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人为什么文化底蕴如此深厚？因为在那个信息封闭、书籍贫乏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新会景堂图书馆，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青少年时期，我就是这里的常客。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一次徜徉于这里的一座座书库，翻弄着各种版本的中外图书。面对藏书，我忽生疑念：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历遭劫难，而这里的藏书何以保存得如此完整？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终于掸掉了书页上的尘埃，寻找到了景堂图书馆藏书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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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堂图书馆创建于1925年。“景堂”系因创办者爱国华侨冯平山先生为纪念其父冯景堂而取名的。创办时的馆舍面积只有125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西欧风格的建筑物。到了1986年，冯氏家族又捐巨资建立新馆。新馆与旧馆相连，使整座图书馆的建筑面积达到5280平方米。作为全国文明图书馆和全国一级图书馆，景堂图书馆拥有报刊、外借、少年儿童、综合、古籍与地方资料等5个书库，藏书38万多册。这样的藏书量，对于一个县级图书馆来说，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在这些藏书中，除了各个时期出版的科技、文化书籍之外，也不乏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图书。如经上级文化部门鉴定的善本书籍，就达18种175册。还有古籍书《万有文库》、《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地方文献有《冈州星期报》、《新会县志》、《新会乡土志》、《饮冰室集》和《白沙子集》等。这些善本书都是明清时期的线装刻本，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作为一个地方图书馆，其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它的大量的地方资料了。像陈白沙、梁启超、陈垣等新会籍名人的著作和研究他们的资料之齐备，都是其他图书馆所不及的。有一年，梁启超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新会举行。会议期间，竟有不少教授、学者偷偷溜出会场，一连几天躲进了景堂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饱览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有关梁启超的资料。
景堂图书馆既然保存了如此丰富和珍贵的图书资料，当中定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去记述的人和事吧？的确，为了图书馆的藏书，它的创办者和管理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曾付出过不少心血。
景堂图书馆建馆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文化大浩劫，一次是日本侵华，一次是文革。日本侵华时期，会城沦陷。沦陷期间，图书馆的创办人仍然视藏书为珍宝。他们把一部分图书及时转移到香港，而把另一部分图书分别搬到了本县双水上凌和罗坑陈冲继续挂牌开馆。到了1948年该馆正式复馆时，搬回“景堂”的图书仍有2万多册。196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全国不少图书馆已处于瘫痪状态，无数的图书散失。而景堂图书馆，不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在“破四旧”的故纸堆里捡回了不少珍贵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也同新会人民自上而下的那种对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分不开的。当然，当时的景堂图书馆也不得不暂时关闭，但馆内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要与“造反派”周旋，保护好馆藏的图书；另方面又深入到学校、街道搜集那些被清除出来的一堆堆“封资修”，把挑选出来的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以及“文革”小报带回图书馆收藏。似乎大家都达成共识：只有景堂图书馆才有资格将这些故纸进行鉴别和收藏。换言之，民间有不少书籍只有搬到图书馆，才能把“破四旧”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新会的雕刻家莫世忠。他家里曾收藏了一大批中外艺术书籍。“文革”一来，他的图书也自然由街道转送到图书馆保存。“文革”之后，莫世忠得知自己的图书仍然被保存下来，惊喜之余，便补办了手续，将这批图书赠送给景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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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提供和捐赠，也是景堂图书馆馆藏丰富的重要原因。
乐于向“景堂”捐赠图书的，首先是一班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文化人。原该馆馆员、后旅居香港的张大年先生，他每年都要编写一些地方文献资料，编著之余，他总不忘把自己的著作和在海外搜集到的有关新会及乡亲的资料赠送给图书馆。从那一本本、一份份经他精心装订、复制的报刊文献资料，便可见他为丰富“景堂”的馆藏所付出的心血。多年来，他已向景堂图书馆捐献4000册书以及一大批剪报资料。香港大学等单位，以及陈满、尤家博、石景宜、李存朴等人，也常常为图书馆赠送大量的图书。本地文化名人谭仲川，到了92岁高龄，还不忘将自己的藏书送到图书馆，并亲自帮手搬运图书。而出于对景堂图书馆的感情，笔者本人也曾向它捐赠过500多册图书。
而另一部分主动向图书馆提供信息或图书资料的，却是普普通的读者或市民。他们的文化良知往往令人动容。
在196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冈城茶楼的一名职工匆匆来到图书馆，把一张1909年5月3日出版的《羊城日报》送到馆员手里，让馆员看看是否有收藏价值。馆员翻开报纸仔细一看，竟发现报上有《新会拟在城西河口创立新埠布启》一文，文中把当时西河口现状和远景规划详尽地进行了描述。这可是一份研究新会城市规划和发展史的珍贵资料啊！
1994年7月2日，一位不知名的居民冒雨来到图书馆。他说知政南路有一老妇因搬屋清理出一大堆图书、字画，可能有什么值得收藏的东西。馆员们闻讯，便联系博物馆的同志一同前往观看，结果捡回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图书、字画。其中有一本用蝇头小楷写下的巴掌大的小册子《李宏义堂家谱》。这本小册子详细地记录了李宏义堂家族的世系、公共事业的开支和财产继承等项目，是一份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史的珍贵资料。后来竟引起了不少历史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中山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的教授学者纷纷前来查阅，甚至要把整本书复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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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堂图书馆毕竟不是把藏书作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藏书为广大读者服务。从建馆之日起，它便已成为莘莘学子流连驻足的圣地。如今，在该馆领取借书证的读者高达1.6万。平均每天前来借书的读者有近千人，而到阅览室或展览厅的读者更是难以胜数。读者当中，有工人、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也不乏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肖凤霞、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成露西，日本北陆大学教授西川喜久子以及华师大、中山大学等的研究生和教授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我国著名作家欧阳山，因在“文革”中被抄家，他本人的著作已全部散失。1978年4月，为了搜集他本人的著作准备提供给瑞典记者的访问拍摄之用，他来到了景堂图书馆。使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这里找到了他自己出版的全部著作。
景堂图书馆地方资料的齐备，为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新会的地方历史和风土人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不少研究新会历史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参考材料。新会作家陈占标能够顺利地完成长篇历史小说《一代奇才》、《广东大儒陈白沙》和《江会洪兵传奇》等的创作，都跟这座图书馆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是分不开的。新会不少有成就的科技、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曾经和“景堂”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出景堂图书馆，回首凝望那座镌刻着“智识府库”四个大字的藏书楼，我忽然觉得：这座历史悠久而又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仿佛一名学贯中西的知识老人，搀扶着无数莘莘学子，走向文学艺术和科技的殿堂……
冯平山当年自费筹建公共图书馆的义举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同寻常的震动，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宣传部长、国史馆馆长的戴季陶亲自为景堂图书馆后座二楼顶端书写“智识府库”4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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