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事件与文献：首届“安高诗歌奖” ◆《“安高诗歌奖”2000年度首届颁奖仪式致词》 2000年1月7日于柏林 ◇刘丽安 “安高诗歌奖”每年授予一位中国诗人，其创作表达了一份开放和自由的心灵，以及人性尊严的追求。 今晚这个荣誉是属于诗人多多和诗人张枣的。他们是“安高诗歌奖”第一届双奖获奖诗人。每位诗人各获自己的一份全部奖金，即各获一万美金。 “安高诗歌奖”背后的五位灵魂人物是散布在广大中国各地的五位评委。他们本身就是极为优秀的诗人。过去一整年，他们的评选范围包括了世界各地的汉语诗人，他们的努力出现了今晚令人惊喜的结果。这五位讦委是：上海的陈东东，香港的黄灿然，福州的吕德安，四川的肖开愚，和北京的臧棣。 由于诗人多多现在旅居荷兰莱顿，诗人张枣现在旅居德国图宾根，加上评委肖开愚现住柏林。我们决定在柏林举行颁奖仪式。 诗人以独特的敏锐，超人的想象力，和深刻的透视去观望人生，并创作出能表扬人性痛苦，光辉，和灿烂的艺术作品。中国有一句话：一言可以兴邦。诗歌里：一行诗可以拯教。一行诗或一首诗如果写得好，是来自魂深处赤诚的呼唤和倾述，及语言美学最高的呈现，并且能得到共鸣。 我今晚献给两位获奖诗人多多和张枣的话题是与三个隐喻有关，就是： “高山，水平线，和云雀” 首先是“高山”。我相信诗歌是最高层次的语言艺术，杰出的诗人们通常是先要爬一座技艺的高山。为了'诗歌语言’或写诗技巧，攀登这座高山可以是艺术家终身的学习和修行。到底一位艺术家需要行多少路，要读多少书，或者，要向其它更好的诗人请教多少，那就要看诗人的天赋多厚，进取心多强。毕加索16岁时就能画得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拉费尔那样好；除了有时毕加索会赞赏同时代的波多莱尔的诗歌，塞尚画山的生动，和马蒂斯天真活泼的线条之外，他全然大胆独立地追求自己艺术形式的创新。当然，更常有的是相反的情形：有些天赋不够的诗人会背读手所能及的诗歌也只能写出一些二、三流的诗歌。 诗人多多和张枣是属于那些找到了自己独特诗歌声音的精英诗人。 其次是“水平线”。每位诗人最大的渴望莫过于要写出最好的诗句。这个崇高的理想时常会像一条远方越向它迈进它越后退的水平线。比如说，文学大师海明威，（虽是大小说家，最终仍能以写诗为荣），他终身追求的是：“一句美好的句子”。“一句美好的句子”是每位作家献身文学的最高目标。海明威自己在他最后九年的写作生涯里，为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一句美好的句子而举枪自尽。当然，自杀并不是如此简单；他的确因受伤背痛必须站着写作，写不出时来时，会有时站在火炉边发呆，一边剥橘子一边把橘子皮往火里扔，并望着因橘子皮燃烧而发出的蓝光。而他写作的蓝光在哪里呢？海明威看来像似江郎才尽，事实上就是那永远扑捉不到地球远方的水平线。同样地，毕家索死前最后一句话是：“绘画仍待被发明。”这位创作了八十多年的艺术大师，居然感到离水平线远得像还没有起步而绝望地说出：“绘画仍待被发明。” 我由衷地感到艺术家那'死而后已’的悲壮精神。当世上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灰烬时，只有艺术家的灰烬飞出凤凰。艺术，和宗教一样，是人类最终的文化遗产，导向人类更大的和谐与美好。诗歌艺术是可以留芳百世的。 最后我要提到云雀。云雀在天空以嘹亮之声为自己或知音歌唱，多多和张枣的诗使我对现代汉语诗歌更加地迷恋。多多在1998年写的诗其中有三首短诗，首首都刻骨铭心。他那首《我读着》由第一行'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的父亲’，就展开了一片宽阔的回忆视野，以淡然又细腻的细节，表露了诗人冷眼透视一对父子命运中的忧伤。另一首《常常》以'常常她们占据的一把铁椅’第一句就把'公园的’、 '固定的’、'冷冷的’角度定好了再去谈到女人的生存局限和“视为当然”易被“遗忘”的命运。另一首《一刻》更像一幅宁静的表现主义的画，把时间上那'一刻’的精髓由大提琴师在火车站的卖艺，到孩子喝牛奶，到某俩人在一起的一刻，诗人都好象在说：每一刻，某一刻，生命中大多数的一刻都是会安安静静地死去。多多这三首诗表达了由细腻的情感和冷静又成熟地观察提炼出对生活，生命，和时间更深层的属性。他的诗歌教会我如何对这个世界作更准确地凝视。 诗人张枣精彩的诗收集在一本1998年三月出版的诗集里。里面有约70首他写的诗和25首他译的诗。这些几乎是他用20余年的才思所创作的诗歌的全部。他的诗歌，和多多的诗歌一样，杰出得会有许多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老师去研究和评判。我现在只想利用半分钟的时间表扬诗人张枣对诗歌的一个信念： 诗人张枣的一首重要的诗《今年的云雀》。这首诗已由德国汉学家Sussane Gosse以《一棵树是什么？》为题的评论中分析过，由商戈令译出来了。里面指出诗人自己表白过的一个中心思想，“诗歌是在寻找知音”“对话方式”和“知音”的观念。他又说：'人与人可以用语言联结起来’我认为以诗歌之美把人联接起来在现时代特别带给人们一份慰藉。在这五花八门科技挂帅时代，人越加变得寂寞与孤立。在这21世纪的黎明，需要诗歌来持续人类共有的，恒常的人文精神，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诗人多多和张枣写的就是这样的诗歌。最后要说的是，听说云雀，那爱在高空歌唱的鸟，极为的稀少，在亚洲更甚，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的祖国中国的天空会充满了诗歌云雀和知音在对话，在歌唱。谢谢。 ◆《安高诗歌奖授奖辞》 （2000年1月7日于柏林洪堡文学）　　 ◇肖开愚 女士、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们聚在这里，庆祝一个汉语诗歌奖，“安高诗歌奖”的诞生。 即使是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在远离汉语国土的一个以理性著称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重复那些关于诗的最流行的意见，比如说，诗的出现靠的是某种可以置疑但无法辩驳的天然力量。但是，一个长期在语言上工作的人，尤其是试图让语言出现奇迹的人，是不会推崇神秘的。八十几年前，年轻的胡适在构思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正把此后的中国诗人拋向一座看起来不深、但似乎爬不出去的山谷。因为此后呼啸而出的中国新诗至少在形式上斩断了与古典中国诗歌的联系，而它与其模仿的欧美诗歌之间的联系并不能强迫欧美诗歌成为自己理所当然的父母，因而新诗在幸运地获得一词组言的新大陆的同时，丧失了可以捉摸和解释的渊源。它稚嫩而又孤立。由于中断了与传统中成熟的诗歌形式和诗学的联系，由于茕茕孤立，这几十年来的中国诗人的工作失去了获得严肃的评价的机会，因为稍微可靠一些，或者说真正有说服力的评论既无法建立在沉醉的欣赏中，也无法建立在自我检查中，而只能出自与那些屡经辩驳的公认的作品的比较。 诗歌经验的积累，即使是包括了许许多多天才人物的牺牲，也仍然是缓慢的。但是通过差不多五代诗人的努力，汉语的现代诗歌已渐渐形成了自身的小小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根据二十年代的第一批现代诗人的失败来反省当代诗人的类似的或别样的失败，也可以根据当代诗人某一方面的明显的成功去重新发现前辈们的类似的或别样的成功。我们从现代诗人之间的差异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一个较大的世界开始，去观察某一个诗人的工作，会更容易看清这个诗人的品格和成绩，而恰如其分地理解某一个诗人的特点，反过来又帮助我们清晰了整个现代诗的脉络和轮廓。如果一个当代诗人的诗作和诗歌观点能够参加到某一诗学传统的讨论之中，那他的工作也就可以因为有了伟大的古典诗人和杰出的国外诗人作为榜鉴，而得到严格的批评。 安高女士，多多先生，张枣先生，请允我这样讲，“安高诗歌奖”的设立，在时间上是恰到好处的。中国现代诗的历史似乎刚刚长到应该获得公开、理性和热情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在此应该感谢所有的中国现当代诗人，感谢他们的勇敢而富有智能的工作，是他们协力为中国诗歌创造出了一部新的历史；当然，我们也感谢安高女士及时地设立这个不同寻常的奖项。安高女士对中外诗歌都有着深邃的理解，她为诗歌奖订下的这个原则，“创作表达了开放与自由的心灵，和对人性尊严的追求”，我想一定是基于她对诗和我们的生活的憧憬而提出来的。她把评奖的责任委托给了黄灿然、臧棣、陈东东、吕德安和我，我们五个评委。我们把我们的责任理解为，当世界对诗的期待与从诗人那里夺路而来的奥妙欣然相逢的时候，我们正好看见了。安高诗歌奖评委会决定，把二○○○年度和二○○一年度的诗歌奖一并评出，授予诗人多多和诗人张枣。 两位令人尊敬的诗人，请接受我们五个人的祝贺！我们五个人所能够奉献给你们的，只不过是偏爱和挑剔，而诗歌的荣誉降临到你们头上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天才和孜孜不懈，是因为你们的成绩与汉语之光的许许多多追求者们之间达成的宝贵的呼应。 坦率地说，我自己至今还感到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天性，加上什么样的心理遭遇，加上什么样的运气和匠心，才造就了多多诗歌的尊贵品格。在1989年由《今天》出版的那本《里程》里，多多的诗歌给人一种尖锐而又挺拔的感觉，许多诗句就像从云缝里绽放出来的闪电，直刺读者的心灵。然而多多的闪电又总是带着大地的、田野的、甚至房屋的、好象我们可以享用的熟悉的气息。奇怪的是，由于在显然是由人性造成的灰色和黑色前面显示了人性的勇气，多多的热情的闪电反而带有了宽恕的力量。就像先读他的那首典型的现代经验的、好象冷冰冰的诗作《从死亡的方向看》，再读他的气势磅礡的抒情诗《春之舞》，我们会得到双倍的温馨。《里程》强有力地塑立了多多的现代抒情诗人形象，但是，一两年之后，多多发表了他的最为迷人、最为动人心魄的新作。他1989年到1992年期间写下的那些诗，是明晰的洞察力、精湛的语言、最吸引人的节奏和一种负责而又温暖的品格高度融合的结晶。在《在墓地》那首极端而又沉重的诗里，就像通常在关于人类命运的诗里他爱做的那样，在历数了那些其实早已放弃了寻求遮掩的生存真相之后，多多告诉我们：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 辛酸而又温暖，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在表面还是在起着支配作用的那些幽深之处，似乎从来就没有变过，然而我们却一直在努力。我们总是感觉世界正一天天变坏，然而我们自己正是人类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诗歌明显不同于西方诗歌的一个传统就是，中国诗人如果不是终身的话，起码在早期都抱有改造社会、使之变得理想一点的企图。当然诗人们都失败了。也就是说，中国诗人都有着一份社会的和政治的绝望的履历。然而我们的诗歌毕竟有了一个着眼于普通生活的起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诗歌发轫于理想。在这个既左右诗人的写作又限制诗人的生存途径的起点上，现代诗和我们的古典传统接通了。多多的诗歌显示出来，多多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健康、饱满的理想主义者。我想不需要什么说明，我们就能够明白，对于现在的世界，特别是对于艰苦的、我们的非常艰苦的汉语国家，一个理想主义诗人从天人和谐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现状的诗歌意味着什么。 各位来宾，或许你们已经知道，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发生过多么大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这所有的变化中的第一个变化，是八十年代初发生的。在诗人张枣的创作中，这个变化体现得特别鲜明。美国诗人Robert Frost曾经挖苦自由诗说，“Writing free verse is like playig tennis with the net down”。可是对于现代中国诗人来说，自由来得还要多，多到了好象我们只能称我们的现代诗为自由诗的地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批诗人，一开始写诗就想要改变这种缺乏限制、真正不自由的写作条件。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张枣初涉诗坛就一举成名，在当时的现代诗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张枣最初的那几首杰作──像《镜中》和《何人斯》──已经成功地说明，弥补文学进程中的某种缺陷必得倚赖于合乎文学进程的需要的天性，最重要的是，依赖于拥有这种天性的诗人对这种天性有恰如其分的理解和磨练。如果那种天性与始终处于警觉状态的诗歌才能偶然地综合在一个青春少年的锐气中，那难题的解决就会像水到而渠成。张枣的诗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形式感，就是唯美的，让人听到了张枣的声音（在向某个别人讲话）。后一个特点里有两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令人激动。一是张枣的声音乍听起来有点奇怪，有南方省份湖南和四川的味道，有幽深庭院的味道，有梅花的味道，有古文的味道……说实话，南方的读者一下子就迷上了张枣的声音。北方的读者大概不那么习惯，但是不习惯，又刚好是那种所谓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可以刺激读者的语言感受。另一个部分来得更了不起，比如在《何人斯》里，张枣是在向一个别人讲话。真的，我们陷于孤独或者孤独的哲学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久违了我们中国诗歌的甜蜜的对话传统。尽管张枣说话的对象不像古典诗人的说话对象那么具体，那么着眼于越具体却越显得稀罕的友情，张枣说话的对象是一个好象因为住得太远、形象显得虚幻的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分享到春风般的甜滋滋的爱意。 几乎可以说，张枣是当代中国诗人中最为聪明的诗人。他清醒地写他的每一首诗，而他的每一首诗都讲述一个由他的个人美学憧憬把同样几个矛盾的方面巧妙编织起来的故事。张枣先生，在这个特殊的场合，请原谅我用简单而粗鲁的概括来谈你的创作，简单的概括免不了会伤害你的创作天然与自为的融合的境界。这几个矛盾的方面是什么呢？张枣从古典中国选择了他看中的事物，比如梅花、鹤、高雅的语调，又从西方诗歌中选择了形式的结构方法，加上他自己的声音和一个倾心相向的交谈对象，再加上茫茫的、不断地化解着种种突破的努力的那一片空白。张枣的选择不仅展示了当代中国诗人的共同困难和他本人的明智，也展示了当代诗的一些根本特征。我们读张枣的从《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到《云》的所有的诗作，会深深地感到，因为有了形式的限制，更多的自由也产生了。我们还会感到，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穷尽视野把世界上的种种语言经验拥抱在一块儿，才产生了中国式的美。这种美并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但它和古典诗连成了一条芬芳的长廊。 最后，我想说，较好地理解一个诗人有助于我们理解同时代的其它诗人，而带着我们从当代诗获得的新的理解力回过头去，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前辈，那些现代诗的开拓者，原来是做得那么好。所以说诗人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把自己贡献给了世界，还在于他把非凡的前辈重新贡献给世界，所以说诗人是我们人类情感的想象力和记忆力。 谢谢大家。 ◆《受奖词》 ◇多多 今天，我要感谢ANNE GAO女士创建这个基金会，她是怀着至高的理想和爱心，且具有慧眼，去瞄准一座一定要出现的桥梁，其上放射着汉语诗歌的光芒，如此，祝福已经参与期望，诗歌的意义亦再次被突出。 我要感谢安高诗歌奖的评委，这超出期待的鼓励，让我仿佛罝身于一片与词语相应的麦田。在那里，一个诗人的工作被置于母语标准之下检验，而无须经过翻译去增减什么。为此我非常珍视他们的评定，能允许我与年轻一代的诗人们，也就是与现在连接到一起。 我心中有一座长城是汉语造的，起始它就负有大道，去维系天人和谐的持久契约。自秦砖汉瓦乃至深锁长江咽喉的水泥工程，它所携带的忧患无一日中断。在它一路接纳，汇合，延伸之际，于今，又要以它与大地之母相依的蜿蜒身姿，去平衡剑一般刺入长空的Babel通天塔，因它所要守护的已不再是地图上的地理，而恰恰是从钟面上溜走的时间。 二十一世已经在此，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正在透过人间词话，考验诗人的耳朵。当无论怎样压低的调门依旧显得太高，我的讲演便必须结束。 谢谢诸位。 ◆《受奖辞》 ◇张枣 尊敬的Anne-Kao女士，各位朋友： 今天，我怀着异常愉快的心情和深深的感激来到柏林，领取“Anne-Kao汉语诗歌创作奖”。这是我从事诗歌写作20余年来所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因而可以想象，我格外看重这个奖的含义，首先是因为这个奖来自民间，它的设立者是一位独立的真正的诗的倾听者。其次是这个奖是由五位才华横溢且品味严谨的诗歌同行评定的，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再者，本年度的另一获奖者，多多，是我多年来一直敬重的前辈诗人，能与他一道共享这个荣誉是让人骄傲的事。 中国先锋诗歌自文革那些阴郁岁月的深处发轫以来，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姑且先不忙于确定它取得的成就如何，也无庸去争得它在一个文化变革的时代应该拥有的精神领先地位，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让它每个创作者和读者一直引为自豪的:这就是它从未向任何势力妥协的自主自律的精神。这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难能能可贵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知识分子作为权力的辅助者和赞同者的身份，难以允许他身上的诗人成为某个体制的彻底的批判者，决裂者和边缘人，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似乎的例外，比如屈原和杜甫，但如果仔细体味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趣味，不难发现这些是跟他们的统治者有着一致性的，因而他们的悲剧只是性格的悲剧而并非诗人的悲剧，他们的诗歌含有对统治者道德不完美的轻微含蓄的谴责，而并未表达和创立一种绝然不同的美学世界观。 当代汉语先锋诗歌的自主自律精神源自美学态度上的不苟同精神，体现为纯诗艺的变革愿望。实际上，在任何处境中，没有比纯诗艺意义上的反驳更深刻的反驳题。因为我认为，纯诗艺的批评精神同时也应该是元诗的批评精神。它不仅表达对权力的浅薄庸俗的美感的讥讽，同时也能揭露那些貌似的批评哗众取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纯诗艺的元诗方式也应包含对自己的写作的反思与批评，即时刻去追问:我们的美学自主自律是否会堕入一种为我论的排斥对话的迷圈里？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追求是否要用牺牲传统的汉语性为代价？如何使生活和艺术重新发生关联？如何通过极端的自主自律和无可奈何的冷僻的晦涩，以及对消极性的处理，重返和谐并与世界取得和解？这些都是21世纪的诗歌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也许答案一时难得，但去追问，这本身就藉含了我所理解的诗歌本质。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