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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十六代后裔
——文泉先生纪实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最后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所表现的浩然正气，光耀干秋，虎炳史册。文泉先生由侨居美国的长子文龙曾经查清家谱属宋代文天样之后16代子嗣，文泉先生不愧名门之后，桃李满天下，一腔爱国情，为后代留下了今人感叹的一笔。
坎坷一生
文泉，别名树渭，号访卿，一九零一年九月(光绪27年)出生在四川渠县文家沟(现渠县保和乡七星村),祖上原由江西古安迁入湖南，再由湖南迁到四川，最后在渠县琅哪区保和乡文家沟定居。
文泉先生5岁开始在大仙寺周家坝读私塾(现琅琊乡大新村办公室)，自幼好学诚朴，重道义品德，后师从李焕章门下读小学，民国4年( 1915年)考入绥定联中(达县联合中学)读书，文先生读书很用功，再加上王维舟老师的热心教育、精心培养，学业成绩优良的文泉，于一九二一年考入四川高师(川大的前身),一九二五年毕业回乡。一九二六年(民国15年)任渠县中学校长，一九三0年兼任渠县女中校长，一九三二年任渠县教育局局长，后改为教育科任科长，文泉先生还任过三善中学(现渠县三汇中学)校长、绥定(达县)联中校长。
文泉先生是国民党员，但思想开明、追求进步。不论是当教师或是担任校长，都很注重团体生活、公共道德和民族意识的培养。他主张严格自治训练，扩张个性，创办了“渠中平民教育社”，力主“有教无类”以谋教育普遍，他倡导“读书活、活读书、读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文龙系文泉先生之长子(文龙系侄子3岁时便过继文泉抚养)，文龙到北京读书继后到了美国，文龙于一九五三年从美国写过信回来，一九五七年文泉在重庆任教即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肃反”尾声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时，再次受文龙的株连打为里通外国特务，放至重庆滩口公社劳动，后来又被撤职、降薪、令其回原籍劳动生产(住在渠县瑰哪大关村),文泉返乡后，中共地下党员潘再桃、雍国泰、鲜刚、袁健等曾多次看望、周济过他，文泉当时怕他们受影响，叫他们不要去看他，而他们一再说文先生是他们的校长， 曾多次掩护过他们的地下活动。
（文龙与尼克松总统）
文龙，祖籍四川省广安县观阁镇，生于1931年1月20日，是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十七代后裔。据《文氏家谱》记载：文天祥的先世本居四川成都，五代后唐时由成都迁往江西吉州，文天祥诞生于江西。清代嘉庆五年，文天样的第八代后裔文固国，又举家由江西吉州迁返四川省广安县观音镇（今广安县观阁镇），直至文龙的父亲文树高从观阁镇迁至一溪之隔的四川渠县文山乡，文龙便诞生在文山乡。文龙少年聪颖好学，力求上进，曾就读重庆北碚的朝阳学院和广东中山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其族谱所记载为文天祥之子佛生之后，因尚需更多资料佐证，故存此一说，观者自辨，四海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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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泉先生毕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级政治顾问、留居美国的政治活动家文龙，留居加拿大的化学博士蒋道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石启荣、经济学专家雍文远，大学教授张正禄等，他们分别在中央、省以及科研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文泉先生可谓是得意门生众多、桃李满天下，为国家的振兴，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文泉先生于一九七二年含冤辞世，一九七九年由重庆江北县(现渝北区)平反昭雪，文泉先生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特别是对渠县的教育和发展更是功勋卓著，他的名字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壮大渠中
渠县中学迄今有着近百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栋梁之才遍布世界各地，而文泉先生历任渠中5次校长，是任职次数最多的一位渠县中学校舍落成纪念碑碑文云：文君访卿继长斯校， 日子补苴罐漏，张皇幽渺，百孔千疮，卒无以善其后。屡集县人，议图新构，历之至久，终不能达，无已，始于校之上偏，原有仓魔略为改观，以暂事栖息。然于讲学而开心明目，未之当也，十八年秋，乐至熊旅裕三，兼椎县事，窃窃然谓于学子之身心耳目， 皆所不适，乃进访卿而议更张。复躬亲各地，相视原野。初以祥符寺、李余桥为不可移易之所，最后始择北较场之高原爽垲定焉。
一九二六年(民国15年)，文泉先生任渠中校长时，五月拆校侧附近仓废及闲置废朽房屋材料移于学校，建平房25间， 当时有教学班6班，九月五日，文泉先生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揭露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声援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的抗英爱国行动。
一九二八年七月(民国17年),四川省教育厅今将渠中所招11班学生中选出37人，改作三年制师范科牌业。十二月，渠中师生共167 (其中学生149人，教职工13人，工役5人)到大竹参加驻军旅长熊玉章倡导的学艺比竟会。
一九二九年(民国18年)，蓝经惟等人，鼓动驻军旅长兼县知事熊玉章，提卖全县庙产、会产，增派学教，选址北较场(现渠中校址)， 由校长文泉先生设计、监工，负责修建新校舍。由于经费不足，文泉先生动员一些绅粮捐助， 自己捐资，经过两年艰辛努力，于民国20年2月完工，将学校迁入了新校址(现渠中所在地)，文泉先生设计的渠中校舍，从教室到宿舍，到食堂、到礼堂(现大门口左边礼堂)，下雨天都不会湿鞋、濯脚，这在当时来说，还是先进的，民国21年5月，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命名渠中为“渠县私立初级中学”。有了以上的旧校和老前辈们的艰苦创业，为渠中发展到今天的全国级示范高中奠定了坚实基础。
（渠县中学）
爱国抗日
文泉先生爱祖国，积极抗日，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三一年五月(民国20年),渠中公民课教师吴秋影(又名吴泰),在周会上向师生演讲两小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县驻军部队闻讯派人到学校缉拿吴，因文先生掩护扑了空；训育主任戴子光(中共党员),也因文先生的支持，弃到绥定联中任教。六月，驻军杨森指令修建渠中礼堂和操场，文泉校长要求杨部派士兵参加建筑，杨部的确派了不少士兵。十一月， "九一八”事后，学校增设军事课，每天两小时，以备抗日救国。文泉校长还组织渠县学生参与渠县抗日援马(马占山，系抗日将领)游艺会，到城乡宣传抗日,募捐支援马部。
一九三七年九月(民国26年),是年下期渠中组织师生编演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并发动师生给前线将士募捐寒衣款，给战士写慰问信。师生爱国抗日情绪高涨。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民国27年),学生熊梦洲、刘学凡、王高若等人,发起成立了《惕励》壁报，参加学生24人，组织同学上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一年后活动停止。七月，学校放署假，校长文泉先生在通知书上规定，学生在假期中必须在家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呈请县府令各乡、镇公所予以协助。
渠中下期开学后，印发了《抗日宣传大纲》，组织学生687人的演讲团，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同年成立“血魂剧团”，学生陈辉武任团长，组织排练节目，逢场上街宣传抗日，有时星期六在校演出。
文泉先生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民国34-35年)任“三善中学”校长时，曾把中共地下党员潘再桃带到三善中学教书， 目的是为了掩护潘，以免潘被抓捕。
文泉先生夫人--李梅杰女士(李焕章之女)知书达理、身材高挑、秀丽斓淑， 曾是四川省女子网球选手，常与军阀杨森一块打网球，文夫人也道杨森系反共老手，连他的亲侄女杨汉秀(共产党员)也是他杀害的。果然，一次打球间隙时，杨森突问文夫人“渠中有共产党员吗?"文夫人淡淡地说“渠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哪去找什么共产党!"一句话，驱散了杨森在心头的疑云，只好作罢。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文泉先生又回渠中任校长。后来接到他老师王维舟(中共地下党员)的通知，于一九四八年到重庆黄桷桠中学当教导主任;一九四九年王维舟又要文到重庆磁器口小学当校长，王维舟进行地下活动就常住该校，一些书籍、宣传品都放在学校，学校也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开会联络的地点。
解放后，王维舟作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文泉先生在重庆市江津经培训后分在重庆江北县一中(校址在水土沱)，任高中理化教师。该校原址在江津，一九五三年迁入水土沱(即江一中校址),新校舍又全是文泉先生设计、监工修建。
（民国老相片）
“文革”蒙难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在批“邓拓、吴晗、廖沫沙”、重庆江北一中的文泉先生因文龙从美国写过信给他，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先将文泉下放到重庆滩口公社劳动，后又令其回原籍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和造反派的监督改造。
文泉先生一家6口(文先生夫妇和3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成年人，回到渠县后住在琅琊乡大兴村王家湾一个退堂屋里面。不到20 m”的房子，包括住宿、煮饭等等，拥挤不堪。只好在屋中间用高梁杆夹壁子来隔开，母女俩睡在一边，四个男性睡在另一边。房子的后边是比房子还高2米多的岩。一下雨，岩土就垮在阳沟里，雨水直接流进屋内，几个人用盆子或钵子往外舀水，屋子里仍然是很深的水。遇着这样的天气，吃不上饭，睡不成觉，一家人只有伤心掉泪。等到雨过天晴，把阳沟挖通，泥土挑出去倒掉，水灌不进家里了，谁知红卫兵想什么时候抄家就抄家，挖地三尺还不说，连房子上的瓦都掀掉，说是找“变天账”，找“特务联络的番号”，就是菜坛子都要打烂，房子被翻得一塌糊涂。一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大下，外面不下，里边还在小下，天晴了，里边还滴哒。
文先生的子女也倍受折磨，悄悄抱怨为啥生在这样的家庭，连安生之地都没有，猪狗不如，猪狗还可以避风雨，我们是人啦!文先生想，是我连了这一家人， 自己搬到地坝边一个养猪的茅草棚里和猪住在一起，宁肯己一人受罪，不拖累大家，孰不其然，抄家的三天两头来，有时半夜用或枪将门踹开、撞开，查“特务”在家否。一次，有人发现文先生不在退堂，告诉他是睡在猪棚里，不相信，就将文夫人李梅杰吊在屋梁上毒打，同院子的人熊代一、蒋得于等听见哭叫声，就来证明说文泉是睡在猪圈里边的，一直未到哪里去过。他一个教书先生，骨瘦如柴，走路都得拄拐棍，上能往哪里跑!李梅杰才得救了。
造反派规定，文先生的子女是“狗患子”，走哪里也得请假，不经同意，街称盐打油也不行。每逢下雨天或是漆黑的夜晚，造反派就要文泉去送“通知” (当时通讯不便，上级传达事项就写成纸条叫下级办，此书面材料即为“通知”),文先生长期在外教书， 白天都不熟悉老家道路，夜晚更不滞后楚，有一次他的小儿子文正己帮他送了通知，还被红卫兵痛打一顿。
文先生挨批斗是常事。在文先生的颈项上，经常挂一块很重的木牌(木有1.5市尺长， 1尺宽， 1寸厚，还得自己作牌， 自己写上“里通外国特文泉”),其妻李梅杰也经常陪斗，就连下地劳动也要把木牌挂在胸前，到地边放下，返回家时又把木牌挂回家。否则，一经发现未挂牌就得挨打。
六月天，太阳高照，酷暑难耐，造反派令文先生夫妇和其他“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穿上棉衣棉裤，在太阳晒得滚烫的琅耶街上赤着手脚爬来爬去。前面爬，红小兵就在后面一边用鞭子抽，一边喊"横扫一切小爬虫!"由于又干、又渴、又热、又气，当场就晕死几个人。可文泉先生幸运不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即使病成这样，造反派要批斗时,文泉夫妇还得吊着牌子去。
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文泉先生坐在床上看化学书(高中化学),红卫兵来碰到了，硬说他是在看变天账，在记特务联络番号，上去一把夺下书往地下扔，还要把床上的一堆书往地下扔，文先生急了，用身体护着那一堆书，几个红卫兵拉住他的小腿，把文先生拖下来摔到床下，文先生就中了风，腿也断了，当时无钱治疗，也没有人敢给他治病，不久，文泉先生就活活地被折磨死去，时年71岁。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纠错平反，一九七九年，重庆市江北县也为文泉先生昭雪，落实了政策，后于一九八二年。文泉先生女儿文正蓉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请重庆江北县再次落实文泉先生政策，解决好了抚恤和夫人李梅杰的月生活补助等。经中央首长批示，将文正蓉由新疆调回渠县林业局工作，解决好了中专毕业待遇，恢复干部、评职为工程师等，文正蓉曾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达州市人民代表、市侨联委员等。党的“有错必纠”方针给文泉先生在天之灵聊以告慰，也鼓舞了后人。文龙先生在美国也感动不已，为中美建交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相片）
清廉济困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贪官污史霸道横行，肆意鱼肉乡民，而文泉先生清廉自律，不置私产。
一九三三年，共军进入渠县境内，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怆惶出递，文泉先生时任教育局长，尚有库存银元数千枚，不少单位都赴机各自瓜分报销损失，而文先生借同一人于密室内挖穴埋藏，尔后共军离川长征，各单位复工，文泉先生将银币如数归公，不私一文，教职员工每谈此事，都叹息文公太愚了，而文先生一笑置之。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党抓壮丁非常厉害、有好多是独子或家有残疾人，或父母年迈有病，或生活特别贫穷的， 郁找文泉先生求助，而文先生是有求必应。想法找借口说“是学校校工不能放人，放了人学校就无法上课”等，对方只有走人。如保和乡的胡老二、陈可一、周祖洋、周祖仁、琅哪二大队的李志明、李自义、李自利，望溪乡的张猪儿等，都因文先生出面相助而逃脱当壮丁之苦。
文泉先生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每年腊月施大米两石(1000市斤)，将米碾好后，逢赶场天挑在文家沟路边，穷人每过路者发1升或2升，发完为止，年年如此，直至解放。
文泉先生任渠中校长时，一天发现某工友及家人住在学校过道上，文先生很生气，说怎么能让工友住宿走廊呢!当即命人腾出几间屋来，叫工友全家搬了进去，工友万分感激，连说“文校长是好人啦!”
文泉先生任三善中学(现三汇中学)校长时，一天放学后在河边散步，突然有一孩童失足落水，高声呼救，岸上数十人围观，没有一人下河施救。而文先生不会浮水，只有跺脚。其间有一人说:“谁给我 10块大洋，我便下河去救”。文先生毫不犹豫地从长衫里数出10块现洋，对那人说:“你把人救上来，我就给你”。孩童被救，文先生不等他醒来就悄悄走了。事后，孩童家人打听到是文校长出钱救了他，硬要拜文先生为干爹，说文校长是好人，是菩萨心肠，这样的人打起灯笼也难找啊!
文泉先生原在兰家梭石板(现广安市广兴镇)有祖业、田地和房产。有一个姓黄靠卖窑货和另一个替人背盐下力为生的盐客，他们两家十分贫寒，入不敷出，生活拮据。文先生把田地给他们种，房子给他们住，却从未收过一分钱。一九六七年文先生含冤下放回原藉劳动，他们听说后，马上送了大米、玉米、腊肉来，估计各有100斤左右。而文先生一再叫他们背回去，说粮食、肉食都是供应，不缺吃。二人回答说:“我们已偷偷分田到户，不愁吃的，文先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定要收下。知恩图报、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们不能忘了祖训。”后来两家人又多次偷偷送过粮食和腊肉给文先生。
文泉先生在解放前曾住在渠县城里(现商业大厦位置)，因日本人轰炸渠城后，文先生一家搬回了琅琊街上居住，租的是善堂里的房子，有住房和门面。邻居李大成一家很穷，上无片瓦，下无寸上，靠打草鞋维生，生活十分艰难。文先生很同情他，给了他4间房子住，支持他钱，叫他织土布、磨豆腐在文先生的门市上卖，直到解放，而文先生从未收过他一分钱租金(其后人的后人至今也感恩戴德不尽)。在琅琊河边居住的黄国荣，其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母亲靠当奶妈来维持一家生活，文先生从一九四O年起，年年周济黄家直至解放。解放后，黄国荣在重庆某公安局任局长，临死时把文先生周济他家的事告诉后人，儿子黄正南也在重庆某公安局工作，常与文先生后人通电话，还常回渠县看望文先生的后人，到文先生夫妇坟墓上烧纸钱等。
（文泉之女文正蓉提供史料，杨青撰文，文四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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