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期间，薇薇安和我参观了两个天才——莫扎特和达·芬奇出生时的房子。
在莫扎特位于萨尔斯堡的故居里，你可以看到他的乐器、手稿和肖像。尽管游客来来往往，我们总是设法去想象和感受他的存在。在芬奇镇，一家博物馆展示了达·芬奇发明的富于独创性的机器和机械装置，它们都是忠实地按照他的画作重造的：自行车、直升机、飞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你还可以参观他的故居，想象达·芬奇小时候在那里玩耍、成长，开始沉思和创造。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这些游览充实了我们，让薇薇安的孕期变得更为特别。不过对我来说，它们也是象征性的。我希望在芬奇镇和萨尔斯堡接触到天才的奇迹。如果它们是传染性的会怎么样呢？我承认，内心深处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另一个达·芬奇或另一个莫扎特。
可是，仅仅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意识到这些期望是如何让我变得迂腐并不堪重负的了。我看到埃米利奥的真实发展与我的幻想毫无关系。他有他自己的步伐，他自己的独立动力，他自己的命运。
埃米利奥几个月大时，我就获得了这个教训。我读过许多关于如何将孩子培养成天才的书籍，于是开始让他做新生儿体操。这种训练能刺激脑细胞之间的连接，书上是这样向我们保证的。但是，尽管它许诺这会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反应，可当我试着去训练埃米利奥时，我注意到他常常别过头去——这是宝贝表示厌恶的标志动作。他没有哭，因为我摆弄他时很轻柔，但是他也不热情。
起初，觉察到这一点令人痛苦。毕竟，埃米利奥无法成为天才了。或者，至少我不能让他异常聪慧了。这个梦想无情地破灭了。但是随后，我感到了解脱。我从内心深处允许他成为他原本的自己，或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四个月后，乔纳森九个月大了，开始学习吃东西，根据生长曲线表，他有点儿体重不足，而从直观的迹象来看，他健康状况极好——快乐而又充满生命力。但是作为一个焦虑的父亲，与我自己的眼睛相比，我更相信生长曲线表。当乔纳森吃饭时，我主要想的就是他吃了多少，吃得够吗？他吸收了多少蛋白质？这种食物会帮助他生长吗？
不过，我坐在他的前面，没有参与到他的晚会中。我在担忧：他到底吃了还是没吃？我只希望他能赶上生长曲线表。
然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洞察。在某个片刻，当我没有特别期望什么的时候，一道缝隙打开了：我明白了这种表现。我明白了乔纳森并不把世界分门别类，对他而言，没有单纯地吃饭这类事情。吃饭也是跳舞、和人相处、享受、说话、学习万有引力定律、探索他的所有感觉和玩耍的时间，总之，也是同时做一切事情的时间。他的世界没有分类，浑然一体。我开始享受他吃饭的时光了，并期望着看到他下次的表演。
对任何人来说，背负着期望的重担而生活都令人疲惫不堪，尤其是对孩子而言。他们的性格处在形成期，比成人更易受到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孩子能免于这种负担。我总是看到这种情形在反复上演。快到埃米利奥的第一个生日时，我们参加了一次产前结成的小团体的重聚。所有的孩子都跟他同岁，但除了一个孩子外，他们都会走路了。那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的父亲很生气。“醒醒！”他对那个可怜的男孩说，拉着他的手要把他拖起来，试图让他走路。那个孩子坐着，环顾四周，连一丁点儿走路的愿望也没有。但是他的父亲迫切地希望他能赶上别的孩子。
期望就像古代中国女人不得不穿的小鞋子，她们因此必须把脚裹小，以摇摆的步态去取悦男人。她们成功地博得了男人的认可，但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同样，期望会阻止孩子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发展，因为它是从外部施加一个武断的标准。这就好像我潜入了我的孩子们的内心，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司令部，我通过他们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能量。想想看，有一支军队占领你的生命，你会有何感觉？一个孩子处于过度的或不恰当的要求的重压下，必然会拒绝或掩盖他自己的冲动和兴趣、价值观念和思想。他觉得它们都不够好。他想要讨人喜欢，并努力满足那些要求。他不信任自己的判断，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我只是试图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我最终会把快乐转变为强迫。有的父母就对此乐此不疲。我遇到过一些孩子，对他们来说，拉小提琴是一种折磨，踢足球是一个噩梦，跳舞是强迫性劳动。朋友、音乐、书籍、运动、艺术、剧院，所有这些都可能变成可怕的魔鬼。我们以最好的意愿让孩子去学习，却教会了他们在未来的生命中痛恨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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