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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厅的特点是敞，很宽敞。盖得后，祖父的六十大寿在这里布置过寿堂，宴过客，此外就没有怎么用过，平常总是空着。我的堂姐姐有时把两张方桌拼起来，在上面缝被子。
敞厅对面，一道砖墙之外，是花园。花园原来没有园名，祖父命之曰“民圃”，因为他字铭甫，取其谐音。我父亲选了两块方砖，刻了“民圃”两个小篆，嵌在一个六角小门的额上。但是我们还是叫它花园，不叫民圃。祖父六十大寿时自撰了一副长联，末署“民圃叟六十自寿”，“民圃”字样也只在长联里出现过，别处没有用过。
西边半截的房屋大概是祖父手里盖的，格局较小，主要房屋只是两个堂屋，上堂屋和下堂屋。
上堂屋两边的套间，东侧是三房，西侧是二房。
我的二伯父早逝，我没有见过。他房间里的板壁上挂着他的八寸放大照片，半侧身，穿着一身古典燕尾服，前身无下摆，雪白的圆角硬领衬衫，一只胳臂夹着一根象牙头的短手杖，完全是年轻的英国绅士派头，很英俊。听我父亲说，二伯父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他是新党，但崇拜的不是孙文而是黄兴。有一次历史教员（那时叫作“教习”）在课堂上讲了黄兴几句不恭敬的话，他上去就给了这个教员一个嘴巴。二伯父和我父亲那时都在南京读中学（旧制中学）。他的死也跟他的负气任性的脾气有关。放暑假从南京回来，路过镇江，带着行李，镇江车站的搬运工人敲了他们一下，索价很高。二伯父一生气，把几个人的行李绑在一起，一个人就背了起来。没有走几步，一口血吐在地上，从此不起。
二伯母守节有年，她变得有些古怪。我的小说《珠子灯》里所写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用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用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有一个人是常上她屋里去的，我。我去了，坐在她床前的杌凳上，陪她一会儿。她精神好的时候，教我《长恨歌》《西厢记·长亭》。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叶落时。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紧，
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也有的时候，她也会讲一点轻松一些的文学故事，念苏东坡嘲笑小妹的诗：
人前走不上三五步，
额头先到画堂前。
这样的时候，她脸上也会有一点笑意。她的记忆很好，教我念诗，都是背出来的。她背诗，抑扬顿挫，节奏很强，富于感情，因此她教过我的诗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她的诗词，是邑中一个老名士教的。
摘自《汪曾祺经典 · 耳目所接皆是水》
耳目所接，无非是水，
故乡人情，隽永流长。
植于一方水土，涵盖人生百态，堪称一部“文化小说”，每一处都透露着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人生深入透彻的思考。中国文人的别样记录，温柔的心灵抚慰。
内容简介：
《耳目所接皆是水》为《汪曾祺经典》丛书之二，汪曾祺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倾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这一方土地，本书精选与汪曾祺家乡印记有关的文章，并配有作者行走家乡时的照片和创作的绘画书法作品，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这位有生活气息的文学大家，带领读者感受水一般的家乡对作者的深远影响，以及作者对故乡和故乡人的深情。
作者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小饱受诗书字画熏陶，抗战初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承沈从文，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金庸誉之为“中国味”的作家之一。
他的文字干净而传神，谐雅兼具，植于一方水土，涵盖人生百态，堪称一部“文化小说”，每一处都透露着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人生深入透彻的思考。他的娓娓道来，在那个风云巨变的时代是中国文人的别样记录和温柔的心灵抚慰。
主编
陈其昌，现任汪曾祺研究会秘书长，曾担任高邮市文联驻会主席，市文化局副局长。长期从事教育、宣传、文化、文艺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烟柳秦邮》《新民滩的悲欢》《朱葵艺术传》《熊纬书传》等著作。
顾问
汪朗，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作品有《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我眼中的父亲——汪曾祺》《四方食事·胡嚼文人》《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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