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埠湖畔的峥嵘岁月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到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派”,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64年11月1日至65年6月1日,我们安徽大学数千名师生开赴寿县瓦埠湖畔,参加了为期半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当时的总领队是省委书记李葆华。我们和省农业厅的干部混编在一起。我们所在的片共8人,农业厅的干部和大学师生各占一半。片长汪涉云,后来当上安徽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
刚到农村,我们这些大学生都很兴奋,走路哼着歌儿,见谁都笑脸相迎,并热情地和老乡打招呼。谁知这样做是犯了大忌。第一次工作组大组会议,组长(记不清姓名了)就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次到农村来,是搞阶级斗争的,你们还有闲情逸致唱歌?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还笑得出来?!”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喜形于色了,都扮出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见到老乡,更不敢轻易打招呼,因为,如果你和四不清干部或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打了招呼,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那时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查账、搞大批判,经常要熬到深夜才能睡觉。实在撑不住,只好抽烟。我那时的烟瘾特别大,每天都要抽一到两包。再就是喝浓茶,喝得太兴奋,整夜睡不着,白天便哈欠连天,差不多每个队员都挂着两个黑眼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被揪出来的所谓“四不清”干部,也就是有点多吃多占,有些计算完全是凭空想象。其实,许多都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一旦被定性为“四不清”干部,那就是敌我矛盾,就要挨批斗,要退赔,要列为被专政对象。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路线斗争,也不知坑害了多少干部!
除了清查四不清干部,对于广大社员,则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育他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因此,除了集体生产,不准搞自留地,不准种瓜果、种蔬菜,不准养猪、养鸡、养鸭,不准搞任何家庭副业,要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举动,在当时可是非常严肃的政策规定!
按照要求,我们工作队员都要和社员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吃,实际上是吃派饭,即一周轮换在社员家搭伙。当时的寿县农村非常贫困,一天三顿都是山芋粥,而且稀得浪打浪。菜是霸王草根和辣椒叶,偶尔会有点咸菜或腌萝卜。后来实在是因为太清苦,上面才允许我们单独开伙,但严格规定不准吃荤(鸡蛋也算荤)。因为不能特殊化,我们差不多只能吃点白米饭就咸菜,炒点青菜豆腐就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同住其实并未实行。据说是出于安全考虑。我和片长汪涉云挤住在一间小磨坊里,顶多也就六七个平米,仅仅能放一张大床,旁边安置一个小锅台。片长工作忙,所以烧饭做菜基本上成了我的专职。为此,他很感激我。再加上一天到晚在一起,无话不谈,因此,我俩成了好朋友。回到合肥后,我们曾几次聚会,他还特地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但自从他当上副省长以后,我就再也没和他联系过。
同劳动是必修课。无论工作多忙,也无论晚上睡得多晚,只要社员出工,就得和他们一起劳动。上级规定,单纯参加劳动还不行,还必须利用劳动间隙,访贫问苦,摸清阶级队伍。幸亏那时年轻,有的是力气。如果是现在,一天下来,准会把我累趴在田间地头。
由于贫穷,当地的卫生习惯极差,几乎一年到头不洗澡。特别是逢到下雪天,当我和片长准备烧水洗澡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便当成新闻,围在我们住房门口看热闹。害得我们一人在里面洗,另一人不得不坐在门口站岗放哨。
那时流行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其实,对于贫穷落后的农村,那时最最需要的是团结奋斗,努力发展生产。只有丰衣足食,农民才有好日子过。靠整人、靠斗争,只能生长仇恨,破坏生产,加重贫困,对促进社会进步没有一点好处!而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变本加厉,成为一场空前的浩劫。
所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上来,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转折,她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功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灿烂辉煌!
我的老师徐传礼(前排右二)、同学桑冠一(前排左二)、牛维芹(后排右一)。后排右二为汪涉云副省长。前排右一为本人。其余为农业厅干部。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