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僧”之中,石涛的明宗室身份最为显赫。细讲起来: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兄南昌王朱兴隆的后裔,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后人,是第二代靖江王悼僖王朱赞仪的十世孙,是第十三代靖江王朱亨嘉嫡长子。石涛晚年的画迹上,也出现“靖江后人”的白方文印和“赞之十世孙阿长”的阔边朱文长印,都在表明自己的前朝宗室的高贵出身。石涛姓朱字阿长,名若极,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大明王朝灭亡时,他只有两岁。第二年,父亲靖江王朱亨嘉在广西桂林自称监国,兵败后全家遭到诛杀。混乱中,石涛被家臣救出,逃往全州湘山寺,长大后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这样离奇的身世,即使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天地变色的大时代也是少有。
10岁时,石涛跟随家臣喝涛(曾与石涛一同出家)沿湘江北上,过洞庭湖,经长江抵达武昌,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很多研究者把石涛与屈原相类比,《读离骚》是石涛现存最早一首诗,作于1644年,正是他初到楚地之时。然而石涛毕竟不是忧国忧民的屈原,他所纠结的,更多是难以施展的才能和无处安放的贵族身份。石涛16岁开始云游四方,于康熙五年(1666)来到安徽宣城,往返宣城、黄山和太平,与徽派画家梅清等人来往密切,早早就表现出对传统的“南北宗论”理论的轻蔑态度。期间他数次登抵黄山,大喊“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口号。石涛代表作《山水图册》,就是以黄山为描述对象,其中年代最早的一幅画为石涛26岁时的作品,细品可见画家早期艺术中与徽派风格的渊源。在宣城居住十年后,石涛应友人之邀,于康熙十九年(1680)来到南京。经历国破家亡时,石涛仍是咿呀学语的小孩,并没有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前朝贵胄的身份,却让他在艰难生活中保持了难得的贵气与骄傲。他自诩甚高,不愿做一个安分守己、碌碌无为的僧人,很快在书画上展露天赋。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南巡来到南京长干寺,当地官员寻找的许多著名画家绘制江南诸地名胜供皇帝浏览,石涛也在征召之列。这是他第一次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5年后,康熙又一次南巡至扬州平山草堂,在众多臣子中一眼就看见了石涛,并主动和他交谈。这件事令石涛得意许久,他精心绘制了一幅《河清海晏图》,题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荤迎……一片箫韶真献瑞,凤台重见凤凰鸣。” 还在画作上署“僧元济九顿首”这样的字眼儿,这时的石涛已经以清王朝的属臣为荣了。这两次召见让石涛志得意满,促成了他短暂的燕京之行。 康熙二十九年(1689)石涛来到北京,如一匹千里马到权贵扎堆的地方寻找伯乐。在京城生活的三年中,他不断游走于王室贵族之间,并在不少画作的题跋中表现出对此种生活的满足和骄傲。遗憾的是,官吏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很会画画的和尚,石涛并没有寻得政治上的任何突破。大约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冬季,石涛写下一首诗,大致是说自己即将年过半百,京城的冬天气候寒冷干燥,很不适应,加上作画过于疲劳,卧病于慈源寺。字里行间透露出失意,北上燕京这几年,石涛曾经有过的种种美好想象都化作泡影。期望的“欲向皇家问赏心”是不可能的了,普度众生的禅宗教义也谈不上了,在燕京的社交舞台上,自己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这是石涛对京城三载所做之事的一个最无奈总结。写下这首诗的第二年,石涛画出了他极负盛名的一件作品——《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幅画家为数不多的宏图巨制,是为石涛为原礼部侍郎王封溁所作。画中布满细密的皴擦,层层渲染,点缀以灵动的苔点在山头、数顶、水边,技法变化多端。石涛擅长用笔墨书法情感,最擅长点墨,点的浓淡和大小十分随意,位置也在画中各处,有一种豪迈奔放之美,“法无定法,气概成章”。他倡导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而不是一味仿古,《搜尽奇峰打草稿》中的奇峰怪石,古木飞瀑,都是他北游时所见之景。“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幅画水墨淋漓、苔点繁密,气势磅礴,就像卷后潘季彤在题跋中所评价,“一开卷如宝剑出鞘,令观者为心惊魄动”。
石涛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写入一本名为《苦瓜和尚画语论》的书中,不断强调“师古而化之”的主张。这种突显自我的美术理论,与“四王”等主流画家的仿古论截然不同。王时敏在《西庐画践》中说,人在绘画的时候都喜欢自出新意,以自己的方法为师,谬种流传,以至于画道衰落,古法无法传承。倡导“我自用我法”的石涛就是王时敏指责的对象。清代皇家收藏对象以“古意”为重点,在题材方面欣赏的则是如围猎、塞宴等宏大巨制,赤裸裸地歌颂朝廷的文治武功。石涛所画以展现自我个性为主旨的山水,并不能得到皇家青睐,朝廷最终还是将《南巡图》总设计师的头衔交给了“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的王翚,这件事让石涛在北京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康熙三十二年(1692),石涛心灰意冷,无奈南下,从此定居扬州,再没有远游,晚年以卖画和为别人设计园林为生。石涛虽是明朝宗室后裔,但明亡时还只是一个孩子,等家国的概念在他心中生根成熟,大明王朝早已滚滚而去。他身在佛门,心却在凡尘,晚年还写了一部《北游集》,内容不外乎炫耀自己在皇家之地的风光,引发佛门众人极度不满,被称作“佛门巨滑”。面对佛家的宗派之争,他干脆脱下僧衣,穿上一身道袍。终其一生,在纷纷扰扰的政治和艺术漩涡中,石涛矛盾过、挣扎过,却始终无缘走出时代的藩篱。故宫专家萧燕翼说:“如果我们将这位明王朝覆灭时仅三四岁的孩子,列入前期遗民中,汲汲于民族气节、反抗新朝新政意识的讨论,岂非笑柄耳?”石涛山水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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