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情怀/讲葵乡故事
他们虽然客死他乡，但自己的骸骨最终还能掩埋在故土之上。在他们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祖国的亲人和朋友……
在侨乡新会，自1992来以来，已先后发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华侨义冢4处，墓穴总数2500多个。其规模之大，墓主原侨居地域之广，坟墓保存之完整，均为全国罕见，被国内外侨史专家们称之为“新会的兵马俑”。
每年清明前后，我都会来到坐落在城西仁义村黄坑海槐的一处华侨义冢，参加新会华侨中学师生在这里举行的拜祭活动。
这一处义冢静静地隐蔽在茂密的小山坳处。可惜这义冢已非原葬地，让我们无法看到原坟冢的地理位置和编排方式。它是于1993年因城市建设开发需要而从附近的山头迁过来重葬的。
在那密密匝匝的、低矮的墓群中，却可以看到有一座稍大的墓，墓壁上嵌着一块原刻的石碑，除看到上面有“义冢”两个大字外，也约略可见碑文的内容：“金山各埠先生骸骨运回本邑，自光绪十四年至十八年二月，除领回安葬外，尚存三百八十七具，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安葬此地。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仲春仁育堂谨志。”
这一碑记，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几条线索：一是运回和下葬的时间；二是死者的侨居地；三是埋葬骸骨的具数；四是义冢的安葬建造机构。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387具骸骨只是属于亲属领回后而余下的部分，亲属领回多少，却没有说明。或许字里行间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但这已属于侨史专家们的事情了。我只想：为什么漂洋过海的旅外乡亲，在客死他乡之后，仍然要不远万里地把骸骨动回故土安葬呢？
试想，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要把这么众多的骸骨运回故土埋葬，是要涉及多少麻烦的事情，那不是一个仁育堂可以承担得了的。如果没有海内外许多人的努力，是根本办不到的。首先是旅居地侨团的协助，把这些骸骨收集起来，送上船，然后是家乡慈善机构的接应。而更主要的是：这些已故的侨民，在他们生前死后，都得要有下葬故土的强烈愿望，并且得到未死者的认同和对处理后事的承诺，等等。
盘桓义冢，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临死者向身旁的乡亲诉说着自己的心愿；乡亲们奔走相告，为死者捐钱捐物、处理后事……
不错，中国人历来有狐死首丘、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更何况这群人的童年乃至壮年都是在家乡中度过的呢。他们对自己的故土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但这种观念和感情，还不足以说明他们为何死后定然要把骸骨运回故土。
或许我们从先辈的口中听说过有“卖猪仔”一说。所谓“卖猪仔”，就是指那个时期被强掳、拐卖到海外谋生的“契约华工”。叫“卖猪仔”是一种形象和通俗的说法，被骗被绑到船上之后，就被当作牲口一样塞进舱底，舱门加上锁，不准出入，船上派人荷枪实弹严密监视。而到了旅居地之后，他们更是被当作牲畜一样看待，受到非人的虐待。他们在工头的驱赶下，捱饥抵饿，冒着风雨修铁路，开垦荒地，采矿以及各种繁重的劳动。但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地在疾病或意外的事故中丧失了生命。
在这种受骗、受虐的情况下，这些置身异乡的人，漂泊之感比一般人来得更加强烈，因此也特别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他们比以后任何一代侨民，对于家乡、祖国的感情更加深厚，因而要把骸骨运回故土的愿望也就来得特别强烈。
我们从每一个坟墓的碑记中，都会约略得知墓主的出生地、姓氏和姓别。但在我细细的阅读中，却还发现了有7个是以“福德”或“德福”作名字的。其中5个男的，叫“福德公”或“德福公”，2个女的，叫“福德姑”。
我当时只能作如是想：这些死者生前一定是临时被派往某地做苦力的，当他们因病或意外死亡时，和他们一起劳作的乡人便凭借他们的口音判断死者是同乡，于是便合力把他们的骸骨运回新会；因为来不及询问他们的名字，就只好作无名氏处理。但在墓碑上刻着“无名氏”时，难免令人想起墓主身份的尴尬、悲惨，于是把“无名氏”刻作“福德”或“德福”。“福德”在汉语里含有褒意的，可见丧葬的经办人对同胞和乡亲怀有何等的情谊！
而另一种情况可能是：死者生前以为到了“金山”便有“金”可掘，于是摆脱了亲人的阻挠，来到了“金山”。但他们苦苦地奋斗了几年，不但掘不到“金”，可能连回家的盘缠也挣不到。于是，他们觉得对不起亲人，无颜再见父老乡亲，所以连死后也不愿透露自己真实姓名，只求有个安息之所罢了。
望着那一座座坟冢，我想，这些先侨们的选择无疑是对的。他们虽然客死他乡，但自己的骸骨最终还能掩埋在故土之上。在他们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祖国的亲人和朋友。倘若他们泉下有知，看到祖国今天的繁荣富强，看到人们对他们的缅怀祭奠，他们的灵魂，一定能够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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