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普林西普是六名波斯尼亚刺客中的一员，（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英语：Muhamed Mehmedbašić）、瓦索·丘布里洛维奇（英语：Vaso Čubrilović）、内德利科·查布林诺维奇、茨维特科·波波维奇、特里夫科·格拉贝日（英语：Trifko Grabež）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和后来被称为年轻波斯尼亚的学生革命团体的成员。
该刺客组织由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黑手会成员达里洛·伊利奇（英语：Danilo Ilić）领导。刺杀事件的政治目标是断绝南部斯拉夫民族各省份与奥匈帝国的联系，以达到合并成南斯拉夫的目的。刺客的动机与后来的波斯尼亚青年运动一致。
暗杀的目的是使波黑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共同的南斯拉夫国家。暗杀引发了七月危机，导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暗杀小组得到了塞尔维亚秘密民族主义组织“黑手”的帮助；支持来自当时塞尔维亚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DragutinDimitrijević以及塞尔维亚情报人员VojislavTankosić少校和RadeMalobabić。坦科西奇为刺客提供炸弹和手枪，并训练他们使用。
遇刺前几分钟，大公和他的妻子从萨拉热窝市政厅出来上车的照片
刺客们可以进入马洛巴比奇，用来将武装和特工渗透到奥匈帝国的同一个秘密安全屋和特工网络。1914年10月，秘密网络的刺客和主要成员在萨拉热窝受到审判。总共有25人被起诉。除穆罕默德巴希奇外，所有六名刺客在遇刺时均未满20岁；虽然该组织由波斯尼亚塞族人主导，但其中四名被起诉者是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是奥匈帝国公民，没有一个来自塞尔维亚。
弗朗茨·费迪南德身着海军制服
普林西普被判犯有谋杀罪和叛国罪；由于太年轻而不能被处决，他被判处20年监禁，而其他四名袭击者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名年纪较大的囚犯被判处绞刑。黑手党成员于1917年在萨洛尼卡的塞尔维亚法院被逮捕并受审，罪名是捏造的叛国罪；黑手党被解散，三名领导人被处决。关于暗杀的大部分信息来自这两次审判和相关记录。南斯拉夫解体后，普林西普的遗产被重新评估，继任国的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种族划分。
《纽约时报》报道了弗朗茨·费迪南德和佐菲遇刺事件
1914年6月28日星期日上午，伊利奇将六名刺客安置在车队路线上。伊利奇走在街上，劝告刺客勇敢。弗朗茨·费迪南德一行从伊利扎温泉乘火车前往萨拉热窝。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州长在萨拉热窝车站会见了该党。六辆汽车在等着。三名当地警员误乘特警大队长的第一辆车；本来应该陪伴他们的酋长的特警被抛在了后面。
第二辆车载着萨拉热窝市长和警察局长。车队中的第三辆车是Gräf&Stift28/32PS敞篷跑车，顶部向下折叠。弗朗茨·费迪南德、索菲、波蒂奥雷克州长和弗朗茨·冯·哈拉赫中校伯爵乘坐第三辆车。车队在预先宣布的计划中的第一站是对一个军营进行简短的检查。根据计划，上午10:00，车队将离开军营，途经阿佩尔码头前往市政厅。萨拉热窝境内的安全安排有限。当地军事指挥官迈克尔·冯·阿佩尔将军提议部队沿预定路线排列，但被告知这会冒犯忠诚的公民。因此，对来访方的保护留给了萨拉热窝警察，其中只有大约60人在访问的星期天值班。
车队经过了第一位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达尼洛·伊利奇（DaniloIlić）将他安置在莫斯塔尔咖啡馆的花园前，携带了炸弹。Mehmedbašić没有采取行动。伊利奇将瓦索·丘布里洛维奇放在穆罕默德巴希奇旁边，携带手枪和炸弹。他也没有行动。沿着路线再往前走，伊利奇将内德尔科·恰布里诺维奇安放在街道对面靠近米利亚卡河的地方，他同样也有炸弹。在上午10点10分，弗朗茨·费迪南德的汽车靠近，Čabrinović投掷了他的炸弹。炸弹从折叠起来的敞篷车罩上弹到街上。
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炸弹的定时引爆器导致它在下一辆车下爆炸，使那辆车失去动力，留下一个直径1英尺（0.30m）、6.5英寸深（170mm）的弹坑，和造成16-20人受伤。Čabrinović吞下他的氰化物药丸并跳入Miljacka河。Čabrinović的自杀未遂，因为旧氰化物只是催吐，而Miljacka由于夏季炎热干燥水深只有13厘米深。警察将Čabrinović拖出河外，他在被拘留之前被人群毒打。游行队伍向市政厅疾驰而去，留下残疾汽车。CvjetkoPopović、GavriloPrincip和TrifunGrabež未能在车队高速通过时采取行动。
弗朗茨·费迪南德（FranzFerdinand）抵达市政厅参加预定的招待会，他表现出可以理解，打断了市长费希姆·库尔西奇（FehimCurčić）准备好的欢迎演讲以抗议：“市长先生，我来这里参观，受到炸弹的欢迎。它太离谱了。”苏菲公爵夫人随后在弗朗茨·斐迪南耳边耳语，停顿片刻后，弗朗茨·斐迪南对市长说：“现在你可以说话了。”然后他变得平静。
霍亨伯格公爵夫人苏菲
弗朗茨费迪南德不得不等待他自己的演讲被带到他面前，他仍然被损坏的汽车中的鲜血浸湿。在准备好的文本中，他对当天的事件发表了一些评论，感谢萨拉热窝人民的鼓掌，“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对暗杀企图失败的喜悦。”大公党的官员和成员讨论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大公的管家鲁默斯基尔奇男爵提议这对夫妇留在市政厅，直到军队可以进入城市排成一排。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Potiorek）否决了这一建议，理由是直接从演习中出来的士兵不会穿着适合这种职责的制服。“你认为萨拉热窝到处都是刺客吗？”他总结道。
纪念邮票（奥匈帝国）
弗朗茨费迪南德和索菲放弃了他们计划的计划，转而去医院探望爆炸中的伤员。哈拉赫伯爵在弗朗茨·斐迪南汽车的左侧踏板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以保护大公免受来自街道河边的任何攻击。市政厅外的现场照片证实了这一点。上午10点45分，弗朗茨·费迪南德和索菲回到车队，再次乘坐第三辆车。
得知第一次刺杀未果后，普林西普想了想在回程中刺杀大公的位置，决定搬到附近拉丁桥附近的一家食品店（席勒熟食店）前的位置。就在这时，大公车队的第一和第二辆车突然右转进入一条小街，离开阿佩尔码头。当大公的司机沿着他们的路线行驶时，与帝国夫妇共享第三辆车的波蒂奥雷克总督在司机走错路时叫他停车。司机踩了刹车，当他试图让汽车进入倒档时，他不小心在靠近普林西普站的地方熄火了。刺客走到汽车的踏板前，用比利时制造的布朗宁FabriqueNationale1910.380型口径手枪在近距离射杀了弗朗茨·费迪南德和索菲。
弗朗茨·费迪南德和佐菲的遗体
手枪序列号19074、19075、19120和19126被提供给刺客；原则是使用#19074。根据阿尔贝蒂尼的说法，“第一颗子弹击中了大公的颈静脉，第二颗子弹击中了公爵夫人的腹部。”普林西普试图开枪自杀，但立即被抓住并逮捕。在他的判决中，普林西普说他的意图是杀死波蒂奥雷克州长，而不是索菲。中枪后，苏菲立即失去知觉，倒在弗朗茨·斐迪南的腿上。
大公在被送往总督官邸接受治疗时也失去了知觉。据哈拉赫伯爵报道，弗朗茨·斐迪南的遗言是“苏菲，苏菲！不要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紧随其后的是六七声“没什么”，以回应哈拉赫对弗朗茨·费迪南德受伤的询问。这些话语之后是由出血引起的剧烈窒息声。这对皇室夫妇于1914年6月28日上午11:30去世；苏菲在抵达州长官邸时已经死亡，有传言称普林西普在枪击前在席勒的熟食店吃了一个三明治，但从那时起就没有主要消息来源提到这一点。这个神话可能起源于2001年的小说《十二指》，该小说呈现了包括三明治在内的暗杀事件的虚构版本。
所有的刺客最终都被抓住了。那些被奥匈帝国拘留的人，有帮助将他们和他们提供武器运送到萨拉热窝，以及渗透路线成员一起受到审判。穆罕默德巴希奇Mehmedbašić是同谋者中唯一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他在黑山被地方当局逮捕，但在引渡他之前设法逃离了Nikšić监狱（可能是在看守他的宪兵帮助下）。他后来在塞尔维亚重新露面，在战争期间他加入了坦科西奇少校的切特尼克支队，1916年，塞尔维亚政府在萨洛尼卡审判期间以叛国罪指控将他监禁，他于1919年获释。
在暗杀之后的几个小时内，萨拉热窝和奥匈帝国境内的其他地方爆发了反塞族骚乱，直到军方恢复秩序。在暗杀当晚，在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在现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领土上，还组织了全国性的反塞族大屠杀和示威游行。他们是由奥匈帝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组织和推动的。
描绘弗朗茨·斐迪南到达新桥站的日本锦绘（歌川国正的国正画作）。
由约瑟普·弗兰克的追随者领导的第一次反塞族示威，于6月28日傍晚在萨格勒布举行。第二天，萨拉热窝的反塞族示威活动变得更加暴力，可以被定性为大屠杀。该市的警察和地方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反塞族暴力。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Andrić）将萨拉热窝的暴力事件称为“萨拉热窝的仇恨狂热”。在萨拉热窝大屠杀的第一天，两名塞族人被杀，许多人遭到袭击，而塞族人拥有的大约1,000所房屋、商店、学校和机构（如银行、旅馆、印刷厂）被夷为平地或掠夺。暗杀后，弗朗茨约瑟夫的女儿玛丽瓦莱丽指出，她的父亲对新的假定继承人，他的外甥查尔斯大公表示了更大的信心。皇上对女儿承认了刺杀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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