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本是明朝靖江王后裔，原名朱若极。若明朝没有灭亡，石涛长大了，也会是 一代藩王。只可惜，他还是个幼童时，崇祯皇帝就被李自成逼得自尽了。眼看着皇帝没了，清军铁骑又被吴三桂引入关内，明朝各地的藩王争着要 “延续国祚”。1645年，石涛的父亲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自称监国，同年因南明内讧而被杀，王宫陷落，仅3岁的石涛被忠仆救出。
从此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王爷，成了反贼子嗣，被南明驱逐，又被大清所不容。一路逃至武昌，出家当了和尚，方才保命。
当明朝彻底亡，吴三桂等明朝降将仍不肯放过他，他们上书清朝皇帝要“剿尽根诛，一劳永逸”，即使是逃出国界到了缅甸的朱姓子孙，都要诱回来捕杀。在这种形势下，石涛虽然已经披上袈裟告别了前尘俗事， 却还是不能完全安心。年少时异于常人艰辛的经历，遁入空门后所受到佛道、禅宗的蒙养，浪迹天涯历练出的宽博的艺术视野，内心既压抑又冲动的情绪，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的渴求，使得他的艺术创作从骨子里就渗透出一股原始的“躁动”，这是人原初的生命张力，蕴含着奔放恣肆的生命激情，宣泄在作品中就充满了动感与活力，有了不落窠臼的创新。
体现在创作理念上，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却不受传统精神束缚，敢于打破陈法。他曾在黄山住了一个多月，看虬枝横空的古松、云雾缭绕的山峦、怪石林立的奇峰，在自己的脑子里飞旋、变化、破碎、 消失、重组。
他画出多幅《黄山图》，并在画上题了同样的诗句 ：“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在云游四海中，他的画技越来越高，并总结出一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在松江，石涛拜一代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旅庵本月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他前后两年，获益匪浅，也确立了在禅林的地位。
父亲朱亨嘉为南明所杀，石涛对清庭并无太大恶感。 他曾相信，京城之行会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他抱着欲向 “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希望康熙皇帝能像顺治皇帝礼待他的老师旅庵本月那样礼待他，他更希望京城的权贵们能像伯乐举荐千里马那样举荐他。
然而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画画赋诗，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然而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人，屈指可数。最终，他只能吟出凄楚哀婉的诗章 ：“诸方乞食苦瓜僧， 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他看清了自己的身份——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他充其量只是个“乞食”的僧人而已！失落中，买舟南下，回到扬州，从此定居此地。
58岁时，石涛遇到了74 岁的八大山人（朱耷）。
和八大山人一样，石涛身上洋溢 着和旧文人迥然不同的自由主义精神，与八大山人的悲怆深沉相比，石涛的苦涩沐浴着健朗的自然天光。
这位老前辈仿佛是另一个石涛。他同样是明朝宗室子弟，同样在明末之后遁入空门，同样擅长丹青。他所经历过的忧愤、折磨比懵懂无知时失去一切的石涛还要多。
见过八大山人后，石涛深深地为他的气质、作品所折服。他开始在画上署一个新的名号 ：大涤子，以表示对自己 彻底洗涤、清理。
他不再讳谈身世，还蓄发还俗，以道人面 貌存世 ；他公开承认了明朝皇族后裔的身份，还在画上第一次使用自己的真名：若极。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大涤草 堂”，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
1700年，石涛完成了《画语录》的创作。
这部集大成的艺术哲学专著，在萎靡不振、 因循守旧的清代画坛，打破陈陈相因的枷锁，将绘画上升到开天辟地的创世高度，不再是技法、图形的层次，而是史诗般的艺术创造， 是一个灵性世界的开启。
绘画者不再是绘画者，而是自我的发现者、灵境的创造者，他在万物中发现自我的灵性，又赋灵性于万物。
石涛，这个在世俗秩序中的失乡者，终于在诗画中找到了故乡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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