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上一次和琳林做留学话题的播客节目已经过去了快一年，那时候的琳林还在东大准备硕士毕业，我们聊了为什么选择工作后重归校园、聊了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等，在那之后琳林毕业进入了自己一直想做的教育行业，成为了一名特殊儿童教育者。（上期节目链接在文本末尾处）工作半年后的琳林现在是怎样的？日本的特殊儿童教育是怎样的？以下是琳林的采访内容，本文主要内容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东京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的我，只应聘了一家公司
日本大学一般在4月份入学，3月份毕业，硕士一般只有两年。琳林在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拿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offer，和其他应届毕业生找工作不同，琳林只面了这一家公司。因为我是个比较理想化的人，我对教育的理念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不希望孩子们是为了成绩而去学习，而是他们要保持这种好奇心，为了好奇心去学。所以当我准备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明确地知道我要去教育行业，但是不会是那些有名的私塾，那时候学校的就职辅导老师给我介绍了现在这家公司，我看到他家网页写的蓝图，那句话一下就戳中了我，“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没有残障的社会”。所谓的残障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有，只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都有自己的特征而已。我当时就被这个蓝图吸引住了。现在想想可能就是被大饼画倒了，哈哈。从2022年10月入职到本期采访的2023年6月，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琳林在我的感知中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因为她工作的特殊性休息日不在周末，平时想找到她更是困难，也让我对她的工作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琳林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特殊儿童教育，日语是障がい児（しょうがいじ），他们可能是有自闭倾向，或者是有一些智商缺陷的，或者是多动症倾向等等。我面向的是学龄前大概三到六岁的小朋友，这些孩子都有一些特殊性，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很可爱。我的工作内容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三，最多一对五进行面对面课程。我们的课程不是做做数学题呀之类的，它叫做疗愈课程。这些孩子他们来到学校都会有一个发展目标，要锻炼他们怎样的能力，老师们要根据他们的情况制定年目标再分成半年小目标、每个月的小目标，根据目标老师们设计课程在玩中进行学习，锻炼他们的能力。（图片来自网络）
每次课程时间1小时，其中45分钟是给孩子上课，剩余的15分钟是直接跟家中沟通汇报孩子今天的学习情况，达成了怎样的目标以及还需要孩子如何进行锻炼等。我们课程是要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家长在上课期间在教室外面可以通过大屏幕戴上耳机看到我们的课程情况，以方便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所在的这个教室是一个公费教室，也就是日本政府出钱，所以它是一个福祉事业（社会福利）。这些所谓的特殊儿童如何来这里上课呢？首先他们需要通过日本区役所等有关部门的一些测试，比如智商、多动症或者自闭症等有一个医疗上的定义确诊的孩子，证明他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才可以拿着国家的补助来免费上这样的课程。如果是普通孩子去上的课外兴趣班之类的或者早教课程当然就不是免费的了。（图片来自网络）
如何针对孩子的情况设计课程目标额计划是一个课程体系的，孩子们进入学校前会要求家长做很多调查问卷来全面了解孩子的运动能力、智商情商情况等等，收集到了这些情况以后老师来做具体的支援计划，再和其他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领导进行交流最后和家长沟通确认没有问题再提交给政府部门进行审核。（图片来自网络）
不仅多而且是越来越多，之前网上看到的数据显示日本少子化严重，新出生孩子每年都在减少但是相反被认证为特殊儿童的孩子比例确实在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很多，比如有些疾病是医学上都很难给出病因的。不过我想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孩子少了所以家长对孩子更在意了，更关注了，以前觉得不是问题现在会主动带着孩子去进行检查，也就是说不是比例增加而是之前并没有被发现。（图片来自网络）
无论什么原因发现问题，尽早发现尽早干预是好事，所谓干预就是我们在做的这样的支援教育，通过科学方法让孩子达到对应年龄应有的能力。我们教室大概有50多个孩子，3~6岁的孩子中，今年3月份从我们这里毕业4月开始上小学的孩子也有十几个，其中三分之二的孩子都可以去正常的小学，只有非常少数的孩子需要去正常小学中的支援或者特殊班级的，所以尽早发现尽早干预、给孩子正确指导会帮助他们成长，回到正常的社会中去。最开始选择这家公司也是为了能够接触到孩子。琳林在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工作，后因为喜欢教育重返校园攻读教育学硕士，但遗憾的是2年的硕士学习因为疫情关系大多数课程都是在线完成，原本的很多在学校实习的机会也减少了大半。琳林希望能和小朋友接触而不是只做纸上谈兵的研究，抱着这个初心进入了这家公司。现在的工作每天都能和小朋友接触，这些小朋友里有一些特殊的，比如基因缺陷等等，但在我眼中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有的孩子甚至可能这一生都不会语言，他们表达开心的时候无法使用语言就会通过抓你或者拍打你来表达自己，有的孩子会揪老师的头发，或者用力抓老师胳膊，但他不是因为生气他只是想告诉你他很开心。我遇到过一些父母，他们真的特别棒，他们说觉得自己的孩子即便如此也很幸福，因为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任何东西了，我们也不需要为他考虑什么学习成绩只要 孩子开心就可以了，而且这样的孩子特别容易满足和开心，有一个小玩具他们就开心得不得了。我觉得这样的家长太棒了。这份工作看似最难的一部分：和特殊儿童接触和教育，并没有让琳林觉得有什么负面情绪，相反，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让琳林开心又充实。让琳林感觉到压力的其实是和孩子们接触之外的琐碎工作。我真正开始做这份工作以后才发现，和孩子们上课也就只是工作的1/5，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琐碎的事务上。因为这间教室是公费的，我们是拿着国家的补贴，可以在日本的公开网站上查得到每个孩子一小时的课程国家给的钱是1~1.5w日元左右，所以我们需要留下详细的课程指导记录上交到相关部门，这样这笔钱才能批下来。这些资料包括每个孩子的课程指导计划、上课情况记录、制作了什么样的玩具呀手工制作呀、和孩子家长之间的反馈信息等等，所有的内容都是纸质版都是手写的，还有家长签字。一个教室四五十个孩子，这些东西就要写四五十份，每个月的月初要打印新的表插到每个孩子的文件夹里，每个月末再抽出来总结、检查……，除此之外教室的清扫工作也是老师自己负责的，不仅是地板、墙面要清洁，还有每个孩子用过的玩具都要用酒精抹布擦一遍消毒，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花费再这上面了。为了节省成本这些可以外包给清扫公司的工作都由老师承担不说，对工具的改良也是能省就省，能人工做的就不买可以电子自动完成的。我会觉这些时间拿出来放在给孩子做支援计划、了解孩子们的现状去更新课程等等多好呢，虽然也跟上司提过多次意见，但是都没有被采纳。上课时间是最开心的，真的觉得累的都是课外的这些事。刚刚也有提到，在日本这样的特殊儿童还有很多，能够得到支援的孩子依旧是少数，日本规定了一个教师里面一天只能接纳十个孩子上了，所以虽然我们一共有五十多个孩子但是每天能来的也就是十个，老师明显不足，孩子们等待的特别多，我们称这样的孩子叫做待机儿童。现在全日本这样的教室有一百多，依旧供不应求。我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可以接触孩子，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这份工作的那些繁琐的事情。 明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可以交给现代化技术去完成，但是没有人去改善，老师的时间精力有五分之四都花在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上，无法全身心投入在孩子身上，这点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我高中到大学一直在做志愿者活动，这个经历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曾经连续一年去辅导过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因为是早产儿所以智力有一些缺陷，家里又很穷，没有余力上辅导班。我那时候教他们日语（琳林高中时是日语生），我们班其他同学辅导另外的课程，那时候他们的水平几乎是考不上高中，这样教了一年，那一年我爸风雨无阻地接送我来给他们补课，虽然全程都是免费的甚至我自己要上的补习班可能都会缺席，但是去他们家我从没有缺席过。一年后的中考，兄弟两个人都考上了普通高中，他们的妈妈开心得请我们去家里切了一个西瓜分给我们吃，那是这一年里我们得到过的唯一的物质奖励，我觉得超开心，觉得这一年都是值得的，这个事儿我真的会记一辈子，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联系。我那是第一次感觉到了家长的那种欣慰，虽然我那时候也还是一个高中生，但就是觉得好有意义呀。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工作以后面对工作的不开心时，我开始思考，我真正想做的事究竟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曾经种在心中的小火苗被点燃，让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其实一直都是教育。在听琳林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在琳林的背后，她的家人对她的影响也非常大，即便是耽误自己孩子的时间也会愿意支持她去免费辅导他人。我父母其实他们是特别善良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没有判别能力的时候，我在街上遇到每一个乞讨的人都会给钱，但我的父母明知道他们是假的，也不会捅破窗户纸。他们会让我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个一两元，最多五元，我也不会上去甩张一百的哈，他们都会支持我。我觉得他们言传身教对我有影响的，他们本身都是很善良也懂得感恩的人，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我常说自己是一个理想派，他们也愿意去支持我的不切实际，支持我的梦想。来日本工作几年之后我说想考研，他们也表示支持，甚至说你辞职了没有工资想上学负担不起生活费的话我们大不了卖了房子支持你嘛。我很感谢父母对我的这些理想的支持。我想父母对琳林不假思索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是怎样的人，因为这是自己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知道琳林要做的事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兴起，所以她们愿意100%相信她。怀揣教育理想，琳林还有很多事情想做，但也会偶尔迷茫，在做自己喜欢的教育工作但又面对着和自己理想不一致的现实状况。我觉得正是因为自己的内心还不够清晰，所以我才会在理想和现实中感觉迷茫或者说正因为现在所处的现在有些内耗的状态中，我更看不清我未来想去做的事情。我有很多的想法，很多想在现在工作中去实现的想法，但都被驳回了，我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很可惜没有人get到也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尝试。（障害福祉サービスエンポート官网图）
我想完成我的教育理想，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有那个能力，比如我也想如果我有自己的教室能直接和孩子接触我可以做的更好，但是我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既能实现理想还能生存。我也在寻找能让自己想做的和能做的事情达到平衡的点，在一边寻找中一边摸索，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我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也就能更坚定地找到方向。琳林的研究生论文的一个重点是关于在日本的中国人的下一代教育，期间曾经访谈了十几位在日本的中国人妈妈，这些妈妈们大都是孩子还在保育园（日本的托儿所）阶段的，了解了妈妈们和日本人老师之间的想法、沟通中遇到的问题等等。对于很多日本的保育员老师们来说，他们也并不是研究者对于这样的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孩子们应该如何教育、如何和他们的父母沟通，老师们也只能是凭借经验缺少更专业的研究指导，而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孩子们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并且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创造优势，去寻找在日本的中国家长和日本人老师之间的沟通问题，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未来，我和琳林还会继续做一些播客对谈或者直播节目，现在这里预告一下，未来我们会做一档采访女性博士的系列节目，刚好我是个博士控，琳林身边的博士朋友又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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