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 | 我的父亲：朋友和玩伴

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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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朋友和玩伴

汪明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爸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祖父的名言。在那个年头，能做到这点已属难能可贵。但我们的这位爷爷，多少还是重男轻女的，比如对我们的姑姑，就不是很公平。

到了爸这儿，不仅“父子成兄弟”，而且父女也成兄妹了。他把我们当伙伴，当朋友，从不摆“父亲”的架子。我们叫他“老头儿”，他叫我们“大狗、二狗、小狗！”妈妈无可奈何地说，让外人听了，简直不像话！

我和汪朝很小的时候，出于女孩子的天性，总想打扮打扮谁。妈是有威严的，压根儿别想在她身上打主意;爸好说话，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大吼：

“爸！来！”“干吗呀？”

“可以在你脑袋上梳小辫吗？”“行啊！”

我们七手八脚地在他头上乱揪一通，手上也没个准，爸疼得咧嘴，我们还不停地呵斥着：“别乱动！”

不一会儿，扎了满头红色绿色的绸带。拉爸去照镜子：“好看吗？

“真漂亮！我们妞儿就是能干！”

闹够了，我们很快把兴趣转到别处。爸认认真真地征询：

“可以拆了吗？”“拆吧！”

爸仔细地拆下绸带，交还给我们。有时汪朝很决断地说：“不行！好不容易梳的！”爸便毫无意见地继续顶着那一头的花花绿绿，若无其事地做他的事情。有一次突然来了客人，可真是弄得狼狈不堪！

北京人爱说“你我他仨，没大没小！”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请家长谈话。我正在操场上疯玩，爸来了，我高声大嗓地冲着他喊：“老师让你去办公室！”老师“噌”地出现在门口，激愤得满脸通红：“怎么那么没规矩？应该说，老师请您去办公室！”她板着脸让我对爸重复这句话。我毕恭毕敬地学了，爸手足无措，一脸对不起我的表情。

回家的路上我学着用“您”，还没说几个，爸就忍不住乐了：“您呀您呀的，真别扭！”“可是老师都批评了。”“那就在学校说您，回家还说你！”末了又问一句：“这样好不好？”“好！”

有一阵子我非常贪玩，期末考试时，数学竟得了一个64分！拿到卷子，觉得天都昏了。班主任老师朝我怒吼：“你这是猴子坐滑梯一溜到底呀！奇耻大辱！得了这么一个‘体面’的分儿，看你回家怎么交账！”

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妈不在，爸在写东西。我战战兢兢地把卷子推到爸的肘下，笔杆条直地立在一边等候发落。爸抽空瞄了一眼，很意外的样子。我的头皮开始发紧。不料他竟然笑了，温和地拍拍我的脑袋，毫不犹豫地在那个“奇耻大辱”旁写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曾祺。爸继续平静地写他的东西，我却感动得一塌糊涂。事后，他并没有对妈、汪朗、汪朝提起这件事，或许是有意的，也许并没有当个事儿。我又松了一口气，好歹保留了点自尊心。

第二天向老师交卷。“挨揍了吧？”“没有。”“那一定挨斥儿啦？”“也没有。”

打开卷子，似乎弄明白了：“难怪，又不是亲生父亲，管你那么多干吗？”“我爸爸是亲爸爸！”老师又纳闷了：“那为什么他姓曾，你姓汪？”

三十几年过去了。有时我闭上眼睛，那个红色的、愤怒的“64'和与之并排的洒洒脱脱的“曾祺”还会浮现出来。

汪曾祺大女儿汪明

小学时做过一篇作文，《我的理想》。我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社会主义新农民，“养的大鱼满池塘，种的粮食堆满仓”。作文被当作范文在我们班和别的班里念来念去。事后，语文老师找我谈话：“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他严肃起来，“你可以这样写，却不能这样想，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定得这样低。”他认为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当农民？亏你想得出来！”

爸看了作文，又听我转述了老师的话。他说，当农民，也不赖！不过想当一个有出息的农民，像你写的那样，不容易。“将来读个农学院，怎么样？”

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又破又旧，学生大部分是附近大杂院的孩子。我每次絮絮叨叨地和爸说学校里的事儿，他都很耐心甚至很有兴趣地听。那年“六一”，学校要搞篝火晚会。老师听说我爸出过书，写过剧本，试探着问：“求你爸给咱班写个朗诵词？”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