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安光系
北京一家都市报关了。
报纸关门，这两年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曾经作为某都市报的一名工作人员，我也着实担心那些过去的同行，担心他们未来的去处。
我不知道，这家媒体关门是因为大势所趋，还由于自己身上许许多多的小问题所致。记得当年有媒体曾采访我的前东家——上海一家媒体的掌门人时，Q总编曾说过：“如果纸媒要死，也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你看，马云都快把银行搞死了，报纸现在还在用最传统的方式寄稿费。”
他一语中的。 如果不改，很多这样的单位迟早会“灭绝”。
▍ 一
夏天回到国内，母亲拿出两张汇款单说，这是别人给你寄的稿费。
总共只有200多元人民币的稿费，我在武汉的弟弟却取不出来。人在国外，偶尔为国内的媒体写点儿稿子，媒体呢，总还有那么一些人认真，非要给我寄稿费不可。这一寄，多数情况下我是收不到的。
收不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常年在国外居住，国内已经没有了固定住所。很多情况下，对方如果要寄稿费，只能是将汇款单汇到国内我亲戚处。跟对方说了我小弟的家庭地址后，一些媒体就会把汇款汇到他那里。
问题接踵而来。“现在的邮递员紧俏得很，大多数人在楼下按一下门铃，家里有人，人家就上来让你签字。如果家里没有人，就直接走了。”“多数情况下，就没有第二次了。”母亲说。
60多岁的她想不通的是：“现在网上汇款多方便啊，怎么还要通过邮局来寄钱！”
她这一提醒，倒让我想起很多次国内编辑提醒我稿费单被退回的事情。记得有一次，让对方帮忙查了一下，结果有8张汇款单总计6000多元人民币的汇款被退回去了。
细细想一想，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可怕的是，邮快汇款中，隐含着太多的无效劳动。
一张汇款单，对方媒体单位先让工作人员在汇款单上填写收寄地址，然后到邮局去办理汇款手续。邮局通过正常的程序将汇款单像寄信那样邮寄至对方家里。假设投递顺利，家里的人需要拿着单子到邮局去取。取的时候，需要搭车或开车去邮局，到了那里，还要找地方停车，再填写背后的取款信息，取款，再回到家里。这其中的时间成本得有多高！
这是顺利的情形。假如不顺利呢？投递员投一次人不在，服务好的，会投第二次或第三次。差的，就直接退回。退回过程中，邮局是不是也要花费工作量？稿费退回后，汇钱方是不是也有工作量？
这其中还有一些细节：按邮局要求，我还得把身份证寄到国内。去取款时，得同时拿着我本人的身份证和我弟弟的身份证，去邮局取。也就是说，为了这点儿稿费，我还得从英国把身份证寄回中国，才有可能取到钱。
“他们迟早要垮台的，” 母亲在电话里跟我抱怨说，“现在快递服务好得不得了，邮政却还是原来的样子。”
▍ 二
不仅仅是媒体，这样的毛病，许多行业里都有。有些事的麻烦，不是取款这一件小事儿可以比的。
比如，前两年我回国时，要在国内旅行，就想通过上网来预订机票。
前年在网上操作的时候，才发现，国内某航空公司的网站和苹果电脑系统是不兼容的。系统不兼容的不仅是航空公司，银行的网上银行也是，当年的国内央视网站也是。总之，用苹果系统登陆，用不成。
再扯回来说订票。无可奈何，我就换了一台非苹果的电脑上网买票。这一次，更失望：每一次买票网页都动不了，最后总是不能成功。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国有大公司，怎么可能不会考虑不同消费者的利益。
打电话订票，票价就要高出好几十元。因为网上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在网上订票时，才会享受那样的票价优惠。
如果在国外打电话订票，很多时候，对方给的那个400或800开头的号码是没有用的。这些号码在国内直接拨打，在国外拨打的时候就乱了。现在自己慢慢变聪明了，摸索出一套办法：先拔到当地，如上海就拔008621后，再拨通对方所提供的号码。
订票过程还算顺利。但到了付款时，又出现了麻烦，我的借记卡不能使用。只能用信用卡、支付宝（当年还没有流行微信支付）。
出国好几年，信用卡早已过期。我把电话挂掉，打给信用卡服务中心，对方说可以重新给我寄一张卡，但最快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寄到；而且寄的地址，只能是寄到上海我当年办信用卡时留的地址。
这就要命。我也不能因为拿一张信用卡，就跑回国内啊！况且，出国这几年，已经好像落伍了几十年。我又在困惑：为什么国内的借记卡不能支付我购票的费用？我本该有权来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谁把这个权利给剥夺了？
我开始尝试其他航空公司，希望能找到能接受借记卡支付机票的航空公司。然而，在打了好几个电话之后，我失败了。
无奈之下，我向国内的亲戚求救，最后用她的信用卡替我支付了机票。
▍ 三
买机票时，总还有一些烦心事儿。
比如，以前在英国这边，公司里需要到国内出差。如果订国内那一段机票时，就需要开一张电子发票。
直接跟航空公司订票，订完后跟对方提出来，需要一张电子发票，对方多数会抱歉地回答你：对不起先生，我们不提供这项服务。如果您需要纸质发票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寄至国内陆址处。邮寄费是10元。
这几年中，凡是直接跟航空公司订票的，全部不能发电子邮件来确认定票。
前几年我们全家从伦敦飞至香港，准备游玩几天后再从香港返回国内。由于提前已经把国内广州飞至某地的机票买好，想到香港后再买火车票去广州，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
就在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时，被汉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拦下近两个小时。她说根据香港的法律，得证明你七天之内必须离港，这样我们才能让你登机。在跟她一遍遍解释我们已经在国内订好几天后的机票了，接着把手机短信发给她看，她依然坚持不放行。她的理由很简单，你手机上显示的是汉字，她怎么能确定这就是你要飞行的航班？！
这就是让人恼怒之处。国内这么多的航空公司，这么大的企业，让你们发一个中英文的购票确认邮件，就那么难吗？！
▍ 四
还是航空公司。
2010年元月去美国，订的是国内某大型航空公司的机票，经北京飞洛杉矶再转美国中部某城市。我们一群要去美国某大学做访问的同行聚在北京国际机场。
飞机晚了。到点儿后，服务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什么都回答不上来。因为我们在洛杉矶需要转机飞其他城市，如果这趟飞机晚了，就意味着我们赶不上另一趟预定航班。这下可扯出不少问题：飞到那边晚了怎么办？有没有人安置我们？我们误了那边的飞机怎么办？我们所要访问的大学在一所小城市，距机场还有2个半小时的路程，对方还要派司机去接我们。这趟飞机会晚多长时间？我们该不该通知去接我们的司机，暂时不要去接我们？
没有出过国，当然担心。服务台处围满了人，那个小姐还是保持习惯性的微笑，并不回答。
和我一样候机的人们有些急了。他们质问那名机场工作人员：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大约是问急了。她回上一句，你去找我们领导去！问领导在哪儿？回复说在三楼。
我跟着一群人朝楼上走。到了二楼才发现，根本上不去。二楼和三楼之间，完全被隔开了。也就是说，那位服务小姐，把我们骗了。
当我们再回去质问她为何要这样。她脸上露出一丝痞笑，慢悠悠地回答说：“说实话，这个时候你是找不到我们领导的。”
飞机晚了3个小时。幸好我们提前联系了负责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暂时不要安排司机去接我们。令我们吃惊的是，原定12个小时的飞行旅程，在晚了3个小时起飞的情况下，竟然准点赶到了。
下了飞机，得知准点赶到时，我们都有些后怕。这中间，也没有人出来解释，这样的飞行是否正常。
这趟出国的航空之旅，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傲慢。既要赚你的钱，还不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关键是，想找个说理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经历过这次航旅之后，我所能做的，是此后多年来回飞往国内，再也没有坐过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 五
再说回媒体给我寄稿费的事儿。
凡是还在通过邮局汇稿费的，都跟我强调，这是单位的规定。我跟国内一家地方日报的编辑说，如果还是通过邮局汇款的话，我就不要稿费了，你们留着，算是我给贵单位做贡献了。
我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点儿稿费，而是这些单位面对新形势时所呈现的慵懒和慢速反应。几十年的传统方式，明知它不合理，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温水煮蛤蟆，总有一天会把蛤蟆煮死。这样的单位有什么理由不去死？
我还不能从官方正式确认，那家都市报即将停刊是真是假，也不知道这是否印证了前领导Q总编的那个非著名言论。令人惋惜的是，他也离开了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报纸，去创办新媒体。
我耳边也常回响起母亲那一句对邮局的抱怨：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关门的！静下心来反思，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邮局，很多地方都是。
爱之深，恨之切。现在很多情况是：就像订机票，有时候还不得不用。一旦用了，又让人烦不胜烦。
作为百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你要求对方直接将稿费打至银行卡里，对方总会跟你强调，从邮局汇款是自己单位的规定。有多个理由，为的只是表明一个问题：我们无法改变。
除了大势所趋，我更想知道，是不是我们反应太迟，抑或是脑子里根本就没想过普通民众的最基本需求。
这两天看到一条消息：总理说，要把百姓日常感受变成政策的起点与终点。
我们该动一动了。
否则，很多死守传统而不思改变的单位，最终都有可能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面临淘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报纸关门，仅仅只是个开头。不光媒体，很多行业都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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