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如坠地狱
一个月后，厂里进行改革，包装部的人留一半，分一半到车间去剪线。我是新来的，肯定是要被分走的。当得知这个消息，我有点担心，知道我和妈妈肯定会被分开。结果，我被分到3工厂，不情愿也没办法，人家才不依你愿不愿意，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我和另外十来个人拿着工卡，被带到5楼，一层楼3个组，每个组分四个人，三个负责人来挑人。许伟玲是一组的负责人，住我下床。看到她，我心中一喜，希望她能挑我，那么我就有好日子过。她快速地挑了几个人，拿了她们的工卡，从头至尾，眼角都没扫我一下，好像我根本不存在。我被2组的许美玲挑了过去，她和许伟玲是老乡，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接下来我将面临悲惨的局面。
每天剪线规定了数量，数量不够，就会挨骂，我和重庆的别应芬大姐挨骂次数最多。每天配送来收货时，会一件件检查，我和别大姐的有一根线头也不行，配送非要我们重剪，这样既花费精力又浪费时间。慌乱中，还怕一不小心剪烂衣服，那就“罪”加一等，配送要拿去裁床配片，少不了一顿数落。其他几个剪线的都是湖北人，配送也是湖北人，她的老乡她就偷偷多记数。那几个湖北人上班时说说笑笑，一派悠闲自在的样子，而我一天到晚话不说一句，厕所不上一次，开水不喝一口，埋头苦干，到了晚上离规定的数量也总差那么几件。
陈华莲比我大一岁，跟我一起从1包调过来的，她一天到晚总是眉开眼笑，上班前和工友聊天，上班时同样和工友聊天，好像一点烦恼忧愁都没有。我和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每天晚上下班前，许美玲都双手叉腰，冷着一张脸来骂我，声音冰冷得像地狱里的魔鬼发出来的：“余真联啦，你要放快手一点啊，你在这里上班不是来玩的，拿了老板的工资就是要干活的。”那表情，好像我前世跟她有仇，她恨我到极点。下班后，其他人都是迫不及待地走出车间，而我不敢走在前面，故意走到最后。天天挨骂，让我抬不起头。我一想到明天又将重复今天的生活，心就凉了半截，步履沉重。
我实在受不了如此压抑的生活，每天晚上都守着妈妈哭，很多时候，我一天要哭好几次。妈妈曾说过，我小时候是不爱哭的，我也知道自己不爱哭，可万万没想到，长大了会流这么多眼泪，好像要把从前的补回来。
有一晚，我哭着问道：“妈妈，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小就出来打工？”妈妈也感到无可奈何，她说：“不管怎么说，打工都好过在家种田。”
我的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悲伤和对现实的不满，要是一辈子这样过，我情愿不活。每当我说我真想死了算了，妈妈就劝道：“宁在世上捱，不愿黄土埋，活着总会有希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希望可言。妈妈说：“我们出来打工，不要谈什么尊严，我们在厂里没有任何背景，没人帮我们。”妈妈的话如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感到绝望。我说：“我要出去另外找厂。”妈妈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去哪里都是一样。外面很乱，你这么小，我怕你出事。”
从那时起，我发誓我绝不结婚，因为结了婚就会生孩子，依我们的条件，肯定会和孩子天各一方，而我的孩子长大了也只能打工。我没办法忍受和自己的孩子分开，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走和我同样的路。
我每天都害怕去上班，一走进车间，就双腿发软，心咚咚直跳，身上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快要窒息了一般。每次看见许美玲从拉上往我这边走，我就脊背发凉，有时即使我不回头去看，也能感觉她向我走来，心里直打鼓，偶尔她有事过我们这边，突然听到她的声音，也能让我心生恐惧。在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坐，除此之外，只有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和痛苦。
我变得极度自卑，感觉自己很差劲，处处不如别人。我也认为自己又丑又矮，是只地地道道的丑小鸭，看到长得好看的女孩，就会如男孩子一样痴迷地看着她。稍大一点，羡慕别人有男朋友，却认为自己配不上任何男孩子，觉得人家闭上眼睛找一个都会比我强。
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希望配送也能帮我一把，她记数时都是写“正”字，写一个“正”就代表五件，她只要多划几笔就行了，只是举手之劳，很简单的事，不是吗？她也每次都亲眼目睹了我挨骂的情形，可她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还有许美玲，她不是瞎子，我们的举动她一目了然，她肯定知道我一天到晚都没有停歇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妈妈为了让我好过一点，跟许伟玲说了我的事，她希望许伟玲能跟许美玲通通气，然而，许伟玲只是淡淡地问：“她是不是哭了？”妈妈答应了一声，便没了下文。
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厂里没加班，许美玲来找许伟玲，听到她的声音，我赶紧拉严了床帘，我不能让她看到我，被她骂得那么惨，在车间已尊严尽失，就让我在宿舍保留一点自尊吧。
别大姐比她老公大六岁，她的年轻老公在治安办工作。我问：“这里这么受气，你怎么不让你老公介绍你去别的厂？”她说：“这里工资比其他厂高。”这倒是真的，高松厂和附近的几家日资企业工资相对来说比其他厂高。每次我和别大姐挨了骂，许美玲一走，我们就发几句牢骚，解解气。
每天我们比妈妈那边早下班十五分钟，我吃完饭，妈妈才下班，我们只能在路上碰一下头。我到车间去睡觉，妈妈则去饭堂打饭。有一天中午妈妈吃完饭来我们车间看我，遇到了一个老乡，她也在这个车间坐车位，名叫房其英。她望着我说：“小会好像不爱讲话。”妈妈说：“她从小就这样。”房其英说：“要不了多久就会改的，我们那里有个姑娘，才出来的时候也是不讲话，没多久就变开朗了，还谈了个江西的男朋友。”
心情的好坏跟工作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性格没法发生改变，每天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像个小老太婆，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少女。在宿舍，我从不主动跟人说话，那些人都认为我很奇怪。我的想法与他们不同，我的目的不是挣钱，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了。在我的想象中，生活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我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小的时候，我看到一本杂志上武汉一个美容院打的广告，心想长大了就去那儿学做美容，一个农村女孩，也向往美丽的事物。有一天，我搬了两张凳子到坝子里，高的当桌子，矮的用来坐，在一张纸上写了27个梦想，有坐飞机、出国、学做美容等，妹妹看了后很吃惊，说我还想出国，大概觉得我是异想天开，或者惊讶于我有如此伟大的梦想。梦是多么美啊，而现实充满了无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厂里的工资要押一个月，到十二月份，我拿到了平生的第一份工资。我们到1包领工资，叶永青一个一个地叫，被叫到名字的就到办公桌前，在一张纸上签上大名。然后，她数完钱，再给我们。发的都是整数，零钱要过几天再统一发放。钱是被装在工资袋里的，工资袋的形状、大小跟信封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用牛皮纸做的。
厂里车位、裁床的底薪是四百五十元，每个月还有一百元奖金，包装部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底薪只有四百元，没有奖金。我的扣了工衣、厂牌等费用，还扣了在走廊上刷牙的罚款两百元，领了六百四十元钱。我没有一点点兴奋的感觉，我觉得劳动强度和受辱程度跟工资不成正比，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工资低一点，不用如此受气，过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妈妈说厂对面有个小店一年就赚了二十二万，我既惊讶，又羡慕。
晚秋肃然莅临，风追赶着落叶，旋转飞舞。我没带衣服来，妈妈便趁星期天晚上不加班时带我去买衣服，一口气花了四百多块钱，这在老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随着天气变化，衣服一件件添加，刚开始是穿一件长袖工衣，再冷一点便在工衣里加一件秋衣，冬天大家都是在工衣外面再加件外套，到了车间暖和，就把外套脱下来。里里外外都穿自己的衣服，却要在中间夹一件工衣，这是工作所需。如果到了车间不脱外套，穿中长衣呢，工衣的衣领必须翻出来，穿短装呢，工衣遮住腰部臀部的那一截便会显现出来。无论你怎样穿，反正必须穿工衣。到了冬天，一眼望去，个个都穿得很怪异，这是工衣单簿所造成，如果像其他厂有厚工衣，只需在工衣里面添加衣服就成了，这样看起来整齐美观。
刚来时，我每晚跟妈妈摆龙门阵，直摆到她完全睡着，每天早上都是我叫妈妈起床。可是没坚持多久，我也被瞌睡虫缠住了。车间的灰尘极大，通风条件也不好，加上晚上加班加点，早上爬不起来，起来刷了牙洗了脸，还是云里雾里，眼前一片模糊。晚上下班我冲完凉就往床上一倒，妈妈洗好衣服，用电饭煲做好夜宵叫我，我睡得正香，从床上爬起来真是一种受罪。隔壁岩七厂也是一家日资企业，每天早上七点半，都有一个钟在响，“懂咚咚懂，咚懂咚懂”，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心里就有气，因为它证明一天的繁忙紧张又要开始了。楼上或楼梯间传来鞋子踢踢踏踏的声音，像一群马队经过，走不完似的，要持续好久，听得出，每一个人都步履匆忙。这些声音，是提醒我，该马上去上班了。我好希望能放假，好好睡一觉，可它对一线工人来说是一种奢侈，下半年是旺季，赶货赶得昏天暗地。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足够的时间来睡觉。每天早上，工人们端着一个洗脸盆（盆里放着毛巾、杯子，杯子里放着牙膏、牙刷）往洗手间走，个个都是迷迷糊糊的，有的甚至半眯着眼睛。还记得早先，冬梅有时打瞌睡特别厉害，闭着眼睛，头就像鸡啄米似地直点，频率极高。她说真是奇怪，上班打瞌睡打得要死，下班一走出厂门，就清醒了。道理很简单，上班只能站在那儿，注意力要集中，不能说话，当然容易打瞌睡，下班后由于大脑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加上在走动，瞌睡虫自然是不用赶也会跑掉。
有天早上，走到厂区院坝里，妈妈跟我们宿舍的朱翠红说：“好想睡觉。”朱翠红笑嘻嘻地说：“再过三个月就好了，就放年假了。”她是3工厂4楼3组的负责人，日子肯定比我们好过，所以她的精神状态和我们截然不同。听到她说还要等三个月，我心里像被什么物体堵住了一样，真是度日如年，三个月像一辈子那么漫长。
我好羡慕张健每天晚上不用加班，跟妈妈在1包时，几乎每天下午下班，我和妈妈去饭堂打饭，她已吃完饭出来了，我们总是相对着走近，妈妈问她：“不加班吗？”她脸带微笑，轻松地摇摇头，我真希望我也能像她一样。
其实，张健以前也受过不少气，她坐车位，由于不是很熟练，天天被负责人骂哭，因为翻译张鑫是她老乡，就把她调到写字楼工作。在这个厂，车位比包装部的员工还受气。因此，后来厂里免费培训电车，包装部有一部分人兴致勃勃地去了，我却没有丝毫动摇，而那些去参加培训的人，似乎也没学到什么。
可不管日子多难捱，多么单调乏味，还是要过。白天，在宿舍、车间、饭堂三点一线穿梭；晚上，我则看张健她们给我的杂志和台湾言情小说，有时看到好的语句，我还用笔记本抄下来。有一次张健看到了我的笔记本，说我的字写得好。
很多女孩刚从家里来，皮肤黝黑，过几个月，就会变白。由于我年纪尚小，皮肤自然白嫩，好几个人夸我皮肤好，可我知道，过不了几年，我也将与其他打工妹一样，由于劳累、熬夜、营养不良，变得面黄肌瘦。
张会说我不爱打扮，其他女孩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我来了几个月，甚少出门，觉得根本没必要打扮，在组上一起干活的工友也只有陈华莲和我年龄相近，但我和她说话的次数有限，因此我没有朋友，没人约我出去玩耍，再说，在车间以受气包的形象出现的我，也没心情去想打扮一事，只要能少挨点骂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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