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散毒,西班牙人背锅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堪萨斯州富恩斯顿营地一家急诊医院的军人患者。富恩斯顿营地在1918年3月4日记录了西班牙流感的第一例军事病例。
1918年3月4日,堪萨斯州莱利堡富恩斯顿营地的一位厨师,阿尔伯特·吉奇尔(Albert Gitchell)被送入病房,诊断为流感。这是第一份有记录的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军人病例。最后,这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数亿人,并造成5000多万人死亡。
尽管这种流感病毒明显具有传染性,但由于病例的症状都比较轻微,而法国和英国人都在迫切需要他们的新盟友,美国提供更多的士兵去填入欧洲的战壕以便最终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莱利堡的指挥官下令保持人员流动,也就是可以进出全国各军事基地的人员不受干扰。只有需要住院治疗的流感患者例外。
从富恩斯顿营地出来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从营地到出发港口,到海军基地和其他地方,受感染的士兵都会将疾病传播开来,留下越来越多的新型流感病毒的受害者。
这些士兵到达欧洲后,又很快把病毒传播到了整个法国,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越过战壕转播到了德国,整个欧洲都没跑掉。
1918年,约翰·潘兴将军和海军少将阿尔伯特·格利夫斯在法国布雷斯特港西雅图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西班牙流感通过运兵船被运送过大西洋,实际上有约12,000名士兵在船上死于流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国宣战德国时许多国家顶级的医疗专业人员要么应征入伍要么被征召,因此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能够获得最好的医疗照顾。 但由于流感疫苗尚未发明,医生们对抗传染病传播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隔离。
不幸的是,由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必须快速进行军队的训练和部署,从陆军卫生总监少将等军队的医疗专业人员开始,大家都无法有效执行隔离。
从击败巴拿马疟疾的威廉·戈加斯将军到海军后勤总监威廉· C·布雷斯特海军少将,他们都知道将会是一波接一波的流感病例,但无力阻止。
然而,只有双方最高级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才知道这场流行病带来的威胁有多大。但他们害怕这样的消息会摧毁民众的士气帮助敌人同盟国各国列强都进行了严格的媒体审查。关于病毒的消息只存在于地方报纸的报道之中,这样给人一种问题只是发生在一个区域的印象。
这些西方国家中唯一例外的是中立国西班牙。当被感染的工人从法国回到西班牙时,西班牙大量报纸纷纷报道,于是西班牙就被扣上了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帽子:西班牙大流感。
在大流行期间,威廉·C·布雷斯特海军少将是美国海军的卫生总监。他估计最终有40%的海军人员感染了西班牙流感。
到1918年夏初,西班牙流感似乎已经过去了,双方的军事当局高层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结局,他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回即将发起的新攻势上,无论如何赢得战争最重要。
然而,在一份日期为1918年9月7日的每周状态报告中,头几行就揭示了他们的错误想法,这份报告是海军卫生总监布雷斯特给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的。
布雷斯特的消息以乐观的开场句开始:“海军的健康状况仍然优秀,因为各种原因的入伍率都低于和平时期的平均率。 ”
然而,下一句就给人带来不详的预感:“然而,流感的发病率正在增加!”
美国海军护士团团长Lenah Higbee是第一位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的女性,她因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的服务而获此殊荣。
到月底的时候,美国海军医疗和手术局(BUMED)面临了其存在以来的最大挑战,等到这个挑战结束时,有七个成员:超级主管Lenah H. Sutcliffe Higbee,中校Lee McGuire,中尉William Redden,护士玛丽·路易丝·希德尔,护士莉莲·墨菲,护士埃德娜·普拉斯和医院学徒一等兵Carey Miller,因他们在对抗西班牙流感的英勇努力中获得海军十字勋章。
挺身而出的海军护士团
在1918年,美国海军护士团庆祝了它的十周年生日。创始人Lenah Higbee是超级主管,最初的20名护士被称为“神圣二十人团”。到1917年四月美国参战时,护士团已经有160名护士在履职,15个月后则增长到了1082名。
巧的是,在1918年的8月底到9月初,流感的第二波暴力且致命的袭击开始了。
在全国和海外的海军医院中,海军护士突发发现自己处在了医疗前线,他们在令人震惊和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以拯救病人的生命,许多人也成为了这场疾病的受害者,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由于从全国各地接收了许多兵员,位于芝加哥北部的大湖海军训练基地成为了这第二波流感的震中地带。
当护理学校毕业生Josie Brown在这里报到时,流感对患者的影响让她感到震惊。她回忆说,许多受害者遭遇到鼻子猛烈出血:“有时候,血就会射到房间的另一边。你必须迅速让开,否则某人的鼻子就会喷你一身血。”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海军训练营的隔离病房内部。由于当时没有疫苗可用,唯一阻止病毒传播的手段就是隔离。
患者的涌入和更替非常大,以至于医院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他们拍成长队,从病床到床边的担架,再到走廊,更远的门诊大厅。每天早上,工作人员会抬走前一晚去世的人,然后用离得最近的病患来替换他们。(这波有些熟悉啊。)
1918年9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自由贷款游行,有20万人参加,这是一次病毒超级传播事件,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游行。随后,超过17000名费城人因此死亡。
另一个流感震中就是费城。尽管早在8月份就有了第二波流感的病例,但城市的领导人还是允许原定于9月28日举行的自由贷款驱动战争债券游行如期进行。游行吸引了超过20万人参加,筹集了6亿美元(这波还是有点眼熟啊)。
三天后,第二波流感在该市和附近的海军船坞集中爆发。最后,疫情严重到以至于连续几天有马车在街上沿街叫喊,要求市民把死者带出来安葬,这个情景让人想起了中世纪黑死病。
玛丽·路易丝·希德尔和埃德娜·普拉斯驻扎在费城的海军医院,和其他员工一样他们参与轮班工作。仅仅一夜,希德尔就接待了188名患者。然而他们无视关于自身生命受到威胁的危险,结果感染了病毒,在几小时后两人在9月28日相继去世,成为首批死于流感的海军护士。
海军护士莉莲·墨菲 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公路海军作战基地的医院工作,这也是第二波疫情的重灾区。以为它是士兵出发去法国填战壕的调度点。到十月8日,基地医院已经治疗超过3500例病例。和其他地方的护士一样,墨菲日以继夜的照顾她的兵人,她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于10月10日去世。
在停战日(Armistice Day)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即1920年11月11日,海军正式表彰了这些护士的勇气和牺牲。超级主管Higbee成为第一位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的女性,以表彰她在“其专业工作中的杰出服务和对职责的不寻常和显著的奉献。普拉斯希德尔和墨菲在去世后因“杰出的服务和对职责的奉献”而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
这四位女性是迄今为止获得海军最高荣誉的唯一女性。
匹兹堡号重巡洋舰的悲剧
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高峰是在秋季,正好也是美国向欧洲输送军队的高峰。最终,有超过12000名军人,在抵达法国前就死在了运输船上。第二波流感杀伤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运送军队的行动都被迫暂停。
海军中受到疫情影响的船很多,但没有一艘的遭遇能比得上USS匹兹堡重巡洋舰号。它是唯一一艘因为疫情而失去行动能力的海军主力战舰。
匹兹堡号重巡洋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干船坞内。该穿离开干船坞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船员都被感染了流感,58人死亡。
匹兹堡号第一次被记入历史是1911年1月8日,当时还叫宾夕法尼亚号。尤金·伊利在其临时飞行甲板上完成了第一次飞机在船上的完整的降落和起飞。
1912年改名为匹兹堡号,宾夕法尼亚的名字让给了新一代战列舰的首舰。1917年,匹兹堡号成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威廉·卡珀顿海军上将的旗舰。
1917年晚些时候,卡帕顿接到命令组成南大西洋舰队,在南美东海岸进行巡逻。其实在这些水域已经有大量的英国海军在巡逻,所以卡帕顿的军事任务只是明面上的,实际的任务是:与当地的政要进行“展示国旗”的外交活动,以维持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在盟军的阵营中。
不过到了1918年夏天,他的舰队从4艘装甲巡洋舰减少到只剩下匹兹堡号,这让其军事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匹兹堡号在10月抵达里约热内卢,准备进入当地一个浮动干船坞进行定期的维修和维护。
此前处理第一波轻微的流感疫情的成功经验,让当地的卫生官员自信满满,所以当10月4日,客运船SS Danemara到达卸下乘客的时候该市卫生局没有进行任何隔离。同样,匹兹堡号的船长乔治·布拉德肖也没也暂停船员的上岸假期作为预防措施。
到10月7号,致命的第二波流感病毒就在当地人和海员中间开始肆虐。10月10日匹兹堡号进入干船坞的时候,已经有90多名水手病倒,到第二天,就飙升到了418例。10月13日,出现了第一例死亡,水手E.L. Williams。
当第16名船员死亡后,卡帕顿联系了城市当局安排葬礼。10月21日,他带领葬礼队伍上岸,卡帕顿后来写道:“圣佛朗西斯科泽维尔公募的情况令人难以描述。八百具腐烂的尸体散落在墓地中等着埋葬,成千上万的秃鹫在头顶上空盘旋。”
提前为死去的水手挖好的坟墓已经被其他人占用,船员们只好给死去的同伴重新挖坑。简单的十字架上写上死者的名字,插在坟墓上。
最终,匹兹堡号上出现了663例病例,占船员的80%,死亡58例,其中41人在当地被埋葬。
后来所有人被重新埋葬在美国,为了纪念他们,人们竖立了一座20英尺高的白色花岗岩方尖碑,上面刻有这些水手的名字和军衔。碑文写道:匹兹堡号重巡洋舰的船员竖立,以纪念1918年10月到11月死于流感的同伴。
躲过一枪的美属萨摩亚
美属萨摩亚在南太平洋,位于夏威夷西南方向约2500英里处,新西兰东北方向2000英里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属萨摩亚的殖民总督是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翰·波耶,位于西方40英里处是新西兰的西萨摩亚,其总督是罗伯特·洛根中校。洛根曾率领部队从德国占领者手中夺取西萨摩亚,此后战争期间一直担任总督,他是一个恪守规矩且容易被冒犯的人。
1918年11月,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将对这两位总督的行政管理能力进行严峻的考核,其中一位迎接挑战成功成为英雄,而另一位则失败了,带来了悲剧的后果。
塔卢恩号邮轮,它把西班牙流感带到了西萨摩亚。
这些位置偏僻的岛屿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过无线电和船只,塔卢恩号邮轮就是定期在奥克兰和萨摩亚以及附近岛屿之间的航线运营。
1918年10月初,第二波西班牙流感通过被感染的英联邦船只抵达新西兰,并迅速传播开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塔卢恩号邮轮有两名船员确诊流感并住院治疗,但当地的卫生部门还是在10月30日批准了该船的下一段行程。
美属萨摩亚海军总督波耶中校,他的严格隔离措施使美属萨摩亚免受了其英国邻居西萨摩亚所遭受的灾难。
与此同时,在美属萨摩亚的波耶中校通过新闻广播知道了这场大流行的疾病。他决定不等待上级指示,主动行动。他召集了萨摩亚的酋长们进行会议,并共同制定了该岛屿的隔离措施,任何到达美属萨摩亚的船只必须在首府帕果帕果附近的内港的山羊岛上卸下乘客、船员和货物,或者进入医院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酋长们组织了本土巡逻队来监视海滩,拦截任何船只,即使那些船只上载着来自其他岛屿的亲戚。
然而他们的邻居,11月7日,塔卢恩号邮轮抵达西萨摩亚首府阿皮亚,一些船员和乘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流感症状。但船长对他们的病情轻描淡写,检疫官员也允许了染病的乘客下船。等塔卢恩号邮轮离开西萨摩亚,洛根才在船上带来的报纸看到流感的严重程度,发现情况严重,但为时已晚。
而在美属萨摩亚,塔卢恩号邮轮遇到了一个不容易被愚弄,坚决执行隔离政策的官员波耶。
11月底,当流感在西萨摩亚失控的时候,总督洛根派出一艘邮轮去美属萨摩亚,但波耶在港口外拦截了这艘船,并命令其要么隔离,要么返航。邮轮船长要求直接卸货,被拒绝后带着邮件货物返航了。
当得情况后,西萨摩亚总督洛根非常愤怒,切断了与美属萨摩亚的所有联系。后来,美属萨摩亚设立的当地人护理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时,波耶提出对西萨摩亚援助,也被洛根拒绝了。由于洛根的无能,西萨摩亚90%的人口感染了流感,大约死亡8500人。
事后,波耶因“极其成功的措施使美属萨摩亚完全免疫”而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被他挽救了生命的当地人也表达了对他的尊敬。1919年当地建立了一所高中,并以波耶的名字命名,而且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曲调是星条旗,歌词对比了西萨摩亚和美属萨摩亚发生的故事。
当大流感在世界结束的时候,美国海军记录在案的死亡病例有5027起,超过10万6千人住院治疗,总计60万人感染——但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数据,因为很多轻微的病例并没有记录。布雷斯特美国海军卫生总监估计海军的发病率是40%。
尽管流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但对于大众来说,欧洲战场的血腥很快掩盖住了一个事实:即死于流感的美国士兵,水手,陆战队员比要死于战争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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