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女工》

大女儿拍

我看《中国女工》

此书是2016年深圳总工会弄了个诗歌大奖赛，我去参加活动，在办公室拿的。一放就是几年。

上个月22号去打第二针疫苗开始看，昨天才看完。

此书作者潘毅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了历史学系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我不知是不是香港人。她跟张彤禾、丁燕一样，为了写女工，去工厂体验生活。还有前阵子塞壬也专门去体验，写了《无尘车间》。

她们都是专业性的作家，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她们衣食无忧，或许是不能真正体会到打工妹内心的痛苦的。她们有的不要工资，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本书作者工位对面还安排了一个人，她说可能是怕她做不过来安排的。她不用像其他女工那么紧张，甚至她也不会挨骂，还有休息日。

当然，她们研究的不是打工妹的内心世界。

当初拿这本书，完全是被“女工”二字吸引，因为自己也曾是女工，看看作者是如何研究的。

等我看此书的时候，深圳的女工都消失得差不多了。

我曾在文中提到以前我的姑爷当工人那么风光，我们现在当工人是这样。这本书也提到这个问题，并给出答案。我的答案是以前的工人是在国营单位，我们是在私企。此书的答案是：在毛泽东时代，在工业化的要求之下，农村资源被挤占以支援城镇建设，对农村和城镇的发呢进行刚性的计划，并对个人地位和身份实行严格控制。正因为如此，命名和分类的艺术成为毛泽东政治的核心，户籍制度主浊其中的一个创造。而另一方面，在邓小平时代，工业发展和实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不再仅仅是农村的原材料，还有农村的人力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美芳以及成百上千万的农村女性变成打工妹的原因。

按照官方的户籍分类，她们都属于农民。这些打工者出生在农村地区，她们不是工人；她们已经被命名为农民，然而现在却需要她们成为产业工人。这一次，背负着历史的国家，已经无力再重新开动它命名的马达，于是它让位于资本主义机器。打工妹的身份认同所反映的是她们与城镇以及资本的关系，而不是她们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新的时代里出现了新型的产业工人，而且其出现是必然的。资本的机器现在终于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辖域中国的城乡边界，模仿运用命名与排他的政治了。

书中提到：打工妹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她们在城市中打工的时候一般很短，平均约为4-5年。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因为身边也见过不少已婚的女工。

看书的时候，我特别不愿去回忆在工厂的生活。我本来就很厌恶、排斥，希望工厂消失，现在真的消失了。希望这辈子再也不做女工。

书中提到她的对面工位坐着的美芳沉默不语，跟我以前一样，工作不开心，不愿说话。

也提到电子业由于使用有毒化学物质而臭名昭著，这些化学物质往往有损工人健康。各类慢性疾病以及疼痛，包括头痛、喉咙痛、感冒、咳嗽、胃病、背痛、恶心、眼部疲劳、眩晕、浑身无力以及痛经等。

以前在郑小琼诗中提到女工的经期。在流水线上，是不能请假的，要去上厕所也要拿离岗证，还不一定轮到你。这导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此书提到一个叫阿兰的女工因痛经晕倒，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冰冷的身体不停地颤抖。还说工厂中有许多女工都饱尝痛经之苦，尽管疼痛的程度与时间因人而异。她们都说在农村的时候很少出现痛经。大多数女工在工厂工作一、两年之后便开始出现痛经，但也有些人说她们一离开农村马上就出现了痛经。

还说：环境的突然转变、工作时间长以及压力大等都容易造成女工生理周期紊乱，出现各种经期异常现象。例如，有些女工的经期会推迟5至7天，有些女工的经期会持续一个月以上，还有些女工出现停经甚至绝经。

这是工业时代给女工造成的痛，而城市何时善待过我们女工？抽取了你的青春，把你随意一吐，渣都不剩，哪里来的哪里去，甚至有的女工连命也没了，再也无法回到故土。

书中有个触目惊心的情节：在车间里，组长们的口袋里总会装着一些不知名的药片，一旦有女工出现经期不适的症状就会发给她们吃。女工们不能以痛经为由请假。有一次，组长白兰告诉我：“有这种毛病的女太多啦！如果我们给了一个人假 ，其他人也都会同样要求请假。那我们怎么办？生产又不能停。我们给她们发药吃，帮她们止痛。如果有人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去医院。”我（作者）猜测这些不知名的药片可能是止痛和避孕药，这些药片是由人事部统一派发到车间的。

庞大的女工群体，现在去了哪里？本书中看到了女工的迷茫，到了婚育年龄，要不要结婚的困惑。

作者是1995去工厂研究，一年后我也来到了深圳，那时的管理人员不把人当人看，书中也有提到，甚至作者看了也有些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