏的“嵌金银螺钿漆笔”、“御制松花石灵芝砚”、“兰亭雅集图竹香筒” 、“马上封侯竹臂格”、“白玉荷叶笔洗”、“粉彩荷叶洗”、“剔红毛笔匣”、“胡开文制大富贵亦寿考五色墨”、“文竹文具套架”等，都是当时的精品。清历代皇帝喜爱把玩文房用具，笔筒是为其中之首：“雕竹刘海戏金蟾笔筒”、“黄杨木雕竹林七贤笔筒”、“洒蓝地五彩人物笔筒”、“墨色五彩竹瓷笔筒”、“紫檀百宝嵌花卉笔筒”、“象牙雕梅花笔筒”、 “青玉雕人物笔筒”等多出自当时名画师的手笔，形成清逸典雅、雍容华贵的宫廷风格。
       这些文房用品多为各地的名优特产。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巡视，大臣们都要向宫廷贡献所在地的土特名产，其中又以进文具、文玩较为讨喜。如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东鲁砚、江西龙尾砚、山西澄泥砚。尤以吉林将军向宫廷进贡长白山地区特产的松花石砚，最受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所欣赏。清皇室的发祥地——东北的松花石颜色多和山中开放的黄绿色松花色泽近似，石质坚硬细腻，制砚“温润如玉，纣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家乡物品的固有情结，康熙帝封它为“御砚”，并赞美称：“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康熙、乾隆时期制松花石石砚八十余方，一直为宫廷使用，并载入《西清砚谱》中。
       墨的基本功能是书写与绘画，但宫廷御墨却是清朝皇帝案头欣赏把玩之物。当地封疆大吏选献贡品,必备其墨。乾隆五十六年（1792）陕西巡抚毕源向乾隆皇帝进献一方南唐李廷珪的“翰林风月”古墨，特僻故宫外东路养性殿西暖阁一小室珍藏，并命名“墨云室”。李廷珪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的制墨大家，其墨用松烟、麝香、珍珠等研制，又添加藤黄、巴豆等料，“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宋代就被称为“天下第一品”。到了明清时期，李墨已是稀世奇珍，为乾隆帝所钟爱，并专门作《墨云室记》和《李廷珪古墨歌》，为其咏唱。再如，乾隆五十九年（1795）四月二十八日，安徽巡抚朱珪向皇帝进“端阳贡”，差千总翁贵进了“吉祥如意一柄、御制诗文字画、扇子、手巾、食品”等，还进有“御制墨五分、御铭砚二分、朱锭一匣、宣纸一匣”这样的墨不仅质地精良,而且形式与表面装饰的美观：长方形、圆柱形，还有古钱形、银锭形、瓦当形、古琴形及仿其它古器物形，不一而足，极具品位。
       宫廷文房用具更多的是清宫造办处根据皇帝的需要定制的。清宫内务府内设有造办处，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高超的工匠，在宫廷内制作各种物件，均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如制作毛笔和纸张，都是皇帝提出要求，由造办处设计画样，交苏州、扬州、浙江、江西、广东等地相关部门，交当地最优秀的匠人制作。如雍正初年，造办处设有造纸作坊，称“裱作”，是当时御书处的下属部门。雍正元年（1722）九月二十日，首领太监苏培盛把朱砂笺纸二张交给表（裱）作，传旨：“做大片金笺纸。”次年（1723）五月初五，首领太监李统忠又和苏培盛一起到表（裱）作传皇帝旨意，“做黄色小笺纸一百张。”乾隆三十二年（1768）二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向内务府的催长四德和五德传乾隆皇帝旨：“着交杭州织造西宁，照样做一百枝，钦此。”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5）全年，浙江共为宫中制作了大笔二枝、湖笔三十匣七百五十九枝、枟香画笔二十枝。这些毛笔的笔杆大多为漆、玉、象牙、紫檀、黄花梨、珐琅等珍稀材质制做，笔杆纹饰或雕刻或彩绘，工艺之精湛更是登峰造极。
       清代皇帝除了关注“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还亲自关注对各种文玩进行底座设计策划，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如乾隆三十五年（1771）内廷档案“匣作”记载御旨：所列配座文具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配木座）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花白墨罐一件……配得合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清代皇帝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在使用与欣赏、“文人品味”与“宫廷风格”的拓展中，提升了文房用具的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清代的康熙、乾隆祖孙二人还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设计、制作适合自己的“御用文具”。
       故宫藏有康熙时期的“手摇计算器”、“象牙分离尺”、“银镀金折叠矩尺”、“康熙御用银制角尺”、“游标卡尺”、“铜镀金带半圆仪比例规”、“康熙御用绘图仪”等多件天文学、几何学、力学的“洋文具”。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禁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洋货在广州登岸，“洋文华”激发了康熙皇帝善于学习、积极进取的态度。他请西方传教士为自己讲课，学习了五、六个月后，“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于是，一张带有算数表的楠木炕桌应运而生。算学桌长９６公分、宽６４公分、高３２公分，桌面镶嵌三块拼接的银板，板上刻有“开平方比例尺”、“求圆半径比例尺”及表和圆线内外各形比例表等。其中一块银板上刻有精确到千分之一的分厘尺，上方刻五条射线，分别标有一、五、十、直到千、万、十万乃至千万万数字。射线两侧分别为“开立方”、“测米堆”、“求球半径”等比例尺，下部两侧有“开立方体表”、“相比例体表”等等。
       乾隆帝效法其皇祖，既嗜古又喜欢创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亲自下旨制作的“旅行文具箱”，可与康熙皇帝的算学桌媲美。旅行文具箱又称文具桌，长74cm，宽29cm，高14cm，箱底和箱盖各高7cm。箱为紫檀木制作，设计得极其巧妙，其展开折叠为桌，合闭为箱。箱上装有镀金暗锁，钥匙孔设在箱底，桌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铜鎏金暗扣加以固定。箱内装屉盒，为两层装置，每屉按其器的形状、大小而特制相应格挡，共设计64个形式各异的挡格，分别放置64件（套） 文房用具及文玩器物，如白玉洗、松花江石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这些器物均是乾隆皇帝喜用、赏玩的文房佳品，其中有清代宫廷画家周鲲的设色山水画小手卷、山水小册页及《类苑俪语》（上下）二册，均形制尺寸小巧，为掌中赏玩之精品。箱内还有双陆棋盒一个，并装有棋子、棋盘，配备有可组装的小蜡盏，蜡台上用支架固定铜镀金画珐琅西洋风景图立罩。
     “旅行文具箱”将多种文房器具装于一箱内，随时都可打开作为炕桌，用以题诗赋词、处理政务、对弈论棋以及欣赏书画。此箱设计精巧，每件器具都小巧精细，严丝合缝，适宜外出旅行使用，为清代乾隆时期文房器具中的杰作。同时，旅行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清代御用文房用具的最高水平。故宫藏笔、墨、纸、砚表达了当年皇帝的文化思想和对文具的感情，体现了他们的文化内涵和修养，也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