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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十六代后裔
——文泉先生纪实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最后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所表现的浩然正气,光耀干秋,虎炳史册。文泉先生由侨居美国的长子文龙曾经查清家谱属宋代文天样之后16代子嗣,文泉先生不愧名门之后,桃李满天下,一腔爱国情,为后代留下了今人感叹的一笔。
坎坷一生
文泉,别名树渭,号访卿,一九零一年九月(光绪27年)出生在四川渠县文家沟(现渠县保和乡七星村),祖上原由江西古安迁入湖南,再由湖南迁到四川,最后在渠县琅哪区保和乡文家沟定居。
文泉先生5岁开始在大仙寺周家坝读私塾(现琅琊乡大新村办公室),自幼好学诚朴,重道义品德,后师从李焕章门下读小学,民国4年( 1915年)考入绥定联中(达县联合中学)读书,文先生读书很用功,再加上王维舟老师的热心教育、精心培养,学业成绩优良的文泉,于一九二一年考入四川高师(川大的前身),一九二五年毕业回乡。一九二六年(民国15年)任渠县中学校长,一九三0年兼任渠县女中校长,一九三二年任渠县教育局局长,后改为教育科任科长,文泉先生还任过三善中学(现渠县三汇中学)校长、绥定(达县)联中校长。
文泉先生是国民党员,但思想开明、追求进步。不论是当教师或是担任校长,都很注重团体生活、公共道德和民族意识的培养。他主张严格自治训练,扩张个性,创办了“渠中平民教育社”,力主“有教无类”以谋教育普遍,他倡导“读书活、活读书、读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文龙系文泉先生之长子(文龙系侄子3岁时便过继文泉抚养),文龙到北京读书继后到了美国,文龙于一九五三年从美国写过信回来,一九五七年文泉在重庆任教即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肃反”尾声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时,再次受文龙的株连打为里通外国特务,放至重庆滩口公社劳动,后来又被撤职、降薪、令其回原籍劳动生产(住在渠县瑰哪大关村),文泉返乡后,中共地下党员潘再桃、雍国泰、鲜刚、袁健等曾多次看望、周济过他,文泉当时怕他们受影响,叫他们不要去看他,而他们一再说文先生是他们的校长, 曾多次掩护过他们的地下活动。
(文龙与尼克松总统)
文龙,祖籍四川省广安县观阁镇,生于1931年1月20日,是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十七代后裔。据《文氏家谱》记载:文天祥的先世本居四川成都,五代后唐时由成都迁往江西吉州,文天祥诞生于江西。清代嘉庆五年,文天样的第八代后裔文固国,又举家由江西吉州迁返四川省广安县观音镇(今广安县观阁镇),直至文龙的父亲文树高从观阁镇迁至一溪之隔的四川渠县文山乡,文龙便诞生在文山乡。文龙少年聪颖好学,力求上进,曾就读重庆北碚的朝阳学院和广东中山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其族谱所记载为文天祥之子佛生之后,因尚需更多资料佐证,故存此一说,观者自辨,四海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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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泉先生毕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级政治顾问、留居美国的政治活动家文龙,留居加拿大的化学博士蒋道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石启荣、经济学专家雍文远,大学教授张正禄等,他们分别在中央、省以及科研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文泉先生可谓是得意门生众多、桃李满天下,为国家的振兴,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文泉先生于一九七二年含冤辞世,一九七九年由重庆江北县(现渝北区)平反昭雪,文泉先生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特别是对渠县的教育和发展更是功勋卓著,他的名字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壮大渠中
渠县中学迄今有着近百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栋梁之才遍布世界各地,而文泉先生历任渠中5次校长,是任职次数最多的一位渠县中学校舍落成纪念碑碑文云:文君访卿继长斯校, 日子补苴罐漏,张皇幽渺,百孔千疮,卒无以善其后。屡集县人,议图新构,历之至久,终不能达,无已,始于校之上偏,原有仓魔略为改观,以暂事栖息。然于讲学而开心明目,未之当也,十八年秋,乐至熊旅裕三,兼椎县事,窃窃然谓于学子之身心耳目, 皆所不适,乃进访卿而议更张。复躬亲各地,相视原野。初以祥符寺、李余桥为不可移易之所,最后始择北较场之高原爽垲定焉。
一九二六年(民国15年),文泉先生任渠中校长时,五月拆校侧附近仓废及闲置废朽房屋材料移于学校,建平房25间, 当时有教学班6班,九月五日,文泉先生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揭露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声援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的抗英爱国行动。
一九二八年七月(民国17年),四川省教育厅今将渠中所招11班学生中选出37人,改作三年制师范科牌业。十二月,渠中师生共167 (其中学生149人,教职工13人,工役5人)到大竹参加驻军旅长熊玉章倡导的学艺比竟会。
一九二九年(民国18年),蓝经惟等人,鼓动驻军旅长兼县知事熊玉章,提卖全县庙产、会产,增派学教,选址北较场(现渠中校址), 由校长文泉先生设计、监工,负责修建新校舍。由于经费不足,文泉先生动员一些绅粮捐助, 自己捐资,经过两年艰辛努力,于民国20年2月完工,将学校迁入了新校址(现渠中所在地),文泉先生设计的渠中校舍,从教室到宿舍,到食堂、到礼堂(现大门口左边礼堂),下雨天都不会湿鞋、濯脚,这在当时来说,还是先进的,民国21年5月,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命名渠中为“渠县私立初级中学”。有了以上的旧校和老前辈们的艰苦创业,为渠中发展到今天的全国级示范高中奠定了坚实基础。
(渠县中学)
爱国抗日
文泉先生爱祖国,积极抗日,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三一年五月(民国20年),渠中公民课教师吴秋影(又名吴泰),在周会上向师生演讲两小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县驻军部队闻讯派人到学校缉拿吴,因文先生掩护扑了空;训育主任戴子光(中共党员),也因文先生的支持,弃到绥定联中任教。六月,驻军杨森指令修建渠中礼堂和操场,文泉校长要求杨部派士兵参加建筑,杨部的确派了不少士兵。十一月, "九一八”事后,学校增设军事课,每天两小时,以备抗日救国。文泉校长还组织渠县学生参与渠县抗日援马(马占山,系抗日将领)游艺会,到城乡宣传抗日,募捐支援马部。
一九三七年九月(民国26年),是年下期渠中组织师生编演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并发动师生给前线将士募捐寒衣款,给战士写慰问信。师生爱国抗日情绪高涨。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民国27年),学生熊梦洲、刘学凡、王高若等人,发起成立了《惕励》壁报,参加学生24人,组织同学上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一年后活动停止。七月,学校放署假,校长文泉先生在通知书上规定,学生在假期中必须在家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呈请县府令各乡、镇公所予以协助。
渠中下期开学后,印发了《抗日宣传大纲》,组织学生687人的演讲团,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同年成立“血魂剧团”,学生陈辉武任团长,组织排练节目,逢场上街宣传抗日,有时星期六在校演出。
文泉先生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民国34-35年)任“三善中学”校长时,曾把中共地下党员潘再桃带到三善中学教书, 目的是为了掩护潘,以免潘被抓捕。
文泉先生夫人--李梅杰女士(李焕章之女)知书达理、身材高挑、秀丽斓淑, 曾是四川省女子网球选手,常与军阀杨森一块打网球,文夫人也道杨森系反共老手,连他的亲侄女杨汉秀(共产党员)也是他杀害的。果然,一次打球间隙时,杨森突问文夫人“渠中有共产党员吗?"文夫人淡淡地说“渠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哪去找什么共产党!"一句话,驱散了杨森在心头的疑云,只好作罢。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文泉先生又回渠中任校长。后来接到他老师王维舟(中共地下党员)的通知,于一九四八年到重庆黄桷桠中学当教导主任;一九四九年王维舟又要文到重庆磁器口小学当校长,王维舟进行地下活动就常住该校,一些书籍、宣传品都放在学校,学校也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开会联络的地点。
解放后,王维舟作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文泉先生在重庆市江津经培训后分在重庆江北县一中(校址在水土沱),任高中理化教师。该校原址在江津,一九五三年迁入水土沱(即江一中校址),新校舍又全是文泉先生设计、监工修建。
(民国老相片)
“文革”蒙难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在批“邓拓、吴晗、廖沫沙”、重庆江北一中的文泉先生因文龙从美国写过信给他,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先将文泉下放到重庆滩口公社劳动,后又令其回原籍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和造反派的监督改造。
文泉先生一家6口(文先生夫妇和3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成年人,回到渠县后住在琅琊乡大兴村王家湾一个退堂屋里面。不到20 m”的房子,包括住宿、煮饭等等,拥挤不堪。只好在屋中间用高梁杆夹壁子来隔开,母女俩睡在一边,四个男性睡在另一边。房子的后边是比房子还高2米多的岩。一下雨,岩土就垮在阳沟里,雨水直接流进屋内,几个人用盆子或钵子往外舀水,屋子里仍然是很深的水。遇着这样的天气,吃不上饭,睡不成觉,一家人只有伤心掉泪。等到雨过天晴,把阳沟挖通,泥土挑出去倒掉,水灌不进家里了,谁知红卫兵想什么时候抄家就抄家,挖地三尺还不说,连房子上的瓦都掀掉,说是找“变天账”,找“特务联络的番号”,就是菜坛子都要打烂,房子被翻得一塌糊涂。一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大下,外面不下,里边还在小下,天晴了,里边还滴哒。
文先生的子女也倍受折磨,悄悄抱怨为啥生在这样的家庭,连安生之地都没有,猪狗不如,猪狗还可以避风雨,我们是人啦!文先生想,是我连了这一家人, 自己搬到地坝边一个养猪的茅草棚里和猪住在一起,宁肯己一人受罪,不拖累大家,孰不其然,抄家的三天两头来,有时半夜用或枪将门踹开、撞开,查“特务”在家否。一次,有人发现文先生不在退堂,告诉他是睡在猪棚里,不相信,就将文夫人李梅杰吊在屋梁上毒打,同院子的人熊代一、蒋得于等听见哭叫声,就来证明说文泉是睡在猪圈里边的,一直未到哪里去过。他一个教书先生,骨瘦如柴,走路都得拄拐棍,上能往哪里跑!李梅杰才得救了。
造反派规定,文先生的子女是“狗患子”,走哪里也得请假,不经同意,街称盐打油也不行。每逢下雨天或是漆黑的夜晚,造反派就要文泉去送“通知” (当时通讯不便,上级传达事项就写成纸条叫下级办,此书面材料即为“通知”),文先生长期在外教书, 白天都不熟悉老家道路,夜晚更不滞后楚,有一次他的小儿子文正己帮他送了通知,还被红卫兵痛打一顿。
文先生挨批斗是常事。在文先生的颈项上,经常挂一块很重的木牌(木有1.5市尺长, 1尺宽, 1寸厚,还得自己作牌, 自己写上“里通外国特文泉”),其妻李梅杰也经常陪斗,就连下地劳动也要把木牌挂在胸前,到地边放下,返回家时又把木牌挂回家。否则,一经发现未挂牌就得挨打。
六月天,太阳高照,酷暑难耐,造反派令文先生夫妇和其他“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穿上棉衣棉裤,在太阳晒得滚烫的琅耶街上赤着手脚爬来爬去。前面爬,红小兵就在后面一边用鞭子抽,一边喊"横扫一切小爬虫!"由于又干、又渴、又热、又气,当场就晕死几个人。可文泉先生幸运不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即使病成这样,造反派要批斗时,文泉夫妇还得吊着牌子去。
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文泉先生坐在床上看化学书(高中化学),红卫兵来碰到了,硬说他是在看变天账,在记特务联络番号,上去一把夺下书往地下扔,还要把床上的一堆书往地下扔,文先生急了,用身体护着那一堆书,几个红卫兵拉住他的小腿,把文先生拖下来摔到床下,文先生就中了风,腿也断了,当时无钱治疗,也没有人敢给他治病,不久,文泉先生就活活地被折磨死去,时年71岁。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纠错平反,一九七九年,重庆市江北县也为文泉先生昭雪,落实了政策,后于一九八二年。文泉先生女儿文正蓉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请重庆江北县再次落实文泉先生政策,解决好了抚恤和夫人李梅杰的月生活补助等。经中央首长批示,将文正蓉由新疆调回渠县林业局工作,解决好了中专毕业待遇,恢复干部、评职为工程师等,文正蓉曾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达州市人民代表、市侨联委员等。党的“有错必纠”方针给文泉先生在天之灵聊以告慰,也鼓舞了后人。文龙先生在美国也感动不已,为中美建交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相片)
清廉济困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贪官污史霸道横行,肆意鱼肉乡民,而文泉先生清廉自律,不置私产。
一九三三年,共军进入渠县境内,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怆惶出递,文泉先生时任教育局长,尚有库存银元数千枚,不少单位都赴机各自瓜分报销损失,而文先生借同一人于密室内挖穴埋藏,尔后共军离川长征,各单位复工,文泉先生将银币如数归公,不私一文,教职员工每谈此事,都叹息文公太愚了,而文先生一笑置之。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党抓壮丁非常厉害、有好多是独子或家有残疾人,或父母年迈有病,或生活特别贫穷的, 郁找文泉先生求助,而文先生是有求必应。想法找借口说“是学校校工不能放人,放了人学校就无法上课”等,对方只有走人。如保和乡的胡老二、陈可一、周祖洋、周祖仁、琅哪二大队的李志明、李自义、李自利,望溪乡的张猪儿等,都因文先生出面相助而逃脱当壮丁之苦。
文泉先生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每年腊月施大米两石(1000市斤),将米碾好后,逢赶场天挑在文家沟路边,穷人每过路者发1升或2升,发完为止,年年如此,直至解放。
文泉先生任渠中校长时,一天发现某工友及家人住在学校过道上,文先生很生气,说怎么能让工友住宿走廊呢!当即命人腾出几间屋来,叫工友全家搬了进去,工友万分感激,连说“文校长是好人啦!”
文泉先生任三善中学(现三汇中学)校长时,一天放学后在河边散步,突然有一孩童失足落水,高声呼救,岸上数十人围观,没有一人下河施救。而文先生不会浮水,只有跺脚。其间有一人说:“谁给我 10块大洋,我便下河去救”。文先生毫不犹豫地从长衫里数出10块现洋,对那人说:“你把人救上来,我就给你”。孩童被救,文先生不等他醒来就悄悄走了。事后,孩童家人打听到是文校长出钱救了他,硬要拜文先生为干爹,说文校长是好人,是菩萨心肠,这样的人打起灯笼也难找啊!
文泉先生原在兰家梭石板(现广安市广兴镇)有祖业、田地和房产。有一个姓黄靠卖窑货和另一个替人背盐下力为生的盐客,他们两家十分贫寒,入不敷出,生活拮据。文先生把田地给他们种,房子给他们住,却从未收过一分钱。一九六七年文先生含冤下放回原藉劳动,他们听说后,马上送了大米、玉米、腊肉来,估计各有100斤左右。而文先生一再叫他们背回去,说粮食、肉食都是供应,不缺吃。二人回答说:“我们已偷偷分田到户,不愁吃的,文先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定要收下。知恩图报、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们不能忘了祖训。”后来两家人又多次偷偷送过粮食和腊肉给文先生。
文泉先生在解放前曾住在渠县城里(现商业大厦位置),因日本人轰炸渠城后,文先生一家搬回了琅琊街上居住,租的是善堂里的房子,有住房和门面。邻居李大成一家很穷,上无片瓦,下无寸上,靠打草鞋维生,生活十分艰难。文先生很同情他,给了他4间房子住,支持他钱,叫他织土布、磨豆腐在文先生的门市上卖,直到解放,而文先生从未收过他一分钱租金(其后人的后人至今也感恩戴德不尽)。在琅琊河边居住的黄国荣,其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母亲靠当奶妈来维持一家生活,文先生从一九四O年起,年年周济黄家直至解放。解放后,黄国荣在重庆某公安局任局长,临死时把文先生周济他家的事告诉后人,儿子黄正南也在重庆某公安局工作,常与文先生后人通电话,还常回渠县看望文先生的后人,到文先生夫妇坟墓上烧纸钱等。
(文泉之女文正蓉提供史料,杨青撰文,文四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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