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晚班会。
我以刚刚结束的冬残奥会为内容，对学生进行了教育。
中国选手孙鸿胜、蔡佳云、张梦秋、朱大庆与领滑员闫寒寒、导盲犬、57岁的比利时选手琳达·勒邦……
所有的内容都在向学生讲述关于挑战、合作、超越、自信、友谊、陪伴……的主题。
我反问学生：“比起这些残疾人们，四肢健全的我们，价值在哪里？连一只小狗都能为残疾人导盲，你又做何感想？”
我环视全班，目光特别在景、张、刘三位学生脸上停留了片刻。
“来，现在请全体趴在桌子上。”我发出号令。
学生都明白，这是要投票了。
我也是在与三位学生对视的过程中，才萌生要投票的想法。
上周二，三个学生经过一番周折，返回学校，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做了保证。
不料，到周五，就多次听到老师反应张、景、刘三位同学自上周返校上课，仍旧我行我素，影响班级纪律。
睡觉、说闲话、不写作业……完全没有珍惜再次回到课堂的姿态。
我想，是该给他们点刺激了。
学生都顺利地趴好。
个别学生还盯着我看，似乎在纳闷：投什么票呀？
我再次强调每个人趴好，要进行“全盲投票”了。
“运动员在赛场拼搏竞争，领滑员、导盲犬帮助残障运动员安全运动。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价值。”
顺着刚才的话题，我做了铺垫和过渡。
“老师教过那么多届学生，也非常深刻地了解到，在一个班级里，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能最终走向考场的。不管是不能考试还是不想考试，总有个别学生只是学习上的陪跑者。难道这样在学校三年，就没有价值了吗？学校的价值就不只在于学习文化知识，更在于学习规则、学会做事、学会做人！”
我说得有些大而空了。
我马上把话题转了回来：“咱们知道，有三位同学上周才再次回到学校，与大家一起学习。那么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不是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以新的状态投入学校生活中呢？此刻我们就他们近段时间的表现来表个态。——你认为，景同学珍惜重新学习机会，遵守学校纪律，乐于接纳他的返校，请举手——”
学生纷纷举起手来。
我随机找一会学生清点票数。
三次下来，票数悬殊很大。
景33票，张4票，刘27票。
当大家抬起头来，看到这一结果时，教室里顿时议论纷纷。
我对这一结果，也颇感意外。
不管是高票，还是低票，差距太大了，不太正常。
我看到，张一下子捂住头，脸上显出尴尬的笑来。
凡触动时，皆是教育契机。
“来，张，到讲台前来，谈谈你对自己票数的感想。”
我招呼张。
张磨磨唧唧走上讲台。
一手捂嘴，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自己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这样的结果……给你三分钟，向大家做个保证，给自己再拉拉票吧。”
我说道。
在同学们的注视下，张只好说：“我保证上课不说话，认真完成作业……”
声音嗫嚅，音量极小。
景的票数倒是不低。
“来，景，请上台，谈谈你做到了什么，大家给你这么高的票数？”
景笑着走上台前，支吾着说：“我上课不捣乱，下课不乱跑……”
刘索性直接喊道：“老师，我别讲了，下课去找你！”
下课了。
张冲到教室门口，说：“老师，我想回家。”
这时，我才注意到张的表情已不再有先前的尬笑，显出委屈沮丧的表情。
猜想，刚才的教育还是触动了他，即使表面掩饰，内心还是不能接受。
“现在是晚上，让你妈半夜来接你回家吗？你不怕给你妈找麻烦？——回家也得等明天呀！”
第二节上课了，刘到办公室向我报告：张没在教室，可能去操场方向了。
我顿生担忧，刚才张的请求没被满足，负气离校了？这大半夜的，净找麻烦。
我命令刘，赶快去操场，把他找回来。
同时，我心里也做好了联系家长寻找，甚至报警的准备。
好在十几分钟后，刘把张从操场劝了回来。
我很生气，问：“为什么去操场？”
“我想自己安静想想。”张说。
我平静了情绪说：“想什么？是不是该想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张支吾着。
“今天还想回家吗？如果真的想回家反思，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
“不回家了。我保证。”
张也平静了，恢复了先前的状态。
“你想好要为班级做什么有价值的事了吗？”我问。
“我……保证讲台卫生吧。”张说。
我点点头：“那也好，总得找到点让大家认为好的事情。”
我没有再深谈。
这件事已给张深深地刺激，不必明言要求，我想即能有所触动。
我让张回教室上课去了。
在一场虚惊的离开教室事件后，我也在思考自己的教育方式。
或许这样的公开投票，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意外的触动，让他们感到无法接受。
这样的做法的确有些冒险，万一刺激过大，让学生产生过激的情绪，无法收场。
还好，我对学生足够了解，后期的及时处理，避免了过度反应的发生。
青少年正处在自我统一性建立的时期，对自我的认知缺少客观的定位。
主观自我与客观自我往往是矛盾的。
自己眼中的我，与他人眼中的我，是不一致的。
投票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别人的反馈下，确认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形象。
用他人当镜子，照照自己的所做所为，以便更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
这次张的低票事件，他的尴尬反应，操场静思，和师生对话，会让他有所省悟，有所觉察，促进反思和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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