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们生活的年代》他去借煤球，屡屡遭拒，后来眼看着人家门口车上的煤球，便忍不住去搬，被发现了。冬天来了，以往的记忆又冒了上来。
烧煤球，烤火，起毛的红色黑色脚蹬裤，携卷着灰尘的中原小村的风，门口的沙土地，头搁在凳子上用刮虱梳刮虱子，掏耳屎扣在脚蹬裤上，油腻的像假发的竖在脑后的黑头发，在风中簌簌掉落的头发，起皱的脸，傻笑，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
冬天家家户户生煤球，我家却不是每年都生。父亲在洛阳打工，我在学校寄宿，那时候，母亲不舍得生煤球，只等到父亲过年回去冷得直叫唤，母亲和他吵起来，最后母亲心疼孩子，就把煤炉生起来。生起来了，却不舍得烧煤，一般一天只烧一个煤球，怎么省呢？就是将煤炉下面的通风口开到像豆子那般大，这样子，煤炉就像一个即将死去的病人一样，半死不活地发出一点热。我奇怪母亲为何这么做？后来才懂得是母亲的精打细算。
有那么一年，即使姐姐、父亲和我都回家来了，也没生起煤炉。一直到年根，才生起来。为什么。父亲对母亲叫着人家来家里行人情，你让人家坐在那里受罪啊？母亲嘟囔着，也不知道能来几个人。你就是块臭狗屎，没人闻没人看的。
生了煤炉，母亲哪有时间烤火，劈柴、做饭、洗碗、喂猪……做不完的活。父亲坐在煤炉边上，手慢慢地翻动着，我和姐姐呢，快速地翻动着。父亲看母亲不在，就赶紧把煤炉的通气孔开大，甚至直接取掉盖子，火烧得旺起来，母亲来的时候父亲赶紧盖上，有时候父亲鼓足勇气不盖，母亲凶他，父亲和母亲火都起来了，吵几句。有时候母亲吃完晚饭才坐下来，看到煤球居然已经烧得不像样了，也不知道换煤球，骂道：害野食，火大看给你烤死哩……心疼着煤球。我觉得母亲也太计较了吧，一点也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后来我才知道家里的账本上记着的都是借钱的数目，母亲是怕欠债太多，而父亲挣的钱又那么寥寥。印象最深的是正月初一正在屋里吃饺子呢，女人在院子里骂骂咧咧，掀开门帘，往外看，她穿着红色大衣，卷着时髦的头发。干嘛来了。要钱来了，家里盖房子拉山上的石粉钱一直拖着好几年没给。
冬天来了，家家户户开始买煤球。卖煤球的开着大三轮车走街串巷卖煤球。上面的改巧喊着，买煤球。母亲假装家里有煤球，说去年的还有。
卖煤球的来到我家房子门口，喊着，买煤不？母亲答，不要了。去年没舍得烧的煤球堆在墙角，只有低矮的几摞，熬不过这个冬天，母亲只有想办法整个冬天不烧煤球，等家人过年回来烧一个月。所以整个冬天别人都睡在有煤炉的暖房里，我的母亲却睡在冷风中，任凭着外面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雪花飞舞像羽毛。小时候的冬天，雪格外大，风格外猛烈。
有时候，母亲也会买一点煤球，二百个，大概几十块钱，母亲心疼极了。所以烧起煤球来格外节省。在母亲的眼中一毛钱也是宝贝呢。地上捡的一角钱母亲也会好好地把它放到盒子里。捡到五毛钱，母亲会傻傻地炫耀着我今天捡了五毛钱。
母亲常说，我烧起煤炉，一天在外砍柴，干活，串门，也不在家坐着，那煤炉没人守着不是浪费吗？只要我们一离开煤炉，母亲便会赶紧将通气孔全部盖上。这时候，煤炉就更加像一个死人了。
在我的印象中，童年的煤炉总是半死不活地，几乎没有一点热度，除了烤的温和的手。我们的腿发冻，穿着厚厚的旧毛线编织成的毛裤，几乎有点动不了了，但是还是冷。因为那些旧毛线实在太旧了，是母亲拆了织织了拆的毛线，怎么可能暖和呢。我们的脚上穿着母亲用旧毛线编织成的毛袜子，有汗水有雪水的浸透，我们的脚冻得像放在冰箱里的猪蹄，一动不动，毫无感觉。我们的上身不算太冷，还算有点温度。我们坐在煤炉边，四面透风，我们的棉袄里有风吹过。坐在煤炉边，就比坐在荒郊野外强那么一点点。我们不愿意起身活动，我们坐着。我将那双几乎要被雪水浸透的布棉鞋脱了，袜子也脱了，抱起我的那双冻得通红的脚，放在煤炉上烤，靠近，再靠近，没有温度啊。怎么会这样呢。贴近了，都搁在煤球上了，没有感受到炙热，没有被烤焦。但是脚不再那么发麻，我将袜子围绕在煤炉边上，潮气和湿气祛除一点，我将鞋子放在煤炉边上。
冬天里，滴水成冰。我们的袜子好多天没洗过了。虽然看起来不脏，但是脚上还是会出点汗的，我们的袜子总是潮潮的，虽然夜里母亲会将我们的袜子放在煤炉边上烤一烤。坐在教室里，我们的脚早已经冻得发麻，我的小脚趾冻得发痒，实在难受。我没和母亲说，说了也没人管，买冻疮膏？买厚羊毛袜？那时候太穷了，一切都在节省。父亲给奶奶买回来两双羊毛袜，我看着眼红。父亲没给我买过，一直到自给自足后，我才知道羊毛袜是多么暖和。
煤炉没有出气筒的话，会煤气中毒。那年，父亲要安装出气筒，母亲坚决不让安，两个人吵了几架。往往是这样，父亲要置办东西，母亲不接受新事物，这都根源于贫穷。母亲说，一般也没啥煤气。父亲说煤气大的睡觉呛鼻子。后来，终于安起来了。玻璃上挖了一个洞。煤气安上了，出气筒还是冰的，因为煤炉压根不舍得开。我们双手抱着出气筒，根本不烫啊。去人家家里，屋子里暖和的很，坐着就不想走了，那么暖和的房间，不管是吃饭，还是做作业都令人感觉舒适。出气筒烫得很，煤炉上边搁着几个花生，那花生吃起来别提多香了。电视机里播放着《神雕侠侣》，没头没尾，但那么好看。
看我家吧。地板是粗糙的水泥地，间或起皮了，碎石灰散落着。天花板高不可攀，是用高粱秆子撑起几块油毛毡，看着就冷，老鼠在上面扑腾扑腾，落着灰尘。墙壁呢，粗糙的发黄的劣质的石灰涂抹不均匀，有各色的斑点。床围布被母亲撤掉了（父亲和她因为这件事吵得不可开交，父亲回来，嚷嚷着挂起窗帘，挂起床围布，母亲说你回来待不了几天，拿出来挂上，走了还得洗，母亲将这些东西都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箱子里呢，不舍得拿出来，母亲过于惜物，这些窗帘，床围布如今再新也没什么用了），睡觉时候被子就贴着那粗糙的墙壁，风透过砖头渗进来（呜咽的西北风）。窗帘被母亲撤掉了，后来挂起母亲从小村墙上扯掉的红色广告布（上面的白字被母亲洗得不那么彻底，有残留）。后面的小窗户上挂着，房间里足够暗。前面的大窗户上挂着，不平整，有凹痕（母亲还没拿回来时候被风吹得），那窗帘的红光使得整个房间更加可怕。窗户常年不打开，房间里弥漫着床头搁着的清洗的韭菜的刺鼻味，腌制的咸菜（咸菜里加点白菜丝、萝卜丝）味……这些气味总是若有若无地传来，我睡着，嫌恶这些味道，心里有火（心里有火，头上容易油腻，那起着毛球的枕巾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黑，却有一种油腻的脑油味，因为父亲枕过）。房间里搁得最多的是坛子，里面是咸菜、方便面袋。坛子是用两块木板架起来的，上面搁着洋火、琐屑、杂物。床上呢，母亲将一些起毛球的我和姐姐的旧衣物拆好，缝在一起，拼成一块毯子，常年铺着。那不平整的“毯子”看起来就脏，从夏天盖到冬天，洗完头发的油腻的有头皮屑的水洗一遍（父亲叫唤着不让母亲洗衣服，怕她用油腻的洗头水洗衣服，但是母亲觉得那洗头水里有洗发膏，那洗头水泼掉太浪费了，那样洗，省了很多肥皂），再洗一遍，挂在院子里。母亲洗完澡，没穿内裤躺在那张“毯子”上，母亲的皮肤白嫩，丰腴，母亲那么丰满美好的肉体却受着脏“毯子”上细菌、琐屑的侵蚀。没有电视机，我加一件脏兮兮的破棉袄（两件棉袄使我几乎胳膊抬不起来，肩膀处受着挤压），坐在板凳上，清鼻涕流着，屁股受着地下凉气的侵蚀。
所以我喜欢串门，不管是去谁家，给人的感觉都是温暖的，只有我家，冷冰冰的，凄惨惨，伴随着灰尘的气味。我那时候一放假回家，放下书包，就开始挽起袖子，扫地，拿抹布擦桌子，因为那桌子上的灰尘没办法放书包、作业本。那个习惯坚持了很多年，上大学再回去，我不需要写作业了，我也不擦桌抹地了，父亲拿起扫帚说我懒，母亲抱怨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对这个冷冰冰的家失望透顶了。我打扫再干净，过年的时候锅碗还是会碎，父母的火气还是那么大，和父亲吵架还是会让我便秘。这个家我只想要逃离。母亲说姐姐懒，不知道打扫卫生，姐姐冒出来的那句“这又不是我家，这要是我家，我肯定好好打扫”使我醍醐灌顶。仿佛说出了我一直想要说但是不敢说的话。姐姐说的话被母亲骂了一顿，我却感到姐姐的思想是那么超前。后来，我一直渴望一个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冬天，在家里院子里坐着，我的头搁在姐姐的腿上，姐姐拿刮虱梳给我刮，下来一只，它飞快地跑，姐姐咯吧一下，把它掐死。继续刮，继续掐。我的头上怎么那么多虱子？除了虱子，还有透明发亮的虮子。头发就像柳条，上面的虮子就像一个个柳芽。太多了，简直是稠密。刮虱梳一刮，梳子上满了，全部磕掉，继续。还有头皮屑，纷飞的头皮屑就像雪花，一抹头发，一手白末。不能说我不讲卫生，因为村里每个穷女孩都一样。
去学校，梳着两个发亮的粗辫子，上课时候，怎么一闹，本子上落着一只又黑又大的虱子，丽霞、茹洋笑疯了，她们后来一直拿这件事取笑我，即使我成绩再好。敏敏在太阳下还给我拔白头发，怪不得后来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煤球是有钱人用的（人家一年四季煤球做饭，我妈很先锋也很固执地一直用柴火，学校的老师、邻居见了都觉得我妈会过日子，也烧起柴火。去齐留云老师家时候，她家的房檐下搁着一个锅头，底下摆了一些木柴）。更多时候，是母亲让我把装草木灰的白灰桶提过来，用小勺子将锅头下面的炭火舀在桶里，提到上房。父亲正在吃饭，我们边吃边烤火，腿暖和的很。等到吃完饭，母亲再舀一次，供我们烤火，炭火总是销蚀得太快，我们坐在被窝里，父亲还守着炭火。那时候的炭火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才坐下来烤火，但是火在哪里？
母亲的手上有很多赖子（冻裂的口子），我说你涂点润面油、雪花膏，母亲说涂那干啥，一会洗手一会和面，一会洗菜哩。母亲的手砍柴、劈柴、和面、剥玉米……才四十岁，一点也不像女人的手，手指粗，手厚，弓起，看起来就是搬砖的男人的手，多赖子，看不到血迹，只看到深深的伤口。我和姐姐的手却那么细嫩，母亲太苦了。就连父亲，也嫌弃母亲的手。
冬天是捋菊花的好日子。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了，母亲到处捋菊花，我让她戴个手套，母亲说戴手套没法捋。就算是戴手套，手套也磨破了。手套磨破的狰狞样子，可以看出母亲捋菊花有多费力。但是菊花很廉价，捋一天，也许才挣十块钱。
连翘值钱。母亲带着馒头带着水走上几十里山路，再爬上高高的山，脸被荆棘、树枝、刺刮伤，就为了捋连翘。连翘不是一个一个摘的，摘太慢，连叶子捋下来，拿回家慢慢拣。一天下来，背回来一麻袋连翘，只可惜连翘长得太稀疏，一袋连翘卖不了几个钱。母亲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值钱，就去弄，攒下来的血汗钱都为孩子，自己甚至不舍得买一斤爱吃的饼干。
买煤球是后来的事了。以前一直是自己家打煤球。爷爷穿着的裤子的裤脚着地，沾染上了煤水。在门口的空地上打煤球，煤灰是买来的，加水用铁锨来回铲，搅拌，活成煤泥。用打煤球机像针筒打针像打气筒打气一样，先将气抽上去，按在煤泥上，吸，然后搁在地上，往下一压，打煤机抽上来，一个煤球就成了。我也打过。看《孔雀》里一家人打煤球，突然下大雨，塑料纸再盖，煤灰全部被雨冲跑。我哭得泪流满面。也许我们家也有那么一次，在萧瑟的秋季（秋季开始打煤球，为冬季做准备）。
爷爷家门口的空地上除了打煤，还是冬天聚集、闲聊、织毛衣、打牌、刮虱的好场所，因为那块地够平。风呼呼地刮着，太阳却明亮亮的。二平、艳萍、宏飞、帅帅、小妞娃，还有大人们搬出椅子坐在那块空地上。二平穿着母亲的黑色的旧脚蹬裤（我当时奇怪呢，我只有小时候穿红色的脚蹬裤，她怎么长大了还穿），起着毛。她头发洗了，还嘀嗒着水。她用掏耳勺掏耳屎，掏一下，在脚蹬裤上蹭一下，掏一下，在脚蹬裤上蹭一下，脚蹬裤上聚集起来一团白色黄色的大块粉末，一只耳朵掏完，用手拂去脚蹬裤上的耳屎，再掏另一只。宏飞躺在小妞娃的腿上，小妞娃帮她掏耳屎，她们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结婚之前。结婚之后，两个人便陌生了。打牌时候，小妞娃和宏飞一家，我和帅帅一家。她俩老玩赖，一会报，一会不报，出了的牌再拿回来，我和帅帅从小耿直，老被欺负。大人们说着话，织着毛衣，奶奶还活着，用手绢擦眼上的眼屎和眼泪，拿出口袋里的一颗糖果，剥了皮放在嘴里，嘴巴鼓起来，慢慢化着。拿出一颗鸡爪（糖枣）ruai（没有牙齿，用牙龈轻轻咬，这里用咬也不合适，所以我用拼音，最形象，这就是方言的绝妙之处）着。大娘总是说三道四，二娘总是有理，三娘声音尖细。艳萍五妞长大了，处于嫁为人妇之前的自由快乐而又蒙昧（没人教，没人说，全凭自己摸索）的时光里。
太阳升到正头顶，人们知道，快上午了，该回去做饭了，做完饭，端着碗，出来吃饭，看看别人都吃的啥。吃完饭，洗完碗，又聚集在空地上了。
冬天，下午是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阳光正好，哪怕啥也不做，就坐着晒太阳，人们也心满意足。人们嘴上说着的是家长里短，从不直接谈钱。日光流年，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过日子。太阳快要落山了，人们也搬着板凳进了自家院子。
2019年11月11日12：09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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