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张爱玲由麦卡锡作保，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去了美国。此时，张爱玲的母亲在伦敦。在谈到张爱玲为什么没有去投奔母亲时，宋以朗说：去英国的签证很难拿到，况且她也没有生存来源。而《秧歌》出版后，麦卡锡为她在美国找好了出版经纪人，《纽约时报》等报刊也发过对她的书评。在这个时候，张爱玲对于英文写作仍是有自信和期待的。
张爱玲在美国期间，辗转众多寓所。其中几个重要的地方，是纽约、彼得堡、华盛顿、剑桥和洛杉矶。
1955年10月，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号”到达檀香山，办理了移民手续，随轮船驶到旧金山，短暂停留，就乘火车来到了纽约。
纽约是张爱玲美国生活真正的起点。
张爱玲是带着期待和抱负到纽约的。刚到的时候，她虽然没有像狄更斯第一次到访纽约那样，受到纽约作家圈的盛大欢迎，但她作为一个知名的中国作家，也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相当关注。那时，她的《秧歌》刚在美国出版，好评如潮。1955年4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书评《无水的根》（Roots Without Water）和《时报推荐好书》（Book of the Times）。此外，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时代杂志》、《图书馆杂志》、《耶鲁评论》等刊物都发表了书评，公认她的小说写得不错。其中《纽约前锋论坛》的书评写道：“这动人而谦实的小书是她首部英语作品，文笔精练，或会令我们许多英文母语读者大为歆羡。”
张爱玲很早就希望作品能被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所接受。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她就为英文《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写散文和影评，甚至在小时候她已说“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且一向希望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在香港的时候，张爱玲已开始借鉴林语堂、韩素音这些在美国用英文写作获得成功的中国人了。她相信自己的写作事业该在美国发展，于是便开始用英文写作。
1955年2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张爱玲写道：“当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
初到纽约，张爱玲不免伤感。10月，她在给邝文美的信中写道：“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下来一样，脑子还是很冷静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张爱玲纽约旧居（张雷 摄）
但在她的美东生活乐章里，纽约的序曲其实是最带着生机与暖意的。她见到了胡适，《秧歌》大受他的赞赏，认为它“平淡而近自然”。后来她还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自己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胡适都欣然同意。
在没见到胡适前，张爱玲曾从香港写信告诉他：“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12年后，张爱玲终于开始在麻省剑桥翻译《海上花》，一翻就是几年——在美国的生活印记里，胡适是她写作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是“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她也见到了女友炎樱，两人还像在上海时那样在纽约逛街，一起去参加炎樱美国女友的感恩节鸭宴。那时张爱玲写纽约：“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想必那时，她是心怀喜悦的，并想要在纽约宣告自己的才华。在纽约，她开始改写《十八春》下半部，更名为《半生缘》。
张爱玲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虽获如潮好评，却销路平平，未经再版，也没有为她带来很多收入。不得已， 1956年3月，她离开纽约，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 （McDowell Colony）。
对于张爱玲来说，在这里发生的更大的人生变化，是她认识了德裔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不到半年两人在纽约结婚了。婚后，他们在纽约待了两个月，一起观光了纽约市容。有了赖雅的陪伴，又在她所喜欢的纽约，可以想象，张爱玲的心境是曾欢愉过的。张爱玲曾告诉炎樱，她与赖雅的婚姻“虽不明智，但却不乏激情”。又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道：“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 am good company’（我是一个好伴侣）……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张爱玲与赖雅
麦道伟文艺营在彼得堡郊区。文艺营是一个闭门写作的庇护所和隐居之地。营地的目的，是为了让文艺家远离世俗、人际与日常琐事的干扰，专心创作。来这里的人，有些已是知名作家，有些还未确立自己的名声。
当张爱玲得知《北地胭脂》不能出版时，很沮丧，病倒在床数天。1958年春，张爱玲与赖雅计划未来迁居的事，赖雅倾向于远离城市喧闹的彼得堡，而张爱玲更习惯城市的热闹。她理想的定居地是纽约或其他大城市，认为那里的机会比这个偏远的小镇要好得多。
赖雅最终决定迁居。张爱玲比他年轻了近30岁，生命正如日中天，而他，已意识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他必须做出让步。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蔡小川 摄）
虽然是这样，彼得堡也的确给了张爱玲美国生活中难得的一段岁月静好与现世安稳。1958年她的生日，早晨下着雨，一位联邦调查局人员来访，查核赖雅的债务问题，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绪。下午，天放晴了，两人一起去邮局寄了几封信。回来小睡片刻后，他们吃了肉饼、青豆和饭。张爱玲打扮了一下，他们一起到影院去看电影，那天上映的是《刻不容缓》（No Time for Sergeants），他们看得开怀大笑，笑出了泪花。在瑟瑟秋夜中，他们步行回家，把剩下的饭菜吃完。晚上，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那天，她38岁。
1958年底离开彼得堡后，张爱玲和赖雅去了洛杉矶，到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结束那里的居留后，他们移居旧金山，住在布什街125号25公寓。赖雅曾打算在旧金山稳定下来。
在这期间，张爱玲接到委托，把《狄村笨伯》改写成中、英两个版本的电影剧本，并通过宋淇夫妇和美国驻台湾新闻处处长麦卡锡的关系，替美国新闻处做翻译。创作上，张爱玲势头不减，写了英文长篇小说《少帅》、《上海游闲人》和一部8万字的小说，起好了《易经》（Book of Change）的大纲。她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找到出版商，不过通过写剧本和翻译，她暂时有了比较宽裕的稿费收入。
▲张爱玲去过的电影院 （蔡小川 摄）
然而，张爱玲的心没有安定下来，她决定去一趟香港和台湾，她说：“一来因长途编剧不方便”，“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当她告诉赖雅这个计划时，赖雅震惊，不快而疲惫，在日记中写道：“Well，她想要改变，而我想要和眼前一样的生活。”
1961年10月，张爱玲去台湾和香港后，赖雅不久就去了华盛顿，住在女儿霏斯家附近的公寓里。在那5个月里，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张爱玲在香港很不如意，病痛、过度的工作还有经济上的窘境困扰着她。赖雅的信则给她很多宽慰。他发来了在华盛顿新公寓的蓝图，告诉她租金很便宜，每次都催促她早日回去。终于，在香港感到厌倦和孤独的张爱玲，1962年回到了赖雅在华盛顿安的新家。
然而，赖雅的健康状况在不断地恶化。1966年9月，张爱玲离开华盛顿，赴俄亥俄州牛津镇的迈阿密大学任驻校作家。动身前，她试图说服赖雅的女儿霏斯将赖雅接去由她照管。但霏斯要全天工作，还要照管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无法解决。后来，她回到华盛顿，带走了赖雅。那一年，她46岁。
1967年4月，张爱玲带着赖雅悄悄离开迈阿密大学，来到剑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在迈阿密，她竭尽全力只忙于自己的写作和照顾赖雅，无闲他顾，谢绝了所有社交活动。大学里的官员们因她在校园中不肯露脸而失望。
在剑桥，她开始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修改《十八春》。她依旧不会交际，“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当作业务去报到”。
▲赖德克里夫研究所（蔡小川 摄）
1967年10月8日，赖雅逝世。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只轻描淡写了一句：“Ferd八月底搬来，上月突然逝世。”立马接着写：“这一向赶着译完《浪淘沙》，为了改写的部分麻烦，一再耽搁。”在旧金山时，她曾告诉当时的美国女友，自胡兰成离开她后，“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而那时，她一生中唯一如此爱她、关心她的赖雅也离她而去。从此，她也不再去追求人间的情爱了。
那时，曾在纽约给过张爱玲暖意的胡适已去世5年。张爱玲开始在剑桥翻译《海上花》时，曾写道：“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后来她写了《忆胡适之》，若不是因为翻译，也不会写，“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让她“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到了1968年底，张爱玲已把《海上花》首30回的译文交人去打字了。假如她不分心去研究《红楼梦》，她应有充分的时间在两年之内把这部吴语小说译完。夏志清这么写道：“爱玲说译文上半部打好后'稍加整理’即可寄给我，但她并未这样做。”她曾说过，她知道自己非常stubborn（固执），但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
香港大学后来出的张爱玲两本英文小说《易经》（Book of Change）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y），英文序都是王德威写的。王德威说：“这两本英文书，如果我从一个一般读者的眼光来讲，在文采上是不如她的中文作品的。她的英文很有特色，甚至有时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也会觉得，这样的英文是不是有些造作，有点刻意的'洋腔洋调’。这个'洋’，是指中国味儿，有种老派的味道。这两本书不能在美国出版，我想是有原因的。它不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这两本书后来都被翻译成了中文。
但如何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呢？王德威曾在一篇文章《衍生的美学》中写道：“我认为张爱玲在她晚期，也许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部分不如早期。但她花了后半生的时间不断去重写、改写，给过去的生命不同的结尾，投注以不同的眼光与诠释，这种写作的方式，不应被简化为'炒冷饭’，也不应简化为'取悦有东方癖好的读者兴趣’。中国传统的叙事学理念，不见得是只强调创作的，重复也是中国故事传统的一种美学能量。而张爱玲是这么一个熟悉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熟悉《红楼梦》与《海上花》的人，读过《海上花》，再读《小团圆》，就会恍然大悟。”“她在这里翻译的《海上花》，是她的'生命之书’，把她带到人间烟火，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后来的《红楼梦》也是。对有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为了发表，但张爱玲不是。她的写作审美态度，与今天市场作家的创作意义完全是两回事。《海上花》翻译完了，也没有积极地要出版，《小团圆》也并不是她希望发表的，就像卡夫卡喜欢烧掉他的手稿一样。”
▲《海上花》英文原著（蔡小川 摄）
在宋以朗的《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曾在信件中说，她认为自己的英文小说被拒绝，原因是美国编辑有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不可以接受书中把旧中国写得那么糟。20世纪60年代，她用英文写《少帅》，但美国人的思维跟不上那些复杂的民国故事人物，结果半途而废。70年代，她写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但碍于胡兰成在台湾的政治风波又搁置出版。她转写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又碰到当时大陆、台湾时势不宜。近年来，这些作品大部分才由宋以朗陆续整理出版。
1969年6月，张爱玲离开了剑桥飞往加州伯克利，从此离开了美国东部。洛杉矶是她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城市。去世前她在这里居住了将近25年，《红楼梦魇》、《小团圆》初稿、《色戒》等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
关于张爱玲晚年的生活境况，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她在给宋淇的信中说，买机票时为了省100块钱，只能买某种特定的机票。对于这件事，止庵认为：“她是很省钱，但不是没有钱，这是两码事。张爱玲后来的境遇和生活方式，很大原因是她自己愿意这样。包括她家里没有床，睡在一个行军床上；没有桌子，在纸箱上写作。她晚年在美国的生活很大程度是她自己想那么做，而不是被迫。一个人想干什么和不得不干什么，是两码事。”
1988年秋，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女记者翻张爱玲垃圾事件。戴小姐是一位台湾旅美作家，早年是张爱玲的崇拜者，受报社之约去采访，张爱玲没有答应。报社提供了张爱玲的住址，戴小姐就悄悄住到了隔壁，一方面不敢贸然上门，一方面又心痒难耐，常隔墙偷听动静，偶一天瞥见张爱玲出去倒垃圾，心向往之，在张爱玲回去之后去翻垃圾，并对张爱玲的饮食和身体状况做一番分析点评，还电话分享给自己的一位女友，张爱玲辗转得知后立刻悄无声息地搬走了。
张爱玲生前居住的最后一幢公寓位于西木区罗彻斯特大街。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尸体被发现在公寓房间内，死因是心血管疾病。在她最后居所的附近，有一座西木村纪念公园公墓，比利·怀尔德葬在那里， 他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我是个作家， 但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I’m a writer，but then nobody’s perfect.) 这也像是写给张爱玲的。
关于张爱玲是否是一个凉薄的人，宋以朗曾这么告诉我们：“凉薄，英文应该是cold hearted吧。我并不认为张爱玲是个凉薄的人。如果她在信中已经反思了自己的不足，她意识到了，则不是真正的凉薄。因为她有所反思（reflective）。她也许是觉得向别人解释自己是一件尴尬的事……”
▲张爱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张雷 摄）
张爱玲在《烬余录》说：“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这个在不同时代的文坛上都大放异彩的传奇才女，以一种最寂寞、最悄无声息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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