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及洛克的人类理智探究时深感，迄今哲学没有找到滿意的答案，那就是说明我们对自身以外的事物和对我们自己的心灵活动如何有认识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揭示了人类思维是有它的规则的，即概念使用的规则和推理演绎的规则。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推理演绎的三段论，等等。然而时代的局限，则使亚里士多德没有能够进一步透过形式逻辑看到，人类抽象思维是一种概念逻辑的展开。概念逻辑不仅仅在思想面前显现了它的形式逻辑，更内涵着它的指称逻辑，统摄逻辑，组合逻辑，进阶逻辑，归纳逻辑，推导逻辑，反馈逻辑，自我逻辑，以及辩证逻辑，数理逻辑，集合逻辑等，它们共同地在无限多样概念的历史绽出中，组成了制导人类抽象思维的概念模式。
康德认为人类的心灵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它的时空样式和判断样式之能动的，以此制作经验材料，生成人类的认识，并赋予知识普遍必然的绝对基础。也就是说，一切认识都是心灵方式的时空制作和判断制作。康德的学说奠定了认识是一种人类主体方式的制作，扬弃了洛克和休谟的人类理智论的“白板”之说，开创了认识是主体方式制作的近代认识论，带来了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革命性变化。康德的缺陷是，他的心灵方式是建立在抽去一切经验质料，留下的是不依赖任何经验质料的时空方式和判断方式的思想实验。在康德看来，这种不依赖任何经验质料的时空方式和判断方式只能是纯粹先验的心灵属性和心灵方式。康德之所以得出纯粹先验的心灵方式之见，一方面，在于他所追求的普遍必然的绝对知识基础，只能从经验的局限转向心灵的统摄，沉醉于思想实验的设置；另一方面，时代的局限，使他看不到人类的抽象思维，人类的认识，或者说人类的心灵方式，并不是用一种思想实验的设置所能定论和解释的。人类的心灵拥有语言的、图画的符号指称能力，拥有抽象的思维能力，拥有反馈经验实证求取的制作能力，这样的指称能力，思维能力和制作能力，不是用心灵的时空方式和判断方式来说明的，特别是把时空解释为心灵方式更是充满争议的，例如，在休谟悖论中，时空是数学方式的；在牛顿那里，时空是自我绝对方式的；在莱布尼茨那里，时空是经验的抽象；在马赫那里，时空是感觉要素的复合；在爱因斯坦那里，时空具有它的物理特性；在量子力学那里，时空具有不确性，等等。要较为透彻地说明认识的本质和由来，说明人类的抽象思维，说明人类认识和创造的主体方式，则要通过地球生命意识方式的演化，人类意识结构的起源，以及人类意识结构的运动来说明的。这样的说明恰恰是当代认识论哲学和主体论哲学的使命和课题。
黑格尔逻辑学以抽象为本，阐述了概念从抽象的“有”上升到具体的“有”，以自身能动的变易法则，通过对立统一的进阶，新的异化，再进阶的必然过程，成为一切事物规定的根本所在和全体所在。黑格尔逻辑学揭示了人类抽象思维和哲学思维，是概念运动的必然绽出。黑格尔的缺陷是，他不了解抽象的本质是符号指称的标识，没有符号指称的标识，人类头脑中就不会有抽象的出现和存在。此外，概念在黑格尔逻辑学中，不是世俗的而是高于自然和人间的，是“绝对理念”的显现，概念如同上帝一样，我们只可讨论它的万能而不可讨论它的身世和由来。而真实所在是，概念源自于符号指称的抽象构造，即是由符号指称造就的指称和对象联结的名称和性状的抽象构造，是有它的世俗的身世和由来的。只有把黑格尔的概念论放置于人类意识方式的思考和探究，才能把概念论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解放出来，荻得新的人类概念意识理论的论述。
卡西尔的符号学，揭示了人类语言、图画都是一种符号系统。人类文化以符号的制作为初始，是建立在符号制作和建构上的符号文化。语言和信号的区别是，语言是指称的，具有文化创造的功能；信号是指向的，是不具有文化创造功能的。卡西尔符号学为探究人类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带来了符号为源头的启示。卡西尔的不足是，他的学说始终停滞在了符号的迷恋之中，第一，没有进一步探究符号起源的经验历史和从符号到语言的历史演变，而是认为符号和语言是人类意识结构中的一种先验能力，并举例了婴儿到了一定的年令就会本能地显现给予事物名命的渴望；第二，没有进一步从符号到概念，揭示概念生成和构造的历史之谜，从更高的山顶上看清符号之河的流向，揭开人类概念思维方式的真实由来。
上世纪初出现的现代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人类的主体方式和人置世界进行了各自的探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承续康德和黑格尔的同时，扬弃了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认为，无论世界还是存在，都是人置的世界和人置的存在，或者说，世界和存在都是以人置为内核的整体世界和整体存在，由此既扬弃了“物自体”也扬弃了“绝对理念”。
在这样的基础上:
分析哲学认为，人的主体方式是语言，语言的建构规则就是人置世界的建构规则，哲学上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语言使用不当造成的，只有进行深入的语言分析和治疗，才能达到哲学的还原，使哲学得到重构，以通用的语言标准达到完善的人置世界。然而，分析哲学的问题是，从来也没有深入到语言产生的历史探究，也没有深入到语言从指称声符到部落口语进而到国家文字语言的历史进程，更没有深入到语言到概念的探究。他们对语义和语境，以及通用语言标准作了极为精细的分析、推敲和设计，但这些极为精细的分析、推敲和设计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勘明，相反陷入了越说越复杂，越说越说不清的迷茫而不了了之。
现象学则认为，世界是一种纯意识的人置，是一种虚无中的绽出。现象学认为纯意识处在种种遮蔽中，让人难以看清，但可以通过一系列悬搁而使它裸落，从而使我们在纯意识的直达中直观本质和现象，直观意向和行为，通达人置世界的本质所在和虚无中的人的自由绽出和取向。可是现象学的一系列悬搁所套用的仍是康德抽去一切经验质料留下的是纯粹的心灵方式的思想实验，同样不能说明纯意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实在构造，更不能说明离开了巳有的历史条件，人们是怎样可以从虚无中生成和创造历史的。现象学并不能给人置世界的主体方式带来脚踏实地的说明。
存在主义则认为，存在是一个以人为“此在”的整体存在，是由“此在”对存在问题的发问，操心，经营所绽出的，没有“此在”对存在问题的发问，操心，经营，存在也就失去了它的显现而变得毫无意义。存在主义认为，已往的哲学由于担搁了存在问题而陷入了深深危机，需要给予解蔽和敞开，从而使哲学得到拯救。但是，人们总要现实地关注，“此在”的种种发问从何而来？没有星空何来星空的发问？没有人间何来人间的发问？没有语言何来存在问题的指称？如此等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分析哲学一样，尽管刻意地、费尽心思地创立和使用了各种奇奥的、晦涩的，让人捉摸不透术语，但它们在实际上都没有能够真正地从思想和经验统一，先验和经验统一，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统一的高度和视野开阔中，说明人类的认识，人类的抽象思维，人类的主体方式和人置世界的创立。
中国古代哲学在数千年中，始终沉浸于天人合一，名分正统和阴阳变易的研磨释惑，亦讨论了认识问题，如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理学的格物致知，心学的相由心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等等。其主要关注之点是认识的经验方式，主张的是认识的客观反映论，这种认识的客观反映论始终没有触及认识的本质和界限，认识的主体方式，认识的抽象思维，思维的基本规则，人置世界的创立等更为深入的哲学探讨。在近现代认识论哲学和主体论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传统哲学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的主导上处在了历史的缺位之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篡编，厚厚上下两册一千多页，一册是诸子时代，另一册是经学时代，而对中国的近现代哲学则予以空置，始终未能落一下字，仍是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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