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沿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不能不说说历史更为久远的学堂与私人办学的传统。如果说科举制度是一套为统治集团选拔参与治理的文官的固定程式的话，那么学堂－－包括官学与私学－－则便是为这个制度奠定人材准备的来源和基础。
在东周以前，学术是局限于少部分贵族集团中的。将知识传播到平民手中，使底层人民也有获得知识的途径的，是孔子，也正是这个历史功绩，奠定了孔子作为最伟大的教育家的地位。孔子奉行“有教无类”，并身体力行推广之；他把原来局限于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典籍，譬如礼乐等，广为宣布到社会上去，使平民也有了一窥这些原本藏诸于庙堂深处的东西。这可能和他本身是个落魄的贵族后裔，同时一生不得志有关。他在四十以后开始的广收门徒，所谓弟子三千，门人七十二者，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实便已是典型的私人办学了。到了战国后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派此起彼伏，而且各各都带着一大帮的徒子徒孙，俨然成了黑帮老大一般，有名的譬如稷下学派等等，可谓私人办学蔚然成风。那时的学术的大发扬，显然和这有最大的关系。
这个时期的这个自由学术、包括私人办学的传统，从此影响了中国发展整整两千年。由于私人办学和官学不同，它每每不受地域、传授内容的严格限制，因此常常具有了更加活跃的形式和开阔的视野。它的一个贡献在于，打破了知识的特权，使得广大最底层百姓也有获取知识的途径。私学的发达，使得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几乎处处有学堂，村村可以听到读书声。因此，它在漫长历史时期，成了开启民智知识启蒙的基本途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能见诸于村村野野，在最偏僻的地方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无疑的，它的作用是最大的。
由于中国地大、而交通极为不方便－－至今依然如此－－使得政府管理中，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官学也不可能照应四处的到乡野村庄、穷乡僻壤。因此，私人办学其实便有效的弥补了官学的不足之处，办到它所不能办者。
大凡大儒或有些学问的人，如果当不了官，大抵便要到去当教头，自觉担当起怀化一方的责任－－这也算是儒家的一个信条－－这不能不说是学堂的大贡献之处，而越到乱世时，才子不得出，便更要如此，以作人材的储备工作，待到时机成熟时，作拯救民族国家的事业。这就是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隋末的文中子王通（王勃的祖父？）的河汾讲学（真实性还待考），培育了开盛唐三多百年江山的诸多开国元勋，李靖、魏征、房玄龄等，甚至包括李世民；宋初的著名大教育家胡瑗、朱子、明末顾亭林的东林学院等等。尤其是明末清初的私人办学，虽然屡遭残罹，却为明清之间的文化传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今日我们环顾中国四处，几乎无处无有留下各式各样学堂的影子，便是最底层的百姓，也以无知识为耻辱。而历史上但有外族入侵，但凡侵略者是略为成气候者，譬如秦王符坚那样的，便要大力鼓励这样的形式。我们今天看中国文化如何能绵延两千年而不绝，可能总是一带而过而不深究其内部原因，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想便是这种知识的普及性，使得在其内部，总能保留一定的－－虽然也总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新鲜的血液和勃发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堂－－包括官学和私学，但私学尤其在广袤的农村来说，是更重要的，而广阔的农村在历史上一直是最出色人材的最主要储备基地－－起了根本的重要性。
私人办学，在民国时期，似乎还可以允许，我们今天看看那些走过来的前辈大学问家，几乎无有不曾吸取过私人办学这一好处的。
所以科举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但中国仍然不缺乏必要的人材，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脱颖而出。然而自从解放后，私学被废除，而全由官办，结果由于政府财力、物力、精力的限制，许多地方官学不象官学，开启民智普及知识反而成了空谈。结果是、先是全民皆政皆兵，现在是全民皆商。然而一国之得以长期生存，毕竟需要最基本的知识要求和人材储备。到了今天，钱也是有了，政治觉悟－－无论是民主也好，还是拥共也罢，还是逍遥－－也算有了，可是脑子里却缺货了；就是有的，也不过是一些专才，不堪大用。而真正治国人材的缺失，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两千年来储藏于中国四处的最重要的人材库，近于枯竭，枯竭原因，不但是因了这五十年来，教育一直不被立于首要和根本的重要地位－－这可以说几乎是两千年来所十分少见的－－同时私学被废除，官学力不足，也使得人材的储备成为一句空对空的话。
是以中国要想进步，恐怕还是有必要恢复鼓励私人办学这个传统，开生民之智慧，普及知识于最一般的大众之中，这样反过来，也就建立起了一个国家建设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为博大的人材库了。有了这个，我看中国的发展和振兴，才有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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