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来到北京北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他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沈从文，年20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没人知道，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已在湘西老家当过五年兵。不久前，他在部队所办的报馆里，看到了《改革》、《新潮》等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一批刊物，下定决心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来闯一闯。
回头来看，沈从文后来能成为作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他的老长官陈渠珍。
沈从文的老家，湘西凤凰，历史上曾经出过一支属于湘军系列的“筸军”。也正因此，当地出了不少将军，沈家和陈家都是这样的将门之家。沈从文的祖父沈宏福就因为军功做到贵州提督，陈渠珍的父亲也曾是湘军中的一员将领。
在陈渠珍13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世了。少年时的陈渠珍，面临晚清变法救亡的局面，他考上秀才后，便决意像自己的先辈一样，投笔从戎。后来他考取湖南武备学堂，加入湖南新军，并且成了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不过，和当时的激进派不同，陈渠珍一向看不上革命党人那种狂放激烈的行为，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抱着救国之心，但最终必将误国。就这样，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909年，他加入了钦差大臣赵尔丰的入藏军队，抵御英国人对西藏的进犯，同时也有意避开国内的乱局。
在西藏，陈渠珍屡立战功。但是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部队发生哗变。陈渠珍被迫带着115名同乡士兵，取道青海东归。回乡旅程异常艰难，同行的人最后只剩下7人。陈渠珍后来把这段经历写在一本叫《艽野尘梦》的书中。这段经历，为他打下了日后人生与事业的积淀。不久，他在湘西行政长官田应诏的任命下，组织湘西军官训练团，开始大力整顿部队，38岁时已经接管湘西军政大权。在他的治理下，湘西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事务，都面貌一新。在1934年底被逼迫交出实权之前，陈渠珍治理湘西近二十年，是不折不扣的“湘西王”。
沈从文后来如何与陈渠珍发生关系呢？这要从他如何参军说起。由于历史的原因，凤凰这个地方，子弟都以从军为荣。1917年，沈从文15岁，这时的沈家已经有些败落，父亲沈宗嗣在刺杀袁世凯失败后一直逃亡在外，母亲怕他学坏，便很自然地让他加入了当地军队。
开始，沈从文对部队的印象很差。他最先加入的是靖国联军第二军，在几年时间里，从司令的卫兵，后来很快升至上士文书。那时的军中生活，就像他后来在传记中所说的，除了清乡杀人外，毫无其他成绩。第二军的声誉又差，1920年入川后与当地军队发生冲突，全军覆没。沈从文由于留守在驻扎地得以幸存，不久被遣散回家。
也是在这一年，陈渠珍接过湘西的军政大权。陈渠珍治理部队很有一套办法，他以儒家的“良心论”训练士兵，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沈从文后来在传记中写道，部队的面貌与两年前完全不同：“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都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平时无事兵士全不能外出，职员们办公休息各有定时；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那时，沈从文的心愿就是在陈渠珍手下当一名差官，经过一段周折，终于如愿以偿。
作为陈渠珍的书记官，除了日常工作，沈从文还经常帮陈渠珍取书、抄录书中的某些段落，因此有机会读到大量书籍碑帖还有字画等古代文物，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陈渠珍这位旧文人气息很浓的儒将，向来以王阳明、曾国藩自许，他身上那种稀有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沈从文。多年以后，沈从文还回忆道：“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由于他那分稀奇精力，筸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如此说来，沈从文应该留在部队中，跟着这位自己敬佩的上司好好干，他为何还要远走北京呢？《沈从文传》的作者，美国学者金介甫曾对此有过分析：“沈从文第二次加入军队时的环境，并不是使他出走北京追求进步的原因。他内心的感情冲突来自于无所适从：是继续对那位半旧式半新式的军队统领奉献天真的忠诚呢？还是从这些军人身上看透他的理想早已完全破灭？最后还是直接接触《新潮》、《改造》这类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的刊物，和亲身经历各种事件，才使他打破了今后何去何从的局面。”
▲金介甫（右）与沈从文（沈从文家属供图）
应该说，沈从文在闭塞落后的湘西能看到宣扬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与陈渠珍密不可分。为了实现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负，陈渠珍推行一系列举措，办学校，兴实业，组织工厂，设立报馆。受赵尔丰影响，陈渠珍在湘西推出《教育案》和《慈善案》，在各县创办幼稚园、儿童游乐园、各类小学附平民补习学校。“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换句话说，“陈渠珍以敬爱的感情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
正是在陈渠珍开办的报馆里，沈从文读到了上述刊物，并坚定了外出闯荡的决心，也走出了自己成为作家的第一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幸运的是，陈渠珍对他的决定极为赞赏，不但同意他外出闯荡，还开给他三个月的薪水，告诉他如果以后不顺利，可以随时回部队上来。
只是，刚到北京的沈从文，想清楚自己究竟要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吗？事实上，那时的沈从文，唯一的想法就是先考大学读几年书再说。他先后报考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国立大学，因为基础太差，均告失败。后来好不容易被中法大学录取，28元的膳宿费又筹措不到，只好作罢。尽管“半工半读”的计划遭遇搁浅，但沈从文仍得感谢在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把他带到沙滩附近的公寓中。沙滩这里不仅毗邻北京大学的红楼，而且与北海公园、故宫博物院、东安市场、中山公园等相距不远，代表的是北京新的文化空间。
当时在北大周围的沙滩、北河沿一带所分布大大小小的公寓中，虽有正式在册的学生，更多却是像沈从文那样的北漂青年。不久，沈从文就认识了不少和他一样住在附近的旁听生，这批朋友正是郁达夫笔下的文学青年。
虽然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但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依然困扰着沈从文。为了谋生，他开始拿起笔，从标点符号开始学习写作。但要在有限的报纸版面上挣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在各种传记中经常提起的，关于沈从文勤奋写作却屡遭拒绝的一件事例是，当时的《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来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条，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然后将其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据沈从文后来估计，自己早期作品中的三分之一就是这样被扔掉的。
就这样捱到了1924年的冬天，沈从文生命中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郁达夫出现了。
1924年11月12日，北京大学28岁的统计学讲师郁达夫，收到了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信的口气无助而悲哀，一位四处碰壁、无法找到出路的失业的浪人，在北京的风沙中向他发出求助：“我希望在先生面前充一个仆欧。我只要生！我不管如何生活方式都满意！我愿意用我手与脑终日劳作来换每日低限度的生活费。我愿……我请先生为我寻一生活法。”
带着一种好心的好奇，接到来信的郁达夫，按信中所留地址，一路找到一个由贮煤间改造而成、仅可容膝的小客房。小屋里坐着瑟瑟发抖的青年，正是从湘西军中到北京来寻找理想已经两年多的沈从文。看到这幅景象，郁达夫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随手把自己的围巾摘下，给他围上。两人聊了会天，时间眼看中午，郁达夫拿出五块钱请他在附近吃了顿饭，临走前把剩下的三块多送给他，便回学校上课去了。
当天晚上，心绪难平的郁达夫，在桌上摊开信纸，开始给白天见到的这位青年写一封公开信，那就是几天后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信里，郁达夫以激越的口气，指出在当时社会，像沈从文这样的青年完全没有出路，试图通过求学读书找出路只是一种迷梦。他写道：“象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郁达夫给他开列的出路，是革命、回老家、当兵或者做贼，而要做贼，不妨便从自己那里开始。
一直到晚年，在接受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采访时，沈从文都非常感念郁达夫的那次探访。事实上，他当时给许多著名作家都写过这种“撞大运的信”，而郁达夫是唯一收到信后看望他的人，也可以说，是最早发现他文学才气的人。
郁达夫为何会来看望沈从文，也与他当时的现实处境有关。学者许子东曾做过分析：“一方面，你可以说他心好，一个有名的作家看人家来的信，很不容易。另一方面，自1923年写完短篇小说《茑萝行》之后，郁达夫一段时间写的都是孤苦伶仃的零余者，对这种状况非常关心。《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实际上就是揭露社会，对于一个北漂青年的关心。”1924年，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郁达夫，尽管已成为国内著名作家，但他同样面临着生活的窘迫。他曾感叹自己的处境：“在日本的大学里毕了业，回国后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前一年秋天，正是为生活所迫，郁达夫才不顾郭沫若的竭力挽留，到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喜欢文学，却不得不教统计学，让他心情颇为愤懑，有一次，和陈鹤翔聊天时，他便抱怨道：“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统计’。统什么计，真正无聊之极！”
▲年轻的沈从文在北京前门（沈从文家属供图）
同是天涯苦闷人。郁达夫的公开信发表后，在青年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一位叫彭基相的青年学生读后撰文说：“我读了郁先生这一段顺笔写来的公开状，叫我要发狂了。……啊！面包问题！啊！面包问题！最后我还相信只有多数无面包吃的人，来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面包问题。”
对沈从文来说，郁达夫的探望与公开信，不仅给了他极大的温暖与鼓舞。很快，郁达夫还为他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引荐他认识了诗人徐志摩。那时候，徐志摩刚刚从孙伏园那里接任《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对沈从文早期那种清浅自然的文字风格颇为赏识。不久，沈从文的第一篇文字《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便在《晨报副刊》登出。在徐志摩的帮助下，沈从文第一次靠写稿得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徐志摩带领沈从文进入了当时的北京文坛。沈从文常常跟着徐志摩参加诗歌朗诵会，并很快认识了胡适、梁实秋、林徽因等后来被称为“京派”的一批作家。
一旦有了更多的发表机会，沈从文手中的那支笔便停不下来了，当他困守在狭窄的公寓埋首写作时，有时脑海中竟浮现出老上司陈渠珍从早到晚勤于公务的影子。现在，他们做的事情虽然不同，但态度却一样严肃与坚韧。开始写作以后，早年军队生活与湘西记忆，还有起初在北京那种孤单心酸的生活体验，一股脑成为了他的素材。
沈从文为何能够成为作家？金介甫分析道，是他那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得到新文化运动一些心底开阔人士的青睐。只是，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青睐，还有文学之外的因素。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夏志清和许子东都认为，京派文人对沈从文的接受，除了对他才华的欣赏，也含有壮大集团队伍的考虑。因为，这些京派作家中不乏成名的诗人与学者，却独缺可与左翼抗衡的小说家。而在当时，“沈从文写的小说材料很新鲜，就像乡下拿来的水果没有经过加工，跟左翼反映农村苦难、阶级斗争的小说、包括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都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开始在北方文坛冉冉升起。1927年4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北洋军阀对北方日益严密的控制，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发生南移，《现代评论》、北新书局都已迁入上海。1928年1月初，当沈从文抵达上海，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作家汇合时，他已是国内著名的多产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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