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地道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哈佛毕业的“洋博士”，又在不到30岁的时候，跻身于清华国学院“五大讲师”之列——李济早期的学术之路走得非常顺利。但李济被我们今天所铭记的，绝不仅仅是他学术领域的成就。
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就是由李济来主导，在陕西汾河流域进行。这次挖掘的意义不在于出土物的价值，而是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
1926年初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一道，在山西汾河流域进行调查。3月底，他们到达山西省夏县。李济后来回忆，当他们穿过西阴村时，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陶片，其中14片是带彩色的。他们意识到这里非同寻常，于是确认以此作为未来的挖掘现场。
中国学者为何将现代考古的“第一铲”落在这里？李济本人生前并没有明说。后世的研究者大体上有两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是，李济想在这里寻找到传说中的“夏”的踪迹。当时安阳殷墟已通过出土的甲骨文被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而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怀疑态度，寻找夏代的考古学证据，自此便成为当时的焦点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争议不断。
第二种推测是，李济的选择，与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有关。安特生来自瑞典，也是一位地质学家。1914年他受北洋政府之邀，从新疆进入中国内陆考察。1921年，他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大量彩陶，由此揭开了仰韶文化的序幕，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另一项被我们所熟知的成就，是发现了“北京人”。根据挖出的彩陶，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华文明可能“西来”。当时中国学界自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但因为自己没有主持过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以用来反驳的实证。
这次考察，李济差点丢了命。返回的路上，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回到北京一病不起。李济的父母和夫人相信民间偏方，耽误了治疗，以致他病情告危。幸亏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把他直接送到了协和医院救治，这才挽回了一条命。
虽然李济在西阴村发掘两个月，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但发掘出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1927年初，他们将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70余箱，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了9天，才终于安全运回北京。有意思的是，在路过太原的一个关口时，检查人员陆续打开箱子，发现都是陶片，忍不住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这些破陶片？”有人回答：“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1926年西阴遗址发掘现场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李济的挖掘，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发现了什么“宝物”，而是在于他为考古学——这门西方引进的全新学科，奠定了一套中国的科学方法。在西阴村李济使用的“三点记载”、“层叠”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李济在这次发掘中，最有趣的发现是找到了一个蚕茧。在显微镜下看，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而割面部分极为平直。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那半个茧壳先是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在相关机构之间移交保管，迁台后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十分精心，惟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先生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
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当年在接受采访时还半开玩笑地回忆说：“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
西阴村的发掘，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李济很快用另一次发掘成就达到了事业的高峰。这，就是殷墟的发掘，它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
提到文字历史，就不得不提“甲骨”，这里也有必要花点时间补充一些背景知识。虽然现在“甲骨文”已经是一个无须再花时间解释的名字，但在当时，它的发现并确认还有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武王伐纣，意味着充满传奇色彩的殷商时代彻底结束。日后，殷这个地方逐渐荒芜，沦为一片废墟，后人称它为“殷墟”。但是几千年过去，殷墟渐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为始终无法找到殷墟的确切地理位置，“殷墟”以及商王朝在中华历史长河里的真实面目变成一片混沌。甚至有人大胆地怀疑，所谓殷墟也许只是历史学家的虚构。
1899年秋，当时的中央教育机构最高长官、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他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中药店买了一剂中药。他无意中看到其中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王懿荣本人学养深厚，是一位金石学家。他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做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中药店，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懿荣共收集甲骨1500多片，他认为这些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就是殷商时代的“刀笔”文字。王懿荣迅速从古籍资料中得到佐证：殷商王朝的统治者流行将占卜之事刻在龟甲或者兽甲上。
王懿荣的发现，事实上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令人遗憾的是，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做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率兵防守京城，然而终因弱不敌强，战败而归。在家里，王懿荣携夫人及儿媳投井自尽。
甲骨文的发现和鉴定，震动了世界。小小甲骨端出一个失落了3000多年的殷商王朝。中国现代考古的田野启蒙也在殷墟的大地上正式开始。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阳小屯考古时合影
严格说起来，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并不是由李济主持的，而是由一位叫董作宾的学者进行的。董作宾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他去老家河南考察时，在安阳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这引起了董作宾的注意，他立即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也是他的好友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10月，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这就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784件。但董作宾采用的还是旧式挖宝物的方式，并不懂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也不擅长田野发掘，所以，傅斯年把殷墟发掘的希望寄予在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这时候，李济适时登场。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李济。李济与傅斯年本不认识，也是经丁文江等人推荐后，他们见了面，然后一见如故。李济认为，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而傅斯年则打定主意，想请李济担任考古组主任，同时担任安阳殷墟发掘主持者。而这一决定，最终也得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
1928年12月初，李济正式离开清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开始，李济就开始接管了整个挖掘工作。有意思的是，当年袁世凯曾隐居于安阳，其复辟梦破灭后，财产被充公。李济就住进了袁世凯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打趣说：“历史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1929年底，李济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且保存完整。除此之外，还意外地发现一片彩陶，李济特别高兴，因为这一次发掘所得的物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价值，都超过前两次。
▲1929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一片彩陶片
这里还牵出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位大人物——郭沫若。“大龟四版”出土的消息公开之后，很快就轰动了海内外。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他立即写了封言辞谦逊的信给“史语所”，乞求得到“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
傅斯年为此征求李济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以最快速度寄给郭沫若，信中特地说明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但让大家意外的是，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也许自知这有失学范，他在文尾写了一句“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当年的史语所，对此事颇有意见，性情直爽的傅斯年更是怒火中烧，声称要诉诸法律。当时李济也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可能是因为这一点，郭沫若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很高评价。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郭沫若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他和李济在1946年的一次会面。他提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这使他非常感动。郭沫若写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但遗憾的是，50年代开始后，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的大陆考古界和以李济为代表的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关系，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到上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沟通时，他们两人已经告别人世。
安阳的发掘后来虽然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止，但它产生的影响却日益彰显。1931年，南京召开了一个殷墟遗址发掘成绩展览会，李济做了演讲。展览和演讲引起各界极大重视。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包括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参观，舆论为之轰动。考古发掘的成绩还改写了历史，学术界开始承认殷商时代为“信史”。中小学的多种历史教科书也都把中国上古史部分做了相应改写。
1935年，殷墟发掘工作到了关键的第11次发掘，要大规模开挖4座大墓、400余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预算需要2万～3万银元，比原预算多出5～10倍，如不补加，将前功尽弃。李济增加预算的报告，呈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文江审阅后未加任何条件，即予批准。这次为期95天的发掘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所以李济对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1931年殷墟发掘现场
早期的殷墟发掘一直是在与美国方面合作下进行的，后来傅斯年与美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1930年起，李济与中央研究院终止了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此后，中华教育基金会每年拨款继续支持发掘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这是李济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也让全世界的学者知道了“李济”这个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郭沫若说，安阳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后辈学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说：“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某种意义上,“安阳”或“殷墟”一词，已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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