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们生活的年代》他去借煤球,屡屡遭拒,后来眼看着人家门口车上的煤球,便忍不住去搬,被发现了。冬天来了,以往的记忆又冒了上来。
烧煤球,烤火,起毛的红色黑色脚蹬裤,携卷着灰尘的中原小村的风,门口的沙土地,头搁在凳子上用刮虱梳刮虱子,掏耳屎扣在脚蹬裤上,油腻的像假发的竖在脑后的黑头发,在风中簌簌掉落的头发,起皱的脸,傻笑,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
冬天家家户户生煤球,我家却不是每年都生。父亲在洛阳打工,我在学校寄宿,那时候,母亲不舍得生煤球,只等到父亲过年回去冷得直叫唤,母亲和他吵起来,最后母亲心疼孩子,就把煤炉生起来。生起来了,却不舍得烧煤,一般一天只烧一个煤球,怎么省呢?就是将煤炉下面的通风口开到像豆子那般大,这样子,煤炉就像一个即将死去的病人一样,半死不活地发出一点热。我奇怪母亲为何这么做?后来才懂得是母亲的精打细算。
有那么一年,即使姐姐、父亲和我都回家来了,也没生起煤炉。一直到年根,才生起来。为什么。父亲对母亲叫着人家来家里行人情,你让人家坐在那里受罪啊?母亲嘟囔着,也不知道能来几个人。你就是块臭狗屎,没人闻没人看的。
生了煤炉,母亲哪有时间烤火,劈柴、做饭、洗碗、喂猪……做不完的活。父亲坐在煤炉边上,手慢慢地翻动着,我和姐姐呢,快速地翻动着。父亲看母亲不在,就赶紧把煤炉的通气孔开大,甚至直接取掉盖子,火烧得旺起来,母亲来的时候父亲赶紧盖上,有时候父亲鼓足勇气不盖,母亲凶他,父亲和母亲火都起来了,吵几句。有时候母亲吃完晚饭才坐下来,看到煤球居然已经烧得不像样了,也不知道换煤球,骂道:害野食,火大看给你烤死哩……心疼着煤球。我觉得母亲也太计较了吧,一点也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后来我才知道家里的账本上记着的都是借钱的数目,母亲是怕欠债太多,而父亲挣的钱又那么寥寥。印象最深的是正月初一正在屋里吃饺子呢,女人在院子里骂骂咧咧,掀开门帘,往外看,她穿着红色大衣,卷着时髦的头发。干嘛来了。要钱来了,家里盖房子拉山上的石粉钱一直拖着好几年没给。
冬天来了,家家户户开始买煤球。卖煤球的开着大三轮车走街串巷卖煤球。上面的改巧喊着,买煤球。母亲假装家里有煤球,说去年的还有。
卖煤球的来到我家房子门口,喊着,买煤不?母亲答,不要了。去年没舍得烧的煤球堆在墙角,只有低矮的几摞,熬不过这个冬天,母亲只有想办法整个冬天不烧煤球,等家人过年回来烧一个月。所以整个冬天别人都睡在有煤炉的暖房里,我的母亲却睡在冷风中,任凭着外面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雪花飞舞像羽毛。小时候的冬天,雪格外大,风格外猛烈。
有时候,母亲也会买一点煤球,二百个,大概几十块钱,母亲心疼极了。所以烧起煤球来格外节省。在母亲的眼中一毛钱也是宝贝呢。地上捡的一角钱母亲也会好好地把它放到盒子里。捡到五毛钱,母亲会傻傻地炫耀着我今天捡了五毛钱。
母亲常说,我烧起煤炉,一天在外砍柴,干活,串门,也不在家坐着,那煤炉没人守着不是浪费吗?只要我们一离开煤炉,母亲便会赶紧将通气孔全部盖上。这时候,煤炉就更加像一个死人了。
在我的印象中,童年的煤炉总是半死不活地,几乎没有一点热度,除了烤的温和的手。我们的腿发冻,穿着厚厚的旧毛线编织成的毛裤,几乎有点动不了了,但是还是冷。因为那些旧毛线实在太旧了,是母亲拆了织织了拆的毛线,怎么可能暖和呢。我们的脚上穿着母亲用旧毛线编织成的毛袜子,有汗水有雪水的浸透,我们的脚冻得像放在冰箱里的猪蹄,一动不动,毫无感觉。我们的上身不算太冷,还算有点温度。我们坐在煤炉边,四面透风,我们的棉袄里有风吹过。坐在煤炉边,就比坐在荒郊野外强那么一点点。我们不愿意起身活动,我们坐着。我将那双几乎要被雪水浸透的布棉鞋脱了,袜子也脱了,抱起我的那双冻得通红的脚,放在煤炉上烤,靠近,再靠近,没有温度啊。怎么会这样呢。贴近了,都搁在煤球上了,没有感受到炙热,没有被烤焦。但是脚不再那么发麻,我将袜子围绕在煤炉边上,潮气和湿气祛除一点,我将鞋子放在煤炉边上。
冬天里,滴水成冰。我们的袜子好多天没洗过了。虽然看起来不脏,但是脚上还是会出点汗的,我们的袜子总是潮潮的,虽然夜里母亲会将我们的袜子放在煤炉边上烤一烤。坐在教室里,我们的脚早已经冻得发麻,我的小脚趾冻得发痒,实在难受。我没和母亲说,说了也没人管,买冻疮膏?买厚羊毛袜?那时候太穷了,一切都在节省。父亲给奶奶买回来两双羊毛袜,我看着眼红。父亲没给我买过,一直到自给自足后,我才知道羊毛袜是多么暖和。
煤炉没有出气筒的话,会煤气中毒。那年,父亲要安装出气筒,母亲坚决不让安,两个人吵了几架。往往是这样,父亲要置办东西,母亲不接受新事物,这都根源于贫穷。母亲说,一般也没啥煤气。父亲说煤气大的睡觉呛鼻子。后来,终于安起来了。玻璃上挖了一个洞。煤气安上了,出气筒还是冰的,因为煤炉压根不舍得开。我们双手抱着出气筒,根本不烫啊。去人家家里,屋子里暖和的很,坐着就不想走了,那么暖和的房间,不管是吃饭,还是做作业都令人感觉舒适。出气筒烫得很,煤炉上边搁着几个花生,那花生吃起来别提多香了。电视机里播放着《神雕侠侣》,没头没尾,但那么好看。
看我家吧。地板是粗糙的水泥地,间或起皮了,碎石灰散落着。天花板高不可攀,是用高粱秆子撑起几块油毛毡,看着就冷,老鼠在上面扑腾扑腾,落着灰尘。墙壁呢,粗糙的发黄的劣质的石灰涂抹不均匀,有各色的斑点。床围布被母亲撤掉了(父亲和她因为这件事吵得不可开交,父亲回来,嚷嚷着挂起窗帘,挂起床围布,母亲说你回来待不了几天,拿出来挂上,走了还得洗,母亲将这些东西都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箱子里呢,不舍得拿出来,母亲过于惜物,这些窗帘,床围布如今再新也没什么用了),睡觉时候被子就贴着那粗糙的墙壁,风透过砖头渗进来(呜咽的西北风)。窗帘被母亲撤掉了,后来挂起母亲从小村墙上扯掉的红色广告布(上面的白字被母亲洗得不那么彻底,有残留)。后面的小窗户上挂着,房间里足够暗。前面的大窗户上挂着,不平整,有凹痕(母亲还没拿回来时候被风吹得),那窗帘的红光使得整个房间更加可怕。窗户常年不打开,房间里弥漫着床头搁着的清洗的韭菜的刺鼻味,腌制的咸菜(咸菜里加点白菜丝、萝卜丝)味……这些气味总是若有若无地传来,我睡着,嫌恶这些味道,心里有火(心里有火,头上容易油腻,那起着毛球的枕巾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黑,却有一种油腻的脑油味,因为父亲枕过)。房间里搁得最多的是坛子,里面是咸菜、方便面袋。坛子是用两块木板架起来的,上面搁着洋火、琐屑、杂物。床上呢,母亲将一些起毛球的我和姐姐的旧衣物拆好,缝在一起,拼成一块毯子,常年铺着。那不平整的“毯子”看起来就脏,从夏天盖到冬天,洗完头发的油腻的有头皮屑的水洗一遍(父亲叫唤着不让母亲洗衣服,怕她用油腻的洗头水洗衣服,但是母亲觉得那洗头水里有洗发膏,那洗头水泼掉太浪费了,那样洗,省了很多肥皂),再洗一遍,挂在院子里。母亲洗完澡,没穿内裤躺在那张“毯子”上,母亲的皮肤白嫩,丰腴,母亲那么丰满美好的肉体却受着脏“毯子”上细菌、琐屑的侵蚀。没有电视机,我加一件脏兮兮的破棉袄(两件棉袄使我几乎胳膊抬不起来,肩膀处受着挤压),坐在板凳上,清鼻涕流着,屁股受着地下凉气的侵蚀。
所以我喜欢串门,不管是去谁家,给人的感觉都是温暖的,只有我家,冷冰冰的,凄惨惨,伴随着灰尘的气味。我那时候一放假回家,放下书包,就开始挽起袖子,扫地,拿抹布擦桌子,因为那桌子上的灰尘没办法放书包、作业本。那个习惯坚持了很多年,上大学再回去,我不需要写作业了,我也不擦桌抹地了,父亲拿起扫帚说我懒,母亲抱怨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对这个冷冰冰的家失望透顶了。我打扫再干净,过年的时候锅碗还是会碎,父母的火气还是那么大,和父亲吵架还是会让我便秘。这个家我只想要逃离。母亲说姐姐懒,不知道打扫卫生,姐姐冒出来的那句“这又不是我家,这要是我家,我肯定好好打扫”使我醍醐灌顶。仿佛说出了我一直想要说但是不敢说的话。姐姐说的话被母亲骂了一顿,我却感到姐姐的思想是那么超前。后来,我一直渴望一个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冬天,在家里院子里坐着,我的头搁在姐姐的腿上,姐姐拿刮虱梳给我刮,下来一只,它飞快地跑,姐姐咯吧一下,把它掐死。继续刮,继续掐。我的头上怎么那么多虱子?除了虱子,还有透明发亮的虮子。头发就像柳条,上面的虮子就像一个个柳芽。太多了,简直是稠密。刮虱梳一刮,梳子上满了,全部磕掉,继续。还有头皮屑,纷飞的头皮屑就像雪花,一抹头发,一手白末。不能说我不讲卫生,因为村里每个穷女孩都一样。
去学校,梳着两个发亮的粗辫子,上课时候,怎么一闹,本子上落着一只又黑又大的虱子,丽霞、茹洋笑疯了,她们后来一直拿这件事取笑我,即使我成绩再好。敏敏在太阳下还给我拔白头发,怪不得后来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煤球是有钱人用的(人家一年四季煤球做饭,我妈很先锋也很固执地一直用柴火,学校的老师、邻居见了都觉得我妈会过日子,也烧起柴火。去齐留云老师家时候,她家的房檐下搁着一个锅头,底下摆了一些木柴)。更多时候,是母亲让我把装草木灰的白灰桶提过来,用小勺子将锅头下面的炭火舀在桶里,提到上房。父亲正在吃饭,我们边吃边烤火,腿暖和的很。等到吃完饭,母亲再舀一次,供我们烤火,炭火总是销蚀得太快,我们坐在被窝里,父亲还守着炭火。那时候的炭火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才坐下来烤火,但是火在哪里?
母亲的手上有很多赖子(冻裂的口子),我说你涂点润面油、雪花膏,母亲说涂那干啥,一会洗手一会和面,一会洗菜哩。母亲的手砍柴、劈柴、和面、剥玉米……才四十岁,一点也不像女人的手,手指粗,手厚,弓起,看起来就是搬砖的男人的手,多赖子,看不到血迹,只看到深深的伤口。我和姐姐的手却那么细嫩,母亲太苦了。就连父亲,也嫌弃母亲的手。
冬天是捋菊花的好日子。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了,母亲到处捋菊花,我让她戴个手套,母亲说戴手套没法捋。就算是戴手套,手套也磨破了。手套磨破的狰狞样子,可以看出母亲捋菊花有多费力。但是菊花很廉价,捋一天,也许才挣十块钱。
连翘值钱。母亲带着馒头带着水走上几十里山路,再爬上高高的山,脸被荆棘、树枝、刺刮伤,就为了捋连翘。连翘不是一个一个摘的,摘太慢,连叶子捋下来,拿回家慢慢拣。一天下来,背回来一麻袋连翘,只可惜连翘长得太稀疏,一袋连翘卖不了几个钱。母亲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值钱,就去弄,攒下来的血汗钱都为孩子,自己甚至不舍得买一斤爱吃的饼干。
买煤球是后来的事了。以前一直是自己家打煤球。爷爷穿着的裤子的裤脚着地,沾染上了煤水。在门口的空地上打煤球,煤灰是买来的,加水用铁锨来回铲,搅拌,活成煤泥。用打煤球机像针筒打针像打气筒打气一样,先将气抽上去,按在煤泥上,吸,然后搁在地上,往下一压,打煤机抽上来,一个煤球就成了。我也打过。看《孔雀》里一家人打煤球,突然下大雨,塑料纸再盖,煤灰全部被雨冲跑。我哭得泪流满面。也许我们家也有那么一次,在萧瑟的秋季(秋季开始打煤球,为冬季做准备)。
爷爷家门口的空地上除了打煤,还是冬天聚集、闲聊、织毛衣、打牌、刮虱的好场所,因为那块地够平。风呼呼地刮着,太阳却明亮亮的。二平、艳萍、宏飞、帅帅、小妞娃,还有大人们搬出椅子坐在那块空地上。二平穿着母亲的黑色的旧脚蹬裤(我当时奇怪呢,我只有小时候穿红色的脚蹬裤,她怎么长大了还穿),起着毛。她头发洗了,还嘀嗒着水。她用掏耳勺掏耳屎,掏一下,在脚蹬裤上蹭一下,掏一下,在脚蹬裤上蹭一下,脚蹬裤上聚集起来一团白色黄色的大块粉末,一只耳朵掏完,用手拂去脚蹬裤上的耳屎,再掏另一只。宏飞躺在小妞娃的腿上,小妞娃帮她掏耳屎,她们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结婚之前。结婚之后,两个人便陌生了。打牌时候,小妞娃和宏飞一家,我和帅帅一家。她俩老玩赖,一会报,一会不报,出了的牌再拿回来,我和帅帅从小耿直,老被欺负。大人们说着话,织着毛衣,奶奶还活着,用手绢擦眼上的眼屎和眼泪,拿出口袋里的一颗糖果,剥了皮放在嘴里,嘴巴鼓起来,慢慢化着。拿出一颗鸡爪(糖枣)ruai(没有牙齿,用牙龈轻轻咬,这里用咬也不合适,所以我用拼音,最形象,这就是方言的绝妙之处)着。大娘总是说三道四,二娘总是有理,三娘声音尖细。艳萍五妞长大了,处于嫁为人妇之前的自由快乐而又蒙昧(没人教,没人说,全凭自己摸索)的时光里。
太阳升到正头顶,人们知道,快上午了,该回去做饭了,做完饭,端着碗,出来吃饭,看看别人都吃的啥。吃完饭,洗完碗,又聚集在空地上了。
冬天,下午是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阳光正好,哪怕啥也不做,就坐着晒太阳,人们也心满意足。人们嘴上说着的是家长里短,从不直接谈钱。日光流年,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过日子。太阳快要落山了,人们也搬着板凳进了自家院子。
2019年11月11日12:09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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